作者：郑濛
如今的一线城市三甲医院可以用“人头攒动”来形容，这其中不乏很多慢性病患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生活陋习带来的影响加重，慢性病呈现“井喷”甚至“海啸”式增长。基层医生和家庭医生的短缺令慢性病患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李星明教授曾在《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多部门合作：理论、实践与模式》一书中提到：“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13.26%，过去十年我国人群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构成从1990-1992年的76.5%，上升到2004-2005年的82.5%，到2010年已达85.3%,20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
我们知道，有86%以上的大病由慢性病造成，一旦确认就需要终身治疗，越来越多的患者给医疗系统带来了更加沉重的后续康复压力。难道大医院要永远“不堪重负”下去了吗？
在各种会议、论坛上，我们反复听到“将医疗资源下沉”的疾呼。尽快、就近将病患小问题处理，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期待。 头痛脑热、血压血糖异常等本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大大占用了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医生不得不将危急重症与“感冒发烧”共同处理。
“我们知道，医生都是很有文化素养和理想的群体，但这样下去很难体现出他们的医术和价值。”李星明教授如是说。唯一的做法，是真正将慢病患者“下放”到基层，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基层医生。但这一切显得尤为苍白，多年寒窗苦读，没有人愿意进入社会地位和薪酬都不高、职业发展不清不楚的基层医疗机构。前一段，一位北医毕业的全科医生留在社区服务中心被当做“高级人才下基层”的典型事迹报道出来，可见其特殊性。很多人即便想无私奉献，也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这让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群体：基层医生。
收入低是优质人才对基层医院望而却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现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因为缺乏相应的奖励方式，很多基层医生不愿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随访，慢病管理工作一直被搁浅。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一种管理模式：如果一位基层医生通过对患者检测，将患者的一项慢病防治成功便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不能用管理公务员的形式去管理我们的基层医务人员，二者是有很大差距的。”李星明教授说。无论未来制度会出现什么形式，首先要让医生的劳动价值与尊严有所体现。在台湾，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的收入是当地公务员的3-5倍，也是源源不断吸引着众多优秀的学子报考全科医学专业的重要因素。
另一原因就是晋升受阻，很多医疗机构还是从论文成果出发，而没有强调管理的效果。“如果这种导向不变的话，基层医疗服务将出现很多问题。”李星明教授表示。试想一下，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建立这样的机制：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当医生在当地的慢病管理上做出成绩时，以劳动成果当做晋升的标准，越是艰苦地区，越要给予晋升奖励。基层慢病管控的成效或许真的比一篇论文要更有实际意义，这也符合医疗实践的本质。
李星明教授不禁提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自成一体的乡村服务“网络”，在没有互联网、经济不发达的时代，看病不难、也不贵。这或许更加值得现在的我们深思……他还曾在书中提到：社区慢性病管理还离不开社会力量参与和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在建立健康档案、生活方式干预、康复指导等诸多方面，还需要构建紧密有序的协作网络。
除了转变奖励和晋升机制，他还呼吁：慢病管理需要社会分工。因为填表、建立档案、做居家疾病的随访等辅助工作还要牵扯医生大量时间与精力，让价值感打折扣。在此过程中，还需要一批受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协助完成。看来，在未来想让基层医生充分发挥价值，还有很多空缺的人员与设施需要一一配套。
在谈到慢病管理的未来时，李星明教授表示下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 ，深入落实到每个公众身上。美国自70年代起着手做慢病管理，心血管病的死亡率早已出现拐点，而我们为何依然逐年飙升？他认为与我国相对落后的科技与经济并没有最直接的关系，而是居民健康意识的落后造成的。
在我国确实经常见到此种情况：嘴上说远离慢性疾病，但是烟民们却从未想过戒烟这件小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书中他这样写到：“目前我国有慢性病危险因素者5.4亿，其中18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8.3%，饮酒率为36.4%，经常参加锻炼人群比例仅11.9%。”一组组数据表明着我国潜在的庞大慢性病患者群，触目惊心。
最后他表明：慢病防控工作绝不属于医疗独家，还要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基层是医生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有着独特的文化情怀，医护人员不仅仅要用生物学做法防控，还要充分能结合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心理需要。任重而道远，需要逐渐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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