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释“社会如何可能？”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更加明确地，解释：基于何种制度条件和其他背景性条件，具有理性的主体相互作用如何出现何种类型的秩序？乃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另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测、改造和设计我们的生活的世界。这种理论基于这样一种推论：就像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科学事实的预测一样，社会科学同样可以预测（比如革命）。因此，社会科学旨在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并把这种规律应用于改造我们的世界，以实现按照某种排他性完备性学说设计的美好未来。这就是波普尔批判的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是拉普拉斯妖的社会科学版本，其致命缺陷在于在不恰当的场合运用了还原主义，还原主义非常不适用解释人类社会这种复杂现象（西蒙认为经济现象只具有“近可分解性”）。所谓复杂现象，就是某一现象的出现，解释变量的数量非常多以至于根本无法建立可检验的模型。比如为一次革命的出现建立模型。复杂现象还指现象发生在这样的系统之内，系统的组分数量是“中等数目”，即既不是理想气体分子中的分子数量级，也不是数百上千可数的数量级，而且，系统内的个体具有主动性，所谓具备理性的行为主体。这种主体的行动不服从布朗运动的随机特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然科学的方法（数据，统计，归纳，检验）并不适应于这一领域，同时预测也不是社科科学的中心任务。人们受到自然科学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鼓舞，试图把同样的专业思维习惯引入社会科学，已经引起大量灾难性后果。在中国这种灾难性后果从来没有真正被清算，还在某种小规模的方式不断上演。 波普尔（1986[1968]:487）这样定义社会科学中心任务：探索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出乎意料的社会反应。这一定义非常符合哈耶克的定义：（经由个体相互作用）组成这些整体，并提供构成整体的结构的关系体系（1991：69）；个体根据很少的信息便能取正确的行动，信息很简短，值传递给相关的人。更一般地，“问题恰恰是如何把我们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单一头脑所控制的范围之外，因而这也是一个如何摆脱有意识的控制以及如何促使个人不用别人吩咐就能令人满意地行事的问题”（1991：83）.哈耶克还在另一处用斯密和门格儿的话表达了他认可的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用亚当.斯密的表述，人在社会中 ‘不断促进着不属于他们的意图的目的’……道出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卡尔.，门格儿说，“如果不存在建立服务于共同福祉并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种制度的共同愿望，那么如何让这些制度产生？”（2003a：85）。看来，斯密以来，门格儿，到波普尔，非意图后果被视为他们关注的中心，用桑塔菲的语言，解释复杂适应系统如何涌现出秩序，或者发现良好秩序的制度条件和背景条件，乃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 基于这种理论的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什么？预测的不可能性，一般历史发展规律根本不存在，那么，根据某种完备性学说设计美好社会蓝图就不构成公共政策的目标。波普尔提出了相当简略但很见地的意见（1986：493）： 第一：追求在对自由的限制上人人平等，这种限制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定义自由很困难，但自由是有限度的是公认的，那么限制自由的条款适用于所有人，这一点亦可以达成共识。 第二：反对（抑制、制止）可避免的苦难。由此，增加幸福应当留待个人发挥首创精神去解决。与恶做斗争，而不是为求永远不能实现的最高的善而去做一代又一代的牺牲。波普尔的这一点，可以简单地转述为：公共政策的正确目标是避苦，而不是求乐；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这一思路对于中国的现实很有启发性。改革不是寻求通向善，美好，小康社会等任何美好蓝图；相反，改革是一种发现苦难、避免苦难的工作，也是发现错误，清除错误的工作。这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改革就是改错”，这是改革唯一正确的方向。政府在改革中不能包打天下，还有大量的工作留给个体、家庭、企业、非政府组织去追求，政府在改革事业的格局中，仅仅是一个改错者的角色，一个消极的角色而不是积极的角色。 来源：（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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