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明朝的这次分手，使得在之后四百多年里，中日两国形成了几乎完全不同的饮茶方式。中国是将完整的茶叶冲泡，并最后将无味的茶叶倒掉；而日本则是把整叶磨成粉，将其饮尽。中国人追求香高、色翠、味甘的茶汤；而日本的茶汤是混沌不清的，味道较苦。中国人会品评各地的名茶，来比较与享受茶汤口感的不同；而日本茶人并不侧重茶汤的品质，更看重茶会的艺术形式。
日本之所以没有继续跟随中国的步伐，不仅因为日本的茶叶不适合炒青，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一个客观原因是，1570年至1688年，中国实行了约100多年的海禁，使得在1570年之后记录炒青工艺的茶书无法影响到日本。人为阻断了日本向中国的学习。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到了明代，文人的“书斋文化”逐渐到达了巅峰期。笔、墨、纸、砚、石、玉、瓷的制造技术，插花、焚香、盆景、古玩等鉴赏艺术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文人雅集频繁，因而促成明代文士茶的形成。
文士，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孤傲清高的心性，以及有特殊才华的文人。他们对世俗世界有独特的认知与看法，对天地自然有独判的精神，对生命万象有深刻的情怀。
这个阶层在雅集清聚时，自然需要不受拘泥的形态，借此可以抒发自我、脱俗独赏。
我们在明代茶书中看到“幽人”对自己茶室的描述：“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室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
在明代，饮茶文化终于从唐宋时期的宫廷走到了民间，在文人阶层广泛兴盛。
在明代提出“茶道”概念的是张源，他概括茶道为“精、燥、洁”。这里指的是造茶、藏茶、泡茶的技术。文人的茶会活动将细腻地品茶与琴棋书画、清赏雅集融为了一体。
而在日本，天皇一族一直保持着万世一统的体制，其政治与宗教文化都带有世袭传统。像明代那样抒发自我、脱俗独立的文士阶层是不存在的。其茶会参与者反倒往往是武士、平民。因此，茶会是模式化的，所有的程序都是主客事前知晓的，就如舞台戏的表演者，毫无悬念地照着剧本将全剧演完。
想象一下，在中国，在茶室或林间，一群文人逸士，焚香煮茶，诗词歌赋，畅谈人生世事。在海的东方，日本人在一个几平方米的斗室里，默默地欣赏着来自中国的器物，然后在一系列繁复的仪式之后，将一碗茶末搅拌的茶汤喝下。
这个场景如果变换成纪录片的画面，就如此进行了下去：
在中国，从明到清，国力逐渐衰败，到清晚期，1854年，日本因“日美协定”而向世界开放，日本的茶文化爱好者们活跃起来，纷纷赶赴中国采购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古董、茶具。
在日本，抹茶道一直很好地延续着，到了19世纪后期，日本维新改革，国力渐强。自汉唐以来中国文化居高临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甲午战争后，大量的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中日的文化交流变为双向交流。
在中国，国家进入了长期的战乱与贫弱状态，明朝那些文人的茶聚形式早已灰飞烟灭。国人仍继续饮茶，只不过将茶与“柴米油盐酱醋”归为一类。
直到近二十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复燃起来，爱好喝茶的人渐多起来，在我们不断追寻精雅的茶道形式时，发现了日本制造的许多茶器，从铁壶到小茶杯，这些器物成了趁手的茶席物品，继而我们开始关注日本茶道。甚至开始去模仿学习。
历史就如树木的生命轮回。从小到老，从茂盛到衰败，然而，只要不经意地有一颗种子落入泥土，就会在某一时刻再生出它原本的生命。四百多年前汉文明曾经演绎活跃的茶道文化，在今天，其实已然再次钻出了土地，开始生长。只是，它长出的样子显得散乱无形，我们看见了它的生长，却又怀疑它是否可以成为参天大树。
中国是世界上所有茶的发源地。绿茶的鲜爽、普洱茶的霸烈、红茶的馥郁、乌龙茶的韵味、黑茶的深厚、白茶的甘洌......地域地貌广博丰富，使得我们得以遇到形态与滋味各异的茶。各个茶区传承下来的制作工艺，也因历代茶人的各种调制试验而演变得多姿多彩。
一把壶，一个茶杯，一壶水，顷刻可饮。
一片茶叶，因生长环境的特点、气候的特点、制作的特点、存放的的特点、冲泡的特点，到茶客口中时已然具有完全的独特性。这就是中国茶的迷幻之处，也因而使过程中的各个角色产生出独特的人文状态。
在当代的中国，在精神层面上，茶与宗教、心灵的修养也开始自然地结合了起来。
在我们四处寻找何为中国茶道的时刻，我一直以为，中国的茶道早已形成，它形式简便而又千变万化，它完全可以包容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类佳茗。它也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灵活简便中寻求精神的松放解脱。
如果我们不去领会源自明朝的那场分手，我们的茶文化就又会如断根的浮萍，不知漂流到哪个角落。
所有将生命与茶交融的人，都有责任，将我们体悟到的茶道文化，在这个历史时期，刻下深深的印记。（全文终）
注：
本文摄影图片作者：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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