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第一时间响应
中国慈善让人惊叹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始人 比尔·盖茨
中国慈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对于灾难或者一些突发事件的响应。无论是谁,在发生灾难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想,我能做些什么?这种态度和行为很让人惊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素来都有乐善好施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慈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教育领域我能做些什么,在环境保护方面我能给予什么帮助——在中国慈善领域中,提供帮助的意愿能力在不断增长着。而与之相适应,接受这些帮助的能力也需要加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这很让人高兴。
当然,慈善需要智慧,需要对慈善事业内在规律的把握。30年以前,中国没有什么人有钱,现在的这一代富人是中国第一代的富豪,所以他们很多人对于慈善事业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尽管它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
在从事慈善工作的过程中,总会有捐赠者担心,接受捐赠的这个组织是不是足够有效率,会不会挥霍或者浪费了我的捐赠。慈善事业在美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这样的担心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这种担心是好的,因为它能够督促基金会或者其他慈善机构,如何更好地用好善款,提高效率。
现在,我们雇佣了很多专业的人员来从事慈善事业,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来保证慈善事业效率的提高。同时,还有透明度的问题。盖茨基金会会对善款的处置,进行具体的记录,这一切都会向公众披露,大家都可以查阅。
慈善事业本身也是一个自我培训和教育的过程。像别的事情一样,勤于练习总会有所进步的。
(本报记者 苗苗采访整理)
学习如何去给予别人
小额慈善更加可贵
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沃伦·巴菲特
不同规模的慈善,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大额慈善,在一些情况下,确实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有些项目,也需要通过做大规模资金来实现。
可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额慈善,格外让人尊敬。我捐款做慈善,事实上,对我的影响并不大。我依然可以住我想住的房子,看我想看的电影,去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我不需要为做慈善,放弃任何事情。
在美国,在慈善组织或者其他个人组织的募捐活动中,很多人可能都会放5—10美元进募捐箱。数额不大,可这样的捐款,是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的。他们捐出的每一美元,本来会有其他用途的。现在却因为做慈善,帮助别人,而做出了自我牺牲。
我们需要大额慈善,但这样的小额慈善的行为和态度,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当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参与慈善,无论是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环保,或是其他领域的慈善工作,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会是巨大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
李连杰在中国倡导的每人捐一元钱的慈善行动,就是这种个体的小额慈善行为。我小的时候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习如何去给予别人帮助。这真的有用。正是这样的习惯,在我长大了、拥有更多财富后,才使我会去做更大规模的慈善。
小额慈善像是一种习惯的培养,也更像是一种代际之间慈善观念的传承。这两者都很重要,需要平行发展。
(本报记者 苗苗采访整理)
中国慈善期待更上层楼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邓国胜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慈善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捐赠总量在2008年突破了1000亿元。
然而,这样的“成绩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据统计,美国每年慈善捐赠超过3000亿美元。
若要弥补差距,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我们还需要实现以下“突破”:
慈善意识与观念“突破”。人们的财富观念与慈善意识还有待提高。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误区是注重富人捐赠、企业捐赠,特别是一些慈善组织缺乏战略眼光,忽略个人小额捐赠。
现代慈善组织发展“突破”。由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还不成熟,还没有为企业和个人奉献爱心搭建多元化的、高效便捷与公开透明的平台。不仅慈善效率不高,而且平民与富人、企业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还非常有限。
行政“突破”。一些慈善组织的行政色彩太浓,一些地方的行政劝募严重挤压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
制度“突破”。目前,我国慈善领域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法律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期望尽快出台《慈善法》。
若克服上述制约因素和认识误区,我相信,必能极大激发中国慈善潜力。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激励富人投身于慈善事业,更需要鼓励平民的积极参与。
怎么鼓励呢?研究表明,成年人是否参与慈善,与其孩童时期是否参与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慈善观念与行为需要从小抓起,从教育入手。特别是富二代、富三代更应当从小培养他们的慈善意识与财富观念。
抓慈善教育的同时,还不能忘了学习国外的慈善经验,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度与慈善效率。西方慈善机构强调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治标治本。而直到今天,国内很多富人慈善或慈善机构还停留在输血式扶贫的阶段,缺乏创新。
让中国慈善更上一层楼,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角色需要准确定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要明晰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边界,减少行政对慈善的干预;国家应将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到更高的战略位置,制定国家层面的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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