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阁自2005年起步，从业18年，出版古籍文献670种，从北京到成都，已成为古籍文献出版重镇。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市场和资料，离不开教授的学识和智慧。两者兼具，而中间的路需要自己走，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借鉴行业先进经验，尤为重要。
张元济的时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厦将倾，社会动荡，文化式微，有“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的感慨，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为依托，以新式印刷为核心，以外资为手段，以教材为市场，创建东方图书馆收集底本，影印《四部丛刊》拯救古籍与危亡，影印《四库全书》未果。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等人，胡适也差点入职商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候出版的地位。而文献虽盈利有限，但是文化所系，是重要的工作。所以商务印书馆的文献，《四部丛刊》，《万有文库》都走的是平民路线，播撒文化种子在民间，同时清末图书馆兴起，也创造了一定的市场。
对于图书行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华书局陆费逵曾有明确的论述：“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陆费逵是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经营思路与商务印书馆类似。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做《辞海》、《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是竞争的结果，究其逻辑和市场，与商务相同。
民国的出版成功事迹，影响久远，为人津津乐道，近年的图书市场主体，网上拼价，招标询价，程序冗长，利润微薄，英豪之气，日渐萎靡。而这十多年来，我接触过的文献出版商的产品和经营方法对我也颇有启发，使我继续坚持出版品质、方向以及销售方略。在出版领域，也需要强调文化自信，出版人要有自己的操守，知识产品不是白菜萝卜。
爱如生公司的刘俊文先生，北大教授，做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续编）1200册，齐鲁书社，这个书定价36万，2006年至2012年左右，我大约售出8套，价格从30万到60万，一路超过原价，继续涨价。而且现款现金，必须款到发货。我为凑钱费尽心机，当时很不理解刘先生的作法，等我做出版时候，就想通了，因为是大型文献，大标的，一定是有订数，中间商才会要，而货源独此一家，出口唯一，只要有订单，其他困难都是暂时的。如果被中间商先拿走书，那么要账就是很麻烦的事情。随着现在中间商的信用滥用，造成了很多麻烦，而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原点控制，简单实用。后来刘先生和我打交道多了，也将他的个人藏书让我销售，《中华再造善本》《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等，我基本卖了他一半的藏书，他也给我较优惠价格，但一直是现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一凡教授，陕西富平人，编了很多法学类文献集成。《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历代判例判牍》等，杨先生年轻时候用功过度，结果腰肌劳损，他不能坐，看书只能站着或者趴着。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们很惊讶，居然一个人有一栋3层楼的图书，简直就是图书馆，都是学术书，还有些日文法律书籍，珍本秘籍，坐拥书城。他有个助手吴晓云老师管发行业务，见我们资金紧张，我拿走了书，要来还钱，她还说不急，等年底了或者我要了你再给。杨老师对我们也很好，有次还请我吃饭，我自信我们古籍资料较多，他开玩笑说他编《清代秋审文献》，资料网罗殆尽，如果还能有，我一条给你1000元。后来我比对下目录，果然找不到他没有的秋审文献，可见杨老师对资料的熟悉。他有几千张光盘放了2大柜子，并且分门别类整理好，2013年左右，我还带着我们5个同事，花了半个月时间，将他所有磁盘，光盘内容整理到一个2t的盘里面。我们认识也有十来年，当我做出版时候，为照顾我生意也和我换了几套书。
刘聪建出版语言文字类图书，拳头产品是《金文文献集成》，我销售了很多套。书是68折销售，当时这个折扣是市场最高的，因为姓刘，被经销商起了外号668。而现在《金文文献集成》原价翻倍都买不到了。当他得知我中标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中华字库》的3个项目供书（复旦大学金文的搜集与整理；河北大学杨宝忠教授的明清图书用字搜集与整理；西南大学毛远明教授的石刻文字的搜集与整理）非常开心，他给我供书时候，提醒我，无论什么工作，第一步都是收集资料。资料完善，工作才能事半功倍。我这些客户的中期工作做成文献集成，既可以作为出版产品，也可以作为教授们的中期成果。《中华字库》招标都是指定书目，旧书，港台版，日本版，甚至古籍都必须全部满足，这就需要懂古籍，也要懂市场，还有一定人脉关系，才能找到这些特别的书，同时还要准确报价，确保中标后一定能买到书。中华字库项目要的大都是较贵的书，需要很多资金。当涉及刘聪建有的书，他给我4个月的账期，让我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回款。偶尔也有图书馆找他买书，他会介绍给我，说找不到的书，就找王强吧。跟着刘聪建一起的有位编辑叫刘青，瘦小文静，负责我的发行业务，每次取书，她都要开单，再到库房找书，然后协助我们装车，我说书太重，不要她搬，而每次她都很积极帮忙。搬书时候，要经过一个小巷子大约50米，下雨时候，还替我打伞。不过她其实是编辑，和我说了编校古文字图书的困难，后来可能长时间用眼吧，居然视网膜脱落，只好回长沙边工作边看病。
线装图书公司的王长林先生，主要做近代日本文献和女性史。从认识他到现在15年左右，一直公司都是4个人，超稳定结构。有次我买《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等多套女性文献书，价值10万，就给他留了一张支票，大约2个多月期限。到期钱也不够，商量先给一些。王老师说年轻人，你先卖着吧，年底一起给我就行。结果一直拖到6个月左右才还。王长林先生现在60多岁了，还自己校稿。他是军人转岗，当年是董事长，最多时候管理几千人，每天开会协调，累得要死，后来他辞职做起了出版。每次见面都问我，你们现在公司多少人，我从10个人，每年增加10个左右，说到了70多人，每次他都问我，你不累吗？我也就是笑笑，努力吧，反正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他当年也做过好多线装书，出版过《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线装书局。现在做的都是精装书，还给我介绍了北京虎彩文化公司，说精装书适合小批量生产，品质不错，你也试试。北京虎彩文化公司是亚洲最大按需印刷的工厂，我考察了下生产线，看下品质，将原来传统印刷方式改成了按需，这是先进的生产力，我们积极拥抱。
卢仁龙先生，湖南人，四川大学硕士毕业，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辑，然后出来做文津阁四库全书，完成了商务印书馆前辈们未竟事业，2007年温总理向日本立命馆大学赠送了这套书，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过此书。他将学术和文化融合，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化身千万，做出线装版，精选版，专题本、普及本，原大版、四合一、九合一、提要版、数据库等多种形式，也实现了经济利益，靠着一套书打了天下。业余时间，卢先生还在继续钻研学术，做真诰等经典古籍研究和近代出版人研究。最近卢先生年近花甲，想换一种人生开启投资生活。
北京鸿博儒图书的方应权，最早做馆配和教辅，他做书的时间和体量，当年和人天书店差不多，人天书店早已是行业老大。他十多年出版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190册，是从台湾引进版权，印了1000套。这么大的书，印这么多，还能销售挣钱，可见营销能力之强。后来他慢慢摸出门道，和故宫出版社合作做了一系列故宫藏系列。他说文献出版，就是养老的工作，慢慢出，慢慢卖，做些长销的品种，也总会有盈利。他还花了10万美金从台湾引进了《台湾地理小百科》100册版权，作为他馆配的拳头产品，后来两岸关系紧张，各种限制，结果十多年了，书还没有出版，现在更是遥遥无期，他也无奈。近几年他也出版一些线装彩色本的道教典籍，另外主要精力和政府做清洁能源供热事业去了。
香港蝠池书院的李一出版很多边疆史的史料，买书时候经常我带着司机去，李一经常请我们吃江团，问我们市场情况，估计是认真地记录我们的意见，策划对应选题。有次说起他们带着社科院老师去度假，然后搞个头脑风暴，有个教授一天给他们想了好几个选题。李一喜欢看球，50岁了还是那个少年，还能踢，还喜欢看英超，每次决赛，都是通宵看，都很激动。
北京煮雨山房的姜寻，出版《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长头发，艺术气息浓厚，喜欢藏书，收集各种稀缺版本，同时对于图书的周边产品比如雕版也都很有兴趣。我当时书店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他经常来淘书，多少都有些收获，我有时候也卖他的书，就和他商议能否互换一些书抵账，他也很乐意。有时候我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书，还见过一些他的设计，感觉挺亲切。2009年我在香港买了一块《邝氏宗谱》的大雕版，大约60厘米长度，差点都上不了飞机。因为是稀见姓氏，而且大尺寸雕版很少。他很喜欢，就提出花5000买我的版，然后互相抵账。他复制了一台海德堡的大机器，还邀请我过去看看，说了一堆未来计划和印刷历史。对于印刷我不懂，但我能感受到他对书籍的热爱。后来他还出版了一些著名人物的雕版刷印诗集，看着很精致，1本上万元，刷新了我对新书的认识。后来他利用他的收藏和出版品，和政府合作开了几家模范书局，被评为京城最美的书店。由于大家工作繁忙， 联系不多，年初看到他意外离世的消息，我也感慨一个传统有温度的纸本书时代过去了。
台湾的文献出版基本是较为独立，规模较小的企业。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作为非个体性质的企业很少，出版过《明清档案》（12辑），《康熙朝起居注册》等，产品类别近似大陆三联书店。当年需要先交钱，我填写好信用卡信息，一般使用visa通道，用hotmail邮件，连密码都不用填，金额较大，每次都刷的我心惊胆战。联经出版公司当年出过很多好书，比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都劝他们再版，他们也采纳我的意见。发行部主任张雪梅，业务高一鸣等，他们调岗或退休了都和我写邮件告别。
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李汾阳先生是第二代接班人，是台湾的教授，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2009年美国客户要买台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我给他们报了70%，书是60%批发的，后来美国书商找到李汾阳先生，而他一诺千金，为保护我的利益坚持要70%销售给美国客户。多的10%几万块钱，对李先生肯定也是小钱，对刚起步的我们而言，雪中送炭，我说多的钱，我都买文海的书，于是我买了百来本《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还剩下的钱，买了20多种当年文海影印图书用过的底本，然后学术书基本在店里几个月就卖光了，线装书有一本还拍出了较高价格，让我在艰难的岁月中，多了一桶金。然后我又将这些钱，又都买了文海的书。去台湾也都会去文海转转，买一些书，我们也聊起两岸文献出版。李老师说当年没有版权保护，他的《大清五朝会典》就被大陆盗版了，你看内容和我们一模一样。
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林登昱先生，经营着文听阁图书公司。他们出版过《晚清四部丛刊》《稀见清代尺牍》等重量级图书，他来北京，基本先去董光和那里报到，然后住在友谊宾馆，当年我在北大，离得近，也做过几次业务。2010年我到台中，林先生特意来接我，台中的码头很小，一出站就见到林先生激动的挥手，然后带我去逢甲大学的夜市，转了台中市，安排我下榻陈云林和辜振甫当年会谈的宾馆，然后接我去他家和他家人一起吃饭。晚饭后散步，他也和我聊起出版的辛酸，他是中正大学的中文博士，东海大学中文副教授，老婆是湖南人，当年他做《全台文》，将祖产乡下两栋楼都卖掉了，被家人诟病不孝，后来终于又挣钱买回来了，然后他带上酒和花生米，在祖坟上和祖先说他不会亏掉祖产，没有不孝。有次我电话他，他接起来很豪气地说：“强哥，我正在打篮球，锻炼身体，过一个小时给你回”。鉴于图书市场需求和两岸关系，我建议他在大陆出版，大型文献不用担心盗版，盗版都是要亏本的。于是2014年，林先生深思熟虑将《稀见清代四部辑刊》1000册交给学苑出版社出版，我推荐虎彩印刷公司印刷，并且劝他说不要烫金，因为一块版300块，林先生坚持烫金，于是多花了快30万，可见对品质的追求。书出版以后，我推荐他把书存放在我们办公室附近的楼房，发货我也可以帮忙。这套书还真销售不错，印了20套，几年也都卖掉了。每次他卖书，我安排4-5个人去打包，安排卡车，林先生都请大家吃饭，又给我塞上1000元钱，我说不要，他都硬塞过来。他也经常往来大陆跑业务，有次来成都还来看我，并和我们单位编辑座谈了一个小时。林先生的助手是吴玫燕，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助理，说话台湾腔重，林先生来大陆偶尔需要人民币或者发货协助，他都会电话我，说的清清楚楚。
除了亲身经历，我们也拜读了当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先生在《古籍出版影印丛谈》《我对“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反思》等文章，辨析了影印和排印区别，对于古籍影印的技术，价值，意义，市场等详细介绍，增强了理论修养。
感恩这么多行业先进给予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还有理念的传递。对于我们的出版影响甚大。接触文献近20年，做出版也有10年了，文献出版，久久为功。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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