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神的看多了，来本轻松点的，网红的语言学者所写的关于汉语历史和演变的文章合集。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汉语言文学，但一直对汉语音韵感兴趣，看看也有点意思。
实际上，书同文虽然同得早，但语同音可真是落后了西方一千多年——汉字本身几乎没有读音指示，是从象形而来，这也构成了汉字与拼音文字极大的差异。
不比较不知道，中国孩子的阅读较之拼音文字国家的孩子阅读要晚得多，中国孩子光是学习汉字和记忆汉字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中国字的音与形是两回事。个人感觉这也应该是阅读对于中国人而言一直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的根源所在。
因为小孩学英文比汉语拼音早，英文字母读音的指示性极强，再反过来学习拼音，就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音韵之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难的部分，虽然称为小学，但学问可真不小。
中国字的音韵始终在变化，秦代没有卷舌音，到魏晋才开始又卷舌音，到了隋唐，平声就有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吓不吓人。
到了宋代，居然还能有206个韵母。明清代，也仍然有76个韵母。到了清中期，不知怎么回事，官话里的入声没有了，入声就成了古语。
所谓入声，其实就是英文中常有的以p，t，k收尾的音节，即只有唇齿气声而无韵。保留了入声的有闽南语和粤语（如发“佛山”的佛那个音，短切性很强，其实含了一个t的尾音），当然这并不是说闽南语和粤语就是以前的官话。
潮州话对入声也做了保留，但在语言中往往顶多用一个入声，上海话则把入声全部混到一起，长沙话则是典型的把入声直接去掉了，长沙话里只有韵，没有短促气声（典型的就是几乎绝大多数长沙话腔调都可以用简谱的6、3、1三个音组合代替）。
中国迟至唐代末期，才开始普及所谓官话，也是因为战乱的北方人南迁所致。
到明代，官话定型分成了南北两支——也就是当代普通话与川黔贵和南京的官话。
明代利玛窦的记述就明确说，中国通用的官话主要适用于官场和法庭。
到清代，普及官话才成为政治运动——题外话，清代开始，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习慢慢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习惯——其实是为了便于异族统治。
北方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其差别在于，北方话中古语中的入声消失得很快，南方官话中至今仍保留了一些——白，南方话大多读be而不是bai；黑，南方话大多读he而不是hei；鹤，南方话读ho而不是he。
经过元代治理，北方大多数时候都处于绝对控制之下，因此北方话统一特征也更多，南系官话则演化出了吴、闽、客、赣、湘、粤六支。闽南和广东一带始终未能普及彻底，则是因为清代的官话普及运动惹人反感——主要就是学会说皇上、主子和奴才这几个字眼。
从平仄上来讲，加入了胡音的北京话，已经完全打破了汉语原音的纯粹性，基本上把古诗中的平仄都破坏掉了，所以现在很多古诗和韵文我们读上去都不那么好听。
北京话的源头，是今天我们语系中充满贬义的西方，而非中原本土。
北京话对于平仄的改变，就是加入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四个声调，导致大量的古代作为“入声”的字进入了平声调，而本来入声是仄调的一种。
所以清代及至民国的江南读书人，大多不认可北京话。北京话之能成为普通话，完全是因为1924年定下的标准，新中国之后直接沿用。
汉字的拼音化进程始于清末民初，主要是为了适用于与国际通信使用，最早就是邮政系统对各地地名的拼音化，叫邮政系统。
这个系统保留了较多地方银，如新疆sinkiang，佛山fatshan等。后来又进一步形成了老国音标注体系，这个体系后来被北京话音取代，后来又产生了罗马字音，如陕西shaanshi，山西shanshi。最后都统一于建国后的汉语拼音。
关于汉语能否完全拼音化取代，大多数人认为，汉语多音字太多，容易造成混淆——事实是事实，时事是时事这类的，没法拼音化。
但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自隋唐开始，北方诸拼音文字民族或部落，就是用拼音标注汉字成文的，如敦煌就有很多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
这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起源，实际上是拼音文字使用者对汉语的转化工作。
现代的汉语拼音，最早都可以上溯到隋唐时代，而真正规范化的发展，就来源于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当然，因为利玛窦本人是意大利人，所以有很多意大利发音习惯，到后来又出了很多法语、荷兰语音。
1892年英国人翟丽斯修订了之前的拼音方案，形成了今天的威妥码拼音，就是汉语拼音的原形。后来把邮政系统与威妥码相结合，产生了现代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基本就不考虑外国人的感受了，主要用于让国人掌握，所以汉语拼音连老外也不会读，比如复兴门这个倒霉催的地名，汉语拼音是Fuxing，如果按照英文读法，就会有不太妙的动作联想。
再比如quan,qian这些，英文读法应当是“kuan”。小孩的名字里有qian字，国外的同学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就读成了kuan。
北京话其实离标准普通话还比较远。北京话按照标准化程度，排在滦平、赤峰、阜新、朝阳、承德之后，原因是地方话本来就是活体，始终处于演化过程中。
比如近至1920年，“倾”这个字，在北京话里还有qing,qiong,kuang三种读音。最显著的，就是现代北京话中，w的发音往往被发成了v，s的发音被发成了th（大舌头音，咬舌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论在北京，还是伦敦，吐字发音的标准程度和清晰度，是一个人身份地位和知识水平的标识。
一般而言，越市井和底层草根的劳动者，说话发音都比较混沌，连读、轻读、吞音很多。而知识阶层基本都非常讲究发音的标准化程度。这差别，像极了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中，正音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就如同英国首相们都有自己的专用发音指导教师一样。
机关大院里“咱自己人的孩子”们长大的北京话，与南城胡同里的北京话，差异还是很大的。
有不少古音可以从近代的英文名词中听到，比如青岛的Tsingtao，并不是外国人听错拼错了，现代的q音在古汉语中就是发ts，也就是说，很多古汉语中的zcs牙音变成了现代的腭化音（即本来是舌尖抵在牙齿上发音，变成了舌尖抵住上腭发音）。
包括西从si变成了xi。还有将、姜，本来分别读为ziang，giang，现在都变成了jiang，只能在南方一些方言中听到ziang的发音了（长沙话里把“将”发成ziang，长沙旁边的宁乡话，把“井”也发成ziong）。
这个变化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个显著的不良后果，即使用拼音多了，不知道这个字母实际的发音了，典型的如q，确实发现很多人不会发q这个音了，变成了“抠抠”或者“秋秋”。😂
汉语对发音的限制应该算是最多的一种，比如浊辅音b,d,g后面就基本没有带ng结尾的阳平音，如没有déng，这也是因为汉语自身变化所成。
古代那些能发这些声的浊音，逐步演变成了p,t,c,k,q这些清辅音发声的形式。同样的，t,d也不能与in组合，原因是古代发tin的音，变成了现在的zhen,chen音，如针。
从影响力和持久程度来看，南方话中最霸气的并不是粤语，而是吴音，即吴侬软语，也就是今天苏州、杭州和宁波一代的腔调。
这主要是由于吴地在清代中期以前已经发展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区域——不然乾隆爷当年给老妈祝寿为啥要在北京建苏州街而不是羊城街。
苏州出产的音乐、评弹、书籍、小妾可谓冠绝全国。因此，在清中期，吴语人口在全国仅次于官话人口，占到了14%，远远高处其它任何南方方言。
改变这一切的，乃是太平天国之乱，苏杭也成为遭灾最重的区域，仅苏南区域就减少了1800万人口！这些苏杭百姓大多涌向了上海，从此造就了上海的繁荣，也为吴语创造出了另一个变种——上海话。
关于卷舌音，当然不是北方卷，南方不卷。辽宁沈阳就没有卷舌音，辽宁其它地方大部不分平卷，山西中部到东部也不分平卷，江苏常熟、云南大部、四川中部、广东的客家都分平卷。
从传教士们用拼音方式记录清代的语音来看，卷舌音在古代的使用范围比当代大得多——其实卷舌音的使用是处于一个退化状态。
关于古代诗歌的吟诵，大概都知道诗歌本来就是唱出来的，有词有曲。
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主要是为了辅助记忆，段落重复，押韵节律，辅之乐段，便于记忆和传播。
中国汉字太难学，且字与音差异很大，所以，古代中国人会写字的不多，大多数知识、典章、习惯、律条，都需要借助口耳相传。
不过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至今留下来的曲谱少得可怜，几乎所有上古时期的诗歌都没有留下确切的调子。现在流传下来的调子，几乎都是在明清时期，人们以昆曲、佛教吟诵调子重新谱写出来的。
地支与生肖的关系，也有可能与语音流传有关。至今也没搞清过地支与生肖动物的关系，目前能查证到的最早的有关十二生肖的记载，是湖北出土的秦简上的描述。
可惜的是，那描述的都是专事偷盗的人的形象，列出了十二类，诸如丑牛就是指头大、脖子长且丑的盗者。
那生肖纪年是怎么来的呢，目前可能的出路在语音上，如东南亚语系中羊、马、牛的发音，与古代中国的未、午、丑相近；从西北来看也是如此，蒙古、突厥语系中也有相似的对应。
古代人可能使用地支来记录一天中太阳的位置，为了便于记忆，从语音角度发展联系上了人们熟知的十二种动物——当然，龙应该是后来加上的。
江与河的差别。一般而言，北方都叫河，黄河、渭河、辽河，南方都叫江，长江、嘉陵江、湘江。这是怎么来的？
其实古代汉语中都叫“水”，济水、渭水等。南方的江，是非汉语传统的词汇，乃是接近东南亚语系的词——krong或者song，即东南亚语言中的河流的意思。
而北方的河，其实原来就是专有名词，专指黄河，恰好黄河经常改道，泛滥成灾，于是一条河道可能曾经是黄河河道，现在成了另一支流的河道，于是乎，河的名称就泛滥了。
这本文集到后面近四分之一处就变成了凑数了，属于网红集子的典型特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