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金山夜戏》那句“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吸引，查询出处，找到了《陶庵梦忆》。其实这些年屡屡在不经意间被《陶庵梦忆》的只言片语打动，只是没有一个契机刺激我系统完整地读一遍，我想，现在是时候买书了。
对于古籍来说，书的版本很重要，因为涉及到底本、校对、注释和翻译的质量。我搜了一下，今年2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栾保群先生整理的《新校注陶庵梦忆》，口碑不错，几经对比，最后选择了这个版本。
我自己就是编辑，近期刚好也在帮同事分担一些审校工作。所以读到卷首这篇校点说明时，深有感触。而从学术的角度看，栾先生的校点成果，也应该被更多读者知道。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一方面是想分享自己的感发，另一方面也是帮栾先生普及他的成果。
《陶庵梦忆》本名《梦忆》，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张岱本人的手订本，又叫做“凤嬉堂抄本”，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砚云本”是现存的最早的刻本，文字最接近张岱原作，但只有43篇。
后来王文诰得到了一个抄本，他将其分为八卷，为每篇文章添上小标题和评语（即纯生氏评，因为王文诰字纯生）。这就是“乾隆本”，共123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梦忆》变成了《陶庵梦忆》。
几十年后，因为失去了“乾隆本”的印刷雕版，王文诰又根据乾隆本重刻了一版。由于在小序中署名“王文诰见大”（见大是他的号），这个版本被称为“王见大本”，也叫“道光本”。
咸丰年间，伍崇曜出资编印了一套比较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型丛书，《粤雅堂丛书》，负责校勘编订的人是他的朋友谭莹。该丛书收录的《陶庵梦忆》，就是“咸丰本”。
同一部作品，经过不同的人整理编校，从而衍生出不同的版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王文诰在编订过程中尽可能地遵从了张岱的原意，对于《陶庵梦忆》的修订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栾先生还专门在自己校注的版本中保留了“纯生氏”评语以感念他的功劳，也算是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
乾隆本所用的稿本原来就是遵从着张岱“不次年月”、“不分门类”所编，从而可以推想其稿本与张岱原本的一致性。
王文诰在做了这些工作之后，于每卷题上“文诰编”三字，也无不妥。
王文诰在三十年间两次刻印《陶庵梦忆》，分卷，加题，校订，可谓是张岱的功臣。
但并不是所有的编辑都像王文诰这样有分寸。南京大学莫砺锋老师早年间上课时讲到《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台下有学生表示反对，称自己手上的《唐诗三百首》明明就有。莫老师大吃一惊，接过学生手中的书一看，发现果然如此。不过，他稍加翻阅便断定那是一本“假书”。
原来，该书编辑凭个人喜好，对原版《唐诗三百首》进行了大量删增，比如把李贺、黄巢等人的作品补充了进去。但为了借原版的名头卖，对自己夹带私货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标识或说明。
要知道，《唐诗三百首》是于乾隆年间编著的面向幼童的教材。不选李贺的诗，一般认为是由于不便幼童学习，也不符合科举取士的标准。至于造反首领黄巢的诗，在文字狱的大环境下就更不可能收了。但后世研究者如果以这样的版本做参考，就很可能受到误导，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做出错误的判断。
“将来报道出了偏差，可是要负责任的。”
常言道，文史不分家。文献的价值不仅有文学意义上的，也有史学意义上的。《陶庵梦忆》几个版本的删改，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清代文化环境的变化，比如乾隆本缺失的四篇一节和道光本恢复的“有明”二字。
乾隆本篇目虽然是砚云本的三倍，但却比砚云本少了四篇和《钟山》篇的最末一节（这些都应是为了避祸故意删掉的）。
《梦忆》最后一篇《琅嬛福地》有“呜呼陶庵张长公之圹”，道光本则改为“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也就是说，乾隆时为了避祸删去的“有明”二字，在道光时得到了恢复。
在古代，为了避祸而删改作品是常有的事，即便不是在相对开明的唐朝也是如此。韦庄的《秦妇吟》名动天下却失传千年，就是因为他晚年因为政治原因，讳言此诗，编《浣花集》时也有意删去。一说是因为描述了权贵逃难的惨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说是因为揭露了政府官兵的丑态（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 而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自己的领导和同僚。
幸好近代学者王国维博闻强识，在整理敦煌石窟资料时记起了《北梦琐言》中的只言片语，从而认出了《秦妇吟》，使之重见天日。
为《浣花集》补上《秦妇吟》的人是王国维，而为《陶庵梦忆》补上乾隆本遗失的四篇一节的人，是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陶庵梦忆》做校注的夏咸淳和程维荣两位先生。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分增补的内容中，他们留下了一处笔误，结果被后来几乎所有的校注者原样照搬了。
我能断定，眼下所有收入这四篇一节的《梦忆》版本，大抵和我一样是直接或间接抄录此本的。因为此本文字有一处笔误，就是《钟山》最末一节的“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一句，这“玉石”二字在砚云本中本来是“玉食”。但这一处笔误，结果成了夏程本的标志性特征，可以说，坊间凡是作“玉石”的版本，都是抄录夏程本，而我还没发现有一种是不作“玉石”的。
如此看来，《陶庵梦忆》和《红楼梦》真是好有一比。因为这让我想起关于《红楼梦》文本的一则争论，即《葬花吟》的第一句，究竟是“花谢花飞花满天”还是“花谢花飞飞满天”呢？
“花满天”来源于现在的常用底本“庚辰本”，而“飞满天”来源于时间更早的“甲戌本”。
现在一般认为，原作是“飞满天”，由于是叠字，誊抄时常用两点表示。后来庚辰本的经手者出于某种原因，在两点的基础上，将“飞”改成了“花”。仔细查看影印版即可发现，这个“花”字的写法，跟前两个花有明显区别。这也算是庚辰本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吧。
87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黛玉吟的是“花谢花飞飞满天”——不愧是汇集红学专家的制作团队，在考证方面的确下了一番功夫。
以上所说，只能算是笔误或个人取舍，更要命的是无知孟浪的修改。栾先生认为《陶庵梦忆》的四大刻本中，咸丰本最差，就是因为修订者心中没有底数，胡乱改了很多地方。
《齐景公墓花樽》一篇，乾隆本的“乾阳刘太公”，不知为什么被咸丰本改为“乾刘阳太公”，害人胡猜；另如《奔云石》中把黄汝亨书室“寓林”改作“武林”，自作聪明；
《冰山记》“噤龈”改为“噤断”，让人不知所云；《兖州阅武》之“借骗翻腾”改“骗”为“骑”，全不懂“骗马”之意。
咸丰本的胡改不胜枚举，引得栾先生义愤填膺。我太能理解这种感受了。公司新来了两位实习编辑，主观安排她们负责一本新书的审校。初审完的稿子送给我把关，我一看，啼笑皆非。
比如，“和各位分享”，被改为“同各位分享”；“但是我们都舍不得说结束”，被改为“只是我们都舍不得说结束”。很多“修改”，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达罢了。一问才知道，原来但凡她们觉得不符合自己读起来不顺口的，全给改了，连直接引语都不放过。
但这还算好的，即便照此出版，也没什么人会发现不妥。可是有些地方就不一样了。
营业执照的注册法人写的是“X平生”。
“平生”被改为“先生”。
——营业执照上的法人写的都是本名，而不是先生小姐的。这里只是作者保护当事人隐私把姓氏省略了而已。
我们同村长大，两家房子只隔了几排。
“几排”被改为“几排砖”。
——很多农村的房子就是一排一排的，只隔几排砖就变成隔壁了，与原意不符，也与后文内容明显冲突。
……
我只好找到她俩针对这些问题逐一说明，然后上了一节审校课，并再三强调：“只要改毛病，不用改语言风格，更不能篡改原意。”
这事儿过去没几天，校对部门的前辈在工作群里痛心疾呼“不是错的不要改”，看来也是饱受其苦。
跟各位编辑说一下：稿子里不是错的不要改！不是错的不要改！不是错的不要改！
尽管有些句子可能表达方式与编辑习惯的表达方式不同，但只要它不错，不影响阅读，不产生歧义，就不要改！作者写成什么样是他自己的文风，不要把它变成编辑的文风！编辑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现在想来，当年实际负责咸丰本校对的文字编辑，可能也是刚入行的新人吧。
不过总的来说，正文内容的校对并不是难事，尤其是对有经验的老编辑而言。真正难以做到尽善尽美的，是注解。《陶庵梦忆》的注解，不光是其他的校注者，连栾先生之前也犯过错，在多位朋友和多方文献的帮助下，才订正过来。
如果认起真来，那种风俗散文也最让人头疼，就是读书多而且是绍兴人的周作人，也未必全能解释清楚，何况我辈。我在前一个注本中，凡涉及到地方山川方物的多有失误，比如《栖霞》的“摄山”，本来我是曾经爬过的，但却不知道这是山名，乱说了一通。
近年绍兴本地学者不仅从文献上研究张岱，更利用本地优势从乡土地理上观察张岱，从而使张岱及其作品立体化，所见虽然只是零星短文，其中却多真知灼见，非外乡人所能想到。
其实不单是风俗散文，只要是跟地方风物有关的作品，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在读《顾随笺释毛主席诗词》讲《沁园春·长沙》那篇时，就发现一个不太对劲的地方。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注二】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
【注二】“橘子洲”即“橘洲”，古诗中常见之。洲上产美橘，故名。一名“水鹭洲”。洲：水中陆地。
作为长沙人，橘子洲是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所以我对此比较敏感。橘子洲并不是一个常见地名，而是特指长沙的一个地方，我这么多年从未听说“水鹭洲”的叫法。“橘子洲”只在近现代诗词中出现，“橘洲”在古诗中也不算常见，一旦出现通常也是指长沙这个橘子洲。
如果是我来加注，可能会这样写：
橘子洲，地名，湘江中的一小块狭长陆地，位于长沙西郊，岳麓山以东。
因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写的是岳麓山，“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写的是湘江，而橘子洲头，恰好是一个远眺岳麓山、近观湘江的绝佳观景平台。注释只要讲清楚它们的位置关系，读者就能很方便地理解这几句词。
可惜，市面上鉴赏毛泽东诗词的作品，基本都不是长沙人所写，我暂时还没看到像我这样为橘子洲做注释的。
除了文字校对和注释，创作年表有时也会对作品的理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陶庵梦忆》现存127篇文章，创作时间跨度大，又正值朝代更迭、战火纷飞之际，所以作品的创作时间判定很可能会影响到对作品价值和作者人格的评判。
弘光时阮大铖为马士英谋主，兴党祸，乱朝政，投降清兵，为敌先导，赵之龙则是城尚未破，先到户部查钱粮，封府库，然后上表迎降，以奉敌酋。在亲历这些变故之后，张岱如果还能写出《阮圆海戏》和《牛首山打猎》，岂不是太昏了？
（注：这两篇是回忆与阮大铖和赵之龙交往的文章。）
《梦忆》诸篇写作时间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张岱人格和作品的价值判断，绝非细事。
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杜甫之死。杜甫死于大历五年，即公元770年，但其具体死亡方式，学界有争议。我读初中的时候，一位老师曾在课堂上说，杜甫生活很穷苦，平时饿惯了，有一年朋友夏天给他送了很多牛肉，他怕放坏了，就拼命吃，然后撑死了。台下的同学们纷纷大笑不已，我虽然觉得这跟心目中的杜甫形象不符，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姑且信之，甚至跟其他朋友提起过。
直到大学阶段，我才了解到这个说法源于郭沫若的著作《李白与杜甫》。可能是为了迎合毛主席的偏好，郭在这本书里秉持着褒李贬杜的态度，凡是李白的事都往好处说，凡是杜甫的事都往坏里说。
后来有一位叫傅光的学者提出，杜甫的确是死于夏天，不过是在耒阳遇到洪水被淹死的。
再后来，莫砺锋老师也发表论文，对郭傅两派观点分别进行反驳，认为杜甫在秋冬之际病死于湘江的船中。
但不论傅光先生也好，莫砺锋老师也好，都驳斥了拼命吃牛肉而死的观点，算是为杜甫正了名。考虑到初中那位老师的年纪，以及她当年读书时的教育环境，即便普及了一些错误的知识和观念，也是情有可原。但至今仍会羞赧于自己当时的信谣传谣，脑海中时常浮现杜甫那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川万古流。
具体考证工作可能需要学者去完成，但创作时间的问题确实每一位编辑和读者应当重视的。
最后，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话，虽是写译者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编辑也适用，正好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翻译是精神修炼，靠的是译者自我的消解：奔向文本是一种绝对的谦逊。坏的翻译，从头到尾都是译者的声音——即是说，见不到原诗人，但闻译者的聒噪。
——《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
自勉。同时，向古今中外优秀的编辑前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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