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给张岱和第一整理者路伟老师,我作为第二整理者有幸参与,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陶庵梦忆》初校稿是我完成的,如果有幸做得较好,都是路老师订补有功;疏漏之处,自当由我负责。
这篇整理漫记,路老师本打算帮我投稿的,数次辗转也不知投成了没有。不过哪怕刊出,想必也会因为篇幅的缘故有所删略。今天终于收到了出版社的样书,应该比不少读者还晚了,特此把整理漫记发出,以为收到样书的纪念。
2017年8月,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因为一个项目需要参校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的几个本子,找到正在放暑假的我前往调阅,算是当出版社“外校”。彼时我在古籍整理方面才刚入行,经验不多,往往因为一些简单的问题不明白而去请教,或是看不懂草体字,古籍馆内不让拍照,只好摹写下来请路老师辨认。
大概态度还算认真,也确实为路老师省了不少麻烦,所以尽管我只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社里给的报酬倒也不少。之后路老师说他要重新整理《陶庵梦忆》,仍需我去国图古籍馆帮他看几个稀见版本时,我一口应允。当时觉得,能为自己喜读的张岱做些工作,与有荣焉。
一次,路老师和我讨论《陶庵梦忆》出版的署名问题。大概路老师当时预计会有不少《陶庵梦忆》的版本需要我校阅,我所作的工作应该远不止“外校”的范围,所以提议“此书我们二人合署”。
我作为外校,怎么突然就当了作者呢(古籍出版行业对古籍整理者称呼也是“作者”)?惶恐之馀,我想到附路老师骥尾的荣幸,外加觉得自己好在认真,能力不足的地方,路老师肯定会拉我一把,所以不顾那么多,当即答应了下来。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成为“作者”意味着背负多大的责任。
和一般采用南海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作为底本不同,这次整理《陶庵梦忆》以乾隆甲寅王文诰刻本作为底本,此本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
说到王文诰,我一向知道他曾编撰《苏诗编注集成》,和冯应榴《苏诗合注》、查慎行《苏诗补注》合称清代三大苏轼诗集注本。这回才知原来《陶庵梦忆》的初刊本刻书人竟是这等大来历。
相比起注苏诗的王文诰,刻《梦忆》的王文诰给我的印象主要来自每篇末尾的“纯生氏曰”,还有扉页的印章“见大”。从前只知道王文诰曾在乾隆年间刻过此书,但是路老师告诉我,他在道光年间重刻了一次,让我看看国图所藏巾箱本是不是就是他的重刻本。
我取了书,书函外面贴着一张题签,写着“梦忆 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翻阅此本,发现每篇篇末已经没有评语,连乾隆本书前所附、并见于瓯山金氏本(即《砚云甲编》本,仅收四十三篇,只有一卷,与通行八卷本不同)的《陶庵梦忆序》也没有了。但是,不同于乾隆本对刻书之事仅有几句简短交代,道光本有一篇长序,将此书刊刻始末交代得很详细。
乾隆本中,王文诰只交代“此本余从王竹坡、姚春漪得之,辗转钞袭,多有脱讹。置箧中且十年矣,岁辛亥游岭南,暇时翻阅,粗为点定,或评数语于后。意之所至,无容心也。客过寓见者请公同好,遂以付梓”。而写道光本序言时,已是三十年后回溯过往,感慨系之:
余因中表兄姚春漪得此书于铁线巷竹坡王氏。竹坡以颜柳名世,与天官大夫、拙老人争长,而奉此书为枕中閟,虽家人不得见之。及余往,慨然出以为托,且曰:“吾与宗子若同居起、食饮、言笑者垂五十载,今老矣,顾此书非得人不传,乞子一发明之,用毕吾愿。”余谨受以归,许以得当为报。其后较刻于岭海,事在乾隆甲寅之纪。书成欲寄,而竹坡遽归道山。春漪名上礼部,亦淹谢都门。由是一痛,而罢置此书,不复寓目。继以南北交驰,并失雕版,迄今又三十稔矣。……竹坡名堂,春漪名思勤,皆武林人也。
读来竟颇有物是人非而旧物可恋之感,我在录入此篇序言时,到此不禁动容。
道光本流传更少,国图藏本还是残本。道光本虽对乾隆本作了些校正,但是也有失误脱漏。不过第四卷《宁了》一篇,有一段描述异鸟“秦吉了”的文字颇有趣。这段文字乾隆本只作“一日夷人买去,惊死”,但在道光本中写作:
一日夷人买去,秦吉了曰:“我汉禽,不入夷地。”遂惊死。
这段话应是王文诰刊刻乾隆本时有意删去的。其时文网甚密,他担心惹下祸端。张岱文章看似风趣好玩,实则暗含家国之痛。
国图藏道光本虽是佳善,但是不全,第七、八两卷是根据粤雅堂本补抄的。当时我们知道黄裳先生藏有一部完整的道光本。倘若黄裳先生在世,此事不难,想必他作为“张岱铁粉”定会慨允复制拍照。但先生已归道山,遗藏封存,这事就难了。
此路不通,只得另想他法。幸而路伟老师神通广大,查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也藏有一部道光本。他辗转联系到正在伦敦大学做交换生的浙江大学王依艺同学,检视此本为完帙,并代为拍摄全书。洋人所藏中国古书改为洋装本的不少,此本也不例外。此书书脊上除了“MUNG YIH”字样以外,还有英译名“DREAMY RECOLLECTIONS”,我心里暗暗为这个译名叫好。
除了道光本之外,国图古籍馆还藏有一个刻本,著录信息很模糊。此本版式行款和乾隆本全同,书前有一段隶体序言,阅后知是杨春森翻刻。书末有“桂林贺广文刷印”的字样。路老师后来给我看了一段鲁迅的日记:“又《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此为王文诰所编,刻于桂林,虽单行本,然疑与《粤雅堂丛书》本同也。”大概所指就是此本。这个翻刻本与道光本都系苦雨斋藏书,翻阅知堂书跋,只提起过乾隆本和道光本残本以及邹存淦的补钞,却没有说起过杨春森、贺广文等人。至于国图所藏是否是鲁迅转赠其弟者,尚未可知。
2018年1月下旬,南京图书馆。大雪三日,校书三日。取阅南京图书馆藏的与顾公燮《砚馀随笔》合抄的《梦忆》抄本。此本应属于《砚云甲编》本系统,虽然篇目全同,次序小异,但竟分上下两卷,文字也有些独特。
在南京图书馆校书过程相当愉快。在北京时去国图校书,总得逼着自己起个大早,吃完早餐从学校搭地铁,出西四站走过半条文津街,到古籍馆,在馆里蹲一天。校书累了倒也可以起立欠伸,但是馆内馆外并无景致,只好发发呆罢了。在南京图书馆就不一样。本来窗外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虽是个假古董,也给人一种身在古都的感觉,远远望去依稀可见秦淮河。我在北京待的时间不长,见过几次下雪,虽然头一次见到下雪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像个典型“南方人”,但毕竟雪太小,积不起来,徒增路滑而已,也结结实实挨过一跤。往后不知怎的,对于这点不成气候的雪嫌弃多于期待。而在南京,真的饱了眼福,见到了大雪。明明在北京已为人生初次见雪欢喜过了,但是在南京,我仿佛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看见雪,难掩心中兴奋。
南图藏本属于《砚云》系统的抄本,和通行的八卷本相较,《湖心亭看雪》一篇异文颇多。八卷本作“雾淞沅砀”,此本作“霜淞沆砀”。“沅砀”之“沅”字系“沆”字之误。至于“雾淞”和“霜淞”,我在南京看雪景的体验是,雪后天地一片清朗,倒不见得多有“雾淞”之感,反而外面高树银装素裹,作“霜淞”似乎更对一些。
但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后来我在图书馆翻到朱剑心的《晚明小品选注》,他这么注“雾淞”:
雾淞,或作霿淞。曾巩《冬夜即事诗》自注:“齐寒甚,夜气如雾,凝于水上,旦视如雪,日出飘满阶庭,齐人谓之霿淞。”又《字林》:“寒夜结水如珠,见晛乃消,齐鲁谓之雾淞。”
“霜淞”明明是“霿淞”之误,我当时偏爱江南好景,才有如此误信。
之后又去了宁波天一阁。到宁波已无积雪,大概地气暖的缘故。但连日舟车劳顿,使我略感风寒,咽炎相当严重,咳嗽不已。天一阁藏的是《砚云》本系统的另一个本子,即道光年间蔡氏紫梨华馆刻本,与瓯山金氏本内容一致。《砚云甲编》乾隆刻本之后,又有咸丰年间绣州金氏重订本(当即瓯山金氏后裔重刻)。紫梨华馆本和金氏重订本大概只据《砚云甲编》乾隆本原样翻印,未再更动。
寒假期间逗留江南,即为《砚云甲编》系统诸本而来,版本流变状况比预想的简单许多,因而并不特别费工夫。校书之暇,又赏雪景,不亦快哉。终因病体渐觉沉重,不得不提前返家。没能多留几日,大饱江南风景以后再走。
2018年春季学期开学后,我因为课程较多,没有太多时间跑国图古籍馆了,只好转而利用课馀校几个晚清民国时期的本子。这些本子的版本学意义也无法与之前的刻本、抄本相比,谬误也比较多。本来参校这些本子,是觉得没有依据的理校终归也有价值,没有想到居然理出一个《陶庵梦忆》的近代版本流传系统。
最初读马兴荣点校本《陶庵梦忆》,知道《梦忆》有《说库》本,《说库》是王文濡辑印的笔记小说丛刊。当时正好路伟老师也提供了此书的《雁来红丛报》本。我见其小序后附一条识语:“按此书刻于《砚云甲编》,又刻于《粤雅堂丛书》中。《砚云》系不全本,《粤雅》版亦毁,故付手民排印之。”后知是黄摩西识语,又在卷二《沈梅冈》的“又闻其以粥炼土,凡数年,范为铜鼓者二,声闻里许,胜暹罗铜”句下发现一条注文:“土能成金属,大约铅质,非铜也。摩四。”这个“摩四”显系“摩西”之误。
此本还有些看似能通,但是没有道理的异文,《金乳生草花》说金乳生养护自己的花园,“一日必一周之”,《雁来红丛报》本作“一月必一周之”。虽然按我的惰性,一月一周之已属难能。但是若非一日一周之,金乳生的爱花形象决不会如此跃然纸上。而《陈章侯》的“章侯独饮,不觉沾醉”大概因为“觉”字刻本有作异体字“𧠔”者,所以误作了“觀”,断句也变成了“章侯独饮不观,沾醉”。
不校不知道,一校拍手跳,这些《雁来红丛报》本的异文,《说库》本原原本本保留了下来,包括黄摩西的识语和小注,甚至包括“摩西”的误作“摩四”。
之后买了台湾蔡根祥先生《精校详注浮生六记》和《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两书,知道了朱剑芒编印过一套《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一翻发现这套书编刊很有趣,除了铅印的原文以外,每种书还附了一篇“考”,有些品种还附“校读后附记”。
《美化文学名著丛刊》里也有《陶庵梦忆》,我本来抱着看看朱剑芒的态度去翻,发现卷首除了《陶庵梦忆考》以外,还有一篇序:
《陶庵梦忆》单行本,予于老友黄摩西处得之。曾刻于吴门,鲁鱼亥豕,不可辨识,兹特重校一过。按是书虽属小说,而于有明一代掌故,间有称述,讽刺赞美,出以诙谐。遗民沧桑之感,时流露于字里行间,行文亦曲折有致。学作纪事小文者,似可奉为师法,不仅为茶馀酒后之消遣品也。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浴佛日,吴兴王文濡书于海上蛰庐。
又见王文濡,加上黄摩西的识语和小注也在(总算把“摩四”改成“摩西”了),显然可见此本的来历。虽然王文濡自己说“重校一过”,我觉得还是该仔细看看。
一看还真不错,有些从前各本相沿而误的字,王文濡这次改正了。《金乳生草花》提到金乳生对付黑蚰“以麻裹筯头捋出之”。但是这个“筯”,历来各本作“筋”,到这个版本改正了。《王月生》提到众人对她“嘲弄哈侮”,我始终不知道“哈侮”是啥意思,哈哈笑着侮弄人家?也是王文濡点出这是“咍侮”,我才恍然,就是讥嘲侮弄。
也有几处对《雁来红丛报》本作了补正。《西湖七月半》叙及大家睡在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雁来红丛报》本作“香气拘人”,《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作“香气沁人”,虽是臆改,但比《雁来红丛报》本的字眼有道理些。《蟹会》提到河蟹肥美,原文“壳如盘大,坟起”,《雁来红丛报》本却写作“壳如盘大,炉坟起”了,衍一“炉”字,《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改成“壳如盘大,中坟起”,虽然“炉”字改成“中”字固然更好,但还是衍文,然亦可见王文濡对此书重校颇动了些脑筋。但他只看自己手上的本子,只动自己有限的脑筋,许多《雁来红丛报》本的脱漏,因为没有参考别本而未加订正。
这次《陶庵梦忆》照例和《西湖梦寻》合刊,但《西湖梦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占了一个条目,虽只是存目,却是张岱著作的唯一一篇提要,本次整理自然要将这篇提要收进来。我觉得既然《续修四库全书》有《陶庵梦忆》条目,也该让《陶庵梦忆》享受一下收录提要的“待遇”,不然不够“牌面”。但我拿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发现《陶庵梦忆》一条多是老生常谈,意思不大。其中内容,写篇点校说明能说得更详细,所以不拟采用了。
不过路伟老师受了启发,想到了民国时期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此书稿本存于中科院图书馆,齐鲁书社曾经影印出版。他在“子部小说类”翻到了罗继祖先生为《梦忆》所写的提要:
《梦忆》不分卷,陶庵老人手勒本。明张岱撰。岱字宗子,号陶庵,又号蝶庵,号石公,浙江山阴人。年六岁,云间陈继儒命属对,奇之。及长,文思坌涌。好接纳海内胜流,且以家世通显,服食豪侈,能日聚诸名士游讌。于书则自四部七略,虽说家丛残琐屑之言,亦靡不该悉。明末避乱剡溪山,家颇落,往往不能自给。故意绪苍凉,语及少壮秾华事,自谓梦境,著书十馀种,率以梦名。而《石匮书》纪明代事尤备。年六十九,营生圹于项王里,又十馀年卒。是编亦纪少年时游讌豪举及太平盛况,追溯前尘,憬惘低徊,不能自已。刊本本甚夥,特此为其手亲勒订本,校之世传刊印录写诸本,皆为珍贵难得。本中丹铅烂然,有圈者,有点者,有夹点者,有直勒者,亦有乙改者。其体例则随笔、札记而已,其纪事则方言巷咏、嘻笑琐屑而已。然而其文字豪纵,叙述历历如绘,使读者如经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也。“梦忆”则所原署书名,刊本有曰“陶庵梦忆”者,则后人所增,以为识别者耳。
“陶庵老人手勒本”的说法,令人又惊又喜,莫非张岱此书的稿本还流传于世,直教人作非非想。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藏书,多数被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接收,路老师觉得这个“陶庵老人手勒本”或在其中。路老师直觉敏锐,2018年9月,费尽周折,在罗琳先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手勒本”。
虽然自称“手勒本”,但我翻了数页,一处避乾隆帝讳的字(“弘”字缺末笔)让“手勒本”三字一秒“破功”,纵然此本是照着张岱手定稿本抄的,但它只是一个乾隆时的传抄本而已。
“手勒本”编次和《砚云甲编》本一致,序言中“今所见《梦忆》一卷”,“手勒本”作“今所见《梦忆》两卷”,可是编排上并不分卷,让我总怀疑这本的序言是不是和南京图书馆藏抄本的序言混淆了。书前有“砚云藏书”的印章,可见此书应是金忠淳刊刻《砚云甲编》依据的本子。书后有《浙江通志·文苑传》一条:
张岱,字宗子,山阴人。年六岁,云间陈继儒命属对,奇之。及长,文思坌涌,好结纳海内胜流。家世通显,服食豪侈,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谐谑杂进。及间以古事挑之,则自四部七略,以至唐宋说家丛残琐屑之书,靡不该悉。明末,避乱剡溪山,家益落,意绪苍凉,语及少壮秾华,自谓梦境。著书十馀种,率以梦名,而《石匮书》纪前代事尤备。年六十九,营生圹于项王里,又十馀年卒。
这不就是罗继祖先生提要中的简介了么?加之金忠淳在《砚云甲编》本《梦忆》跋中写道:“考《浙江通志》,张岱字宗子,山阴人,明末避乱剡溪山。意绪苍凉,语及少壮秾华,自谓梦境。著书十余种,率以梦名。而《石匮书》纪前代事尤备。”也正是从《浙江通志·文苑传》中来。
“手勒本”中有太多前所未见的新信息,让我对此本由初见其非张岱手稿本的失望马上转为惊喜。一方面,《砚云甲编》本系统各本,各篇文章都无标题,但是“手勒本”却有,而且和八卷本的篇题多有不同,比如著名的《湖心亭看雪》,此本题目为《湖心亭雪》。异文方面,“手勒本”当中有些文字与通行诸本皆不同。通行本《钟山》称“碽妃”,而“手勒本”称“碽妃鞑女”,因据说明成祖的生母碽妃是高丽人。通行本《兖州阅武》“敌人”、“敌骑”等词,“手勒本”作“胡人”、“胡骑”。这些称呼在清朝是极其忌讳的“敏感词”,自然难以存留。
《砚云》本系统独有、八卷本系统所缺的四篇,本就属于因为担心招来文祸而被删去的,但在“手勒本”中,其文本比《砚云》本更“危险”。《鲁王宴》,《砚云》本开头作“福王南渡”,“手勒本”作“弘光元年”,直接使用南明年号,在清代前期是大忌讳。讲述祁彪佳托梦的《平水梦》一篇,通行《砚云》本只说张岱出山“欲辅鲁监国耳”,“手勒本”则径言“欲辅鲁监国恢复中原耳”。
可惜此“手勒本”并非足本。八卷本如今唯有从道光本补出的“我汉禽不入夷地”,其馀各篇是否也有一些“技术处理”,不得而知。左尹先生《张岱著述考》提到《陶庵梦忆》有“最早之凤嬉堂钞本”,我迄今未得一见,或早已烟消云散,左尹据情理推测耳。
“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对我辈初涉古籍整理者来说,此言更是警语。虽为此书南来北往,甚是辛苦,但也不知是状态不好,还是就是不够认真,虽然校勘记数量已经不少,却依然难免失校。都说出版是“三审三校”,然而在定稿之前,这份点校稿在路伟老师和我之间不断来往传递,每次返工覆校,都要多出数条校记,又要重新审核原有校记。我们没有细数一次次重校的次数,举个大数,“九蒸九焙”庶几矣。
覆校时除了直接翻检手头诸本,以及一再而三抽时间跑去国图古籍馆翻馆藏的几个版本以外,也间或参考一些点校本。《说库》本就是参考了马兴荣的点校本,才纳入参校本范围的。马兴荣点校本还用《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作为校本,我后来也参校了。
栾保群点校本校记不多,多有理校改字之处,确实很有见地。版本校部分虽不多,但有几处关于《粤雅堂丛书》本的校记,我正好失校,因此我在核对原书补充校记的同时,又把《粤雅堂丛书》本仔细覆核一遍。
后来路老师又买得弥松颐校注本《陶庵梦忆》,此本与孙家遂校注本《西湖梦寻》,为本次重新整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参考的时贤整理本中,帮助最大的两本。弥先生自言以《粤雅堂丛书》本参校《砚云甲编》本。路老师圈出此书中全部校记,让我参考覆核,我才愧于自己不够仔细,校记中竟多有我失校之处。我不敢怠慢,查对《砚云甲编》本和“手勒本”,给一一补上了,路老师也因此又跑了一趟南京图书馆核对两卷本抄本。
但是根据弥松颐先生校记进行覆校增补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奇怪。其中指出《兖州阅武》一篇“阵既成列,则进图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阵变某阵’。连变十余阵,奇不在整齐而在便捷”一段,《砚云》本无。但我仔细一看,明明这段文字在《砚云》本中好端端地都在,怎么会有这样一条校记?紧挨着的《牛首山打猎》,弥松颐先生又有一条校记,说猎获“鹿一、麂三、兔四、雉三、猫狸七”,《砚云》本作“一麂、一兔、四雉、三猫、七狸”。但是我看《砚云》本,明明是“鹿一、麂一、兔四、雉三、猫狸七”,也就猎获的麂多两头少两头而已,怎么数量差距这么大呢?
当时脑子一激灵,想到之前路伟老师提供过申报馆本《砚云甲编》,印象里其中有些独有异文,不见于别本。翻检之后发现,申报馆本《兖州阅武》,“阵既成列,则进图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阵变某阵’。连变十余阵”确实脱漏,至于“奇不在整齐而在便捷”其实没有脱漏,大概弥先生误校。《牛首山打猎》中的猎物数目出入,因为我之前在南京校书时读到过,留下了些许印象,这次覆核,果然如此。弥先生当年校书条件艰苦,瓯山金氏原刻难觅,只得以申报馆本代替瓯山金氏本,申报馆本又多误植脱漏,因而校得仔细,反成其误。
最后定稿之前,路老师又取《砚云甲编》本和《粤雅堂丛书》本仔细核对,又揪出不少舛漏。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在总算距离理想的校订完善又近一步,虽不能“十全十美”,至少达到超越前贤的完备,惧在没有想到投入如此心力,有些本子翻来覆去核校了两三遍,居然还有疏漏,每每思之,冷汗直冒。
我们点校《陶庵梦忆》参考的刻本和抄本不少,其中多有序跋,我们都编入了附录。晚清民国以后的序跋,重点收录朴社俞平伯点校本周作人序、俞平伯跋。
对于知堂和古槐的文字,我一向只有喜欢。也好奇朴社本来龙去脉,就去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只找到两封与此相关的书信,其中一封是1926年12月7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
岂明师:
《梦忆》序于《语丝》108期上未见登出,不知原稿刻存何处?能即见赐否?大约在一二天内,我亦想写一点文章,校阅即可毕矣。
天渐冷,奔走渐苦,奈何!幸耶稣不日降临,可救我也。
平伯敬上 七日早
另一封是周作人于12月23日的回信:
平伯兄:
来信收到,那篇跋语大有陶庵气,已录副备览而将原本交与姜君了。燕大之款大约仍须三十左右可取,如三十一日兄不去,则我可于二十九或三十日代为取来也。今年大冷,出门殊不便,更无怪兄之怕来喝西北风耳。
廿三夜,作人
两封通信讲的皆是序跋之事。朴社本的底本是《粤雅堂丛书》本。
翻知堂自编的《周作人书信》,看到他在1932年给沈启无写的一通信:
茗缘道兄:
偶阅《复堂日记》,抄其关于《梦忆》及《西青散记》的两则呈览。此公是章太炎先生之师,但仍是才子也。……《陶庵梦忆》王见大刻本即不佞所有本,实亦不甚佳,不过比这更旧的刻本却没有了耳。《西青散记》实是江南才子一派,但佳刻却亦想得,而甚是难得,且似亦颇为高价也。今日想必出城去了,明日当带火炉而上九爷府去乎?匆匆。
二月廿四日灯下,粥尊。
《复堂日记》关于《梦忆》的一则,应该是指《日记》卷三的这一条:
阅《陶庵梦忆》八卷。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伍氏《粤雅堂丛书》犹有阙失。
可知当时周作人已经购得王文诰刻本,“不过比这更旧的刻本却没有了耳”,应指乾隆本,他当时还私心觉得这个本子并没有多好。
但是后来买到道光重刊本,他的意见也变了。《书房一角》卷二《桑下丛谈》专列《王见大本梦忆》,如此说:
《陶庵梦忆》《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中刻,王本重刊入《粤雅堂丛书》中,时则咸丰己卯矣。近从杭州得王氏巾箱本,有王文诰道光壬午序,云甲寅雕板已失,爰重授之梓,唯原刻纯生氏案语已悉不存。昔读《复堂日记》,云《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初得甲寅本以为是矣,今始知乃是指此本,盖壬午序自署王文诰见大,甲寅本则只题叶有一印,白文曰“见大”二字而已。
这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写的文字。是年九月,他的《勤艺堂题跋抄》刊登,所抄的都是邹存淦旧藏的题跋,其中第一条就是道光本《梦忆》题跋。想来如果此时让周作人再标点整理《陶庵梦忆》,他大概会对王见大本颇为重视吧。
第一次听说松枝茂夫是在周汝昌先生《砚霓小集》的《鹦哥祖母黄鼠马牙》文中。这篇文章引了《仲叔古董》中的一段话:“取日下水涤之,石罅中光射如鹦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这么点断,我们可以轻易猜到文中“鹦哥”、“祖母”指鹦哥绿、祖母绿,都是宝石,但有些坊间粗劣标点本标作“取日下水涤之,石罅中光射如鹦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这就导致整句意思出错。周汝昌特举松枝茂夫日文译注本《陶庵梦忆》此处错译,意在说明坊间劣本错字和错标句逗会如何误导读者。
周先生举的另一处例是《方物》中的“黄鼠马牙松”,日译本将“黄鼠”和“马牙松”断开了,黄鼠好理解,马牙松只能注明“未详”。周先生认为,其实这里“黄鼠马牙松”是“黄芽马粪菘”之误,盖指北京黄芽菜。
我本来对周先生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是路伟老师表示存疑。周先生说吃黄鼠的估计也不多,但是内蒙确实有吃黄鼠的风俗,加之张岱自己在《严助庙》里也提到“云南蜜唧”和“峨嵋雪蛆”。雪蛆也叫雪蚕,可作药材,而蜜唧则是用刚出生未长毛的小老鼠做的菜,也叫“三叫鼠”、“三吱儿”,都是重口味的食物。从当代人的食性揣测张岱,不一定准确。况且周先生引《本草纲目》讲黄芽菜,但是《本草纲目》也记载了黄鼠肉。至于“马牙松”,我查到在清人彭孙贻一组咏方物的诗中出现,根据其描述,大概指的是东北的红松子。
本来这里读到松枝茂夫,只知道他是做过《陶庵梦忆》日文译注本的学者,而我不懂日语,向来不曾关注。但是后来读了一些知堂的书信,偶然发现有他与松枝茂夫的往来通信集(松枝茂夫致周作人信,赵京华翻译),就下载了下来。
读到1940年5月31日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信中他为松枝茂夫指点《陶庵梦忆》中的一些难解词汇应该如何译作日语。末尾说:
《陶庵梦忆》北京、上海活版本皆多误植,木版本亦只乾隆时王文诰本稍佳,但不易得,咸丰中广东伍氏重刻,在《粤雅堂丛书》中,想各图书馆中多有之。
信末补充说:
张宗子此等书大抵有似江户时代之佳作,从来研究不充分(或可云皆无),参考困难,一读颇有趣味,若要仔细解释则难点甚多耳。
6月16日松枝茂夫在回信中说:
小生平素不习惯没有句读的木版书,结果只读活字版而多遭失败。虽从学校借得《粤雅堂丛书》版,却因为相信活字版而不曾查看。《珍本丛书》版完全蹈袭朴社版(连错字亦然)的,如今终于明白,深感迂阔。
两人的通信持续时间颇长,多涉代购图书和文学翻译,直到1958年,松枝茂夫在3月25日信中关切地问:
中国是否有出版《陶庵梦忆》和《琅嬛文集》更好版本的计划?
9月又去信:
最近,我注意到《陶庵梦忆》,但实在是难以移译的东西,结果除去太难译的,依然尽是不懂的地方,很是懊悔。两三个月后,您可能就会看到我这不成样子的译文的。
但是松枝茂夫没能在周作人生前做出译注。他的译注出版时已是1981年,收在“岩波文库”。我读到田洪宝先生节译的日译本后记《我与〈陶庵梦忆〉》,发现松枝茂夫与《陶庵梦忆》的结缘,正是从周作人作序、俞平伯点校的朴社本开始的。文中松枝茂夫提到了1940年周作人的那封信,并说:
那之后又过了近四十年,今天我不自量力地炮制了如此糟糕的译注,先生在那个世界看了,想必一定觉得可笑之极。然而我深切地想,当时我脸皮再厚些,再多问一些问题就好啦。
从松枝茂夫向周作人宣告将译《陶庵梦忆》到书成,中间经历二十三年。而如果从松枝茂夫向周作人请教《陶庵梦忆》难解字句时算起,已经不止“近四十年”,而是四十一年了。正式进行翻译工作以前,松枝茂夫特别致函问中国是否有出版《陶庵梦忆》更好版本的计划,大概正是因为版本缺陷和对古汉语水平不够自信。但是中国的学者一直未能拿出符合松枝茂夫期待的更好版本。
《我与〈陶庵梦忆〉》全文将近尾声时,松枝茂夫发了这样的感慨:
就《陶庵梦忆》而言,如前所述,无论是俞平伯本,还是台静农本,及其他众多的铅印本都是误宇误脱太多,还有句读的错误,无法使用。使用《粤雅堂丛书》本后,倒是发现了若干误字。王文诰的乾隆刻本未见,现在是我最渴望见到的本子。即便如周先生所言仅是“略佳”程度的本子,但参照诸本,搞一个可信的定本出来,这大概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吧。
洪范书店台静农点校本我未见,看《龙坡杂文》所收序言,也是用《粤雅堂丛书》本作为底本。
1995年9月23日,松枝茂夫去世,生前未见王文诰乾隆刻本。
1996年,王文诰乾隆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我读松枝茂夫先生此文时,刚把《陶庵梦忆》点校本“校定”。一年时间,对于《陶庵梦忆》这个体量的书来说,可能算太久了。可是和松枝茂夫的四十年相较,这一年时间,显得有种“急就章”的感觉。点校本刚完成不久时,我真的有些自负,甚至膨胀,觉得已经做到极致。现在看来,新本子能不能算“定本”,还有疑问。虽然我希望事实如此,但其实我没有底气说这种大话。
然而,我还是希望,同在那个世界的周作人和松枝茂夫两位先生,看到这个点校本以后,至少能有一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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