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知史的读者，必知京都学派，而知京都学派者，必知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何许人也？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知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荣获日本学术权威奖项学士院奖和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儒莲奖也被誉为“汉学诺贝尔”（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曾获得该奖项）。宫崎市定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等。
宫崎市定一生酷爱文学，青年时代尤其热衷于创作和歌，不仅在高中校园与友人一同创办文学杂志，其诗歌投稿还被刊登在当时的社会杂志上。而在作为历史学家的宫崎市定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他对书写文学性的追求。
1922年宫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专攻东洋史。
19世纪70年代，风头正盛的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高等教育界的风向标，而京都大学则踏上了成为高校界“东京电视台”的道路，致力于摆脱东京帝国大学唯我独尊的统治，另辟蹊径，开始了与前者“全盘西化”相反的建设道路，宫崎市定便是在次背景下攻读东洋史，亲身经历“京都学派”的发展与壮大。
陈寅恪先生有云：“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说到宫崎市定，便绕不过他的老师内藤湖南。武士家庭出身的天才少年四十岁无文凭的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京都学派一代“男团”的c位担当。
上世纪二十年代，内藤湖南开创性的提出时代区分论，将中国的朝代根据其时代特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世”“近世后期”等四期，又根据时代区分论提出唐宋变革说等京都学派标志性理论。宫崎市定弥补了内藤在社会经济和法律考量的欠缺，成为京都学派集大成的历史学者。
然而在宫崎市定投身东洋史研究之初，这门学科还如同襁褓中的婴儿般稚嫩：
东洋难道真的不存在西洋那样的历史吗？当然不会。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只能归咎于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历史著作来。如果真是这样，那谁来写呢？等待别人写出来再读也是一种选择，但既然选定了东洋史学，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来分担这个任务。不过，我不想写那些谁都看不懂的书。于是，我觉得最紧要的是，首先必须把东洋史的研究至少提高到西洋史的研究水平。
1936年，宫崎市定西渡法国开始了自己的留学旅程，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写作导师”——法国侦探小说作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由于热衷于阅读历史和侦探小说，宫崎市定形成了其明快灵活、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写作风格。他追求基于史实的“历史现场感”，而正是这独特的治学观念加上笔耕不辍的写作训练，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位在广阔历史中复原现场的侦探。
发奋致力于像麦格雷侦探（西默农侦探小说中的主角）那样，栩栩如生地复原过去，因此在归国之后得以笔力大进。
——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留学法国期间游历欧洲和中亚诸国，曾以政治学为志向的宫崎市定在留法期间游历了欧洲和中亚诸国，还曾经努力学习阿拉伯语，试图研究沟通东西方的阿拉伯世界。
宫崎市定对科举制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在大学二年时狩野直喜一门“清朝制度与文学”课程便让宫崎市定心中产生了“制度是历史的结晶”这一想法。
1939年，宫崎市定受到东亚研究所的委托，研究清朝官制和官吏任用制度，后因原稿形式问题而被束之高阁，1945年，战争愈演愈烈，日本的颓势明显，空袭日益频繁，宫崎市定的同僚朋友中应征入伍的人越来越多，44岁的宫崎市定自言道：
我作为一个从事学问的人，多少受到本能的驱使，希望整理以前的研究给后世，于是面对未写完的稿纸发奋起来。……当我不顾妻子挨饿而终于脱稿之时，正好收到了召集令状，我做好了将这本书作为生前遗稿的心理准备。
然而，在宫崎市定将历磨难写完的原稿交给秋田屋书店出版时，发生了大阪爆炸。秋田屋总社化为一片废墟，但保存在大金库中的《科举》原稿却奇迹般的幸免于难。
战后一年，好不容易到了要出版的时候，最关键的秋田出版社却破产了，宫崎自己取回稿件，在教员们的帮助下出版发行。
《科举》的出版一波三折，混乱年中《科举》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二十多年后，伴随内容修订丰富，书中鲜为人知的趣闻加之宫崎通俗易懂的写作手法，使得《科举》一举成为畅销书，令“科举”一词在日本和欧美普及开来。
当我们在谈论考试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科举史》从历史的角度给出了答案。科举制度虽然在 20 世纪初已经终结，但它的影子依然活跃在我 们的生活中，比如各省高考的第一名仍习惯称为“状元”，“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等与科举 相关的诗歌还在传诵
《科举史》从“历史现场感”出发，深入描绘了乡试、县试、殿试的层层选拔，勾勒出一条古代学子的层层升级之路，这条道路事关阶级流动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常被冠以其他名字：“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出人头地”……本书还对考试中各种作弊与反作弊手段的详细考察，机制与反机制、结构与个人、规则与私利，交汇出不变的猫鼠游戏。
独特的治学理念和史学理解，使得本书能从具体的场景切入，展现出科举制反映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和二者之间相互塑造的精彩过程。
提到宫崎市定，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有所涉猎的读书几乎都会下意识地联想起“九品官人法”。作为宫崎市定的代表作，《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下称《九品官人法研究》）为他带来了日本最为权威的学术奖项之一的“学士院奖”和有着“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该书也是宫崎自己引以为傲的、前所未有的独创性研究。
1954年春，从题为“胥吏的研究”的讲义开始，宫崎将关注点集中于古时汉代可以自由从民间选用人才，为什么中世以后就不可以了这一点。一路追溯，他来到了自汉魏政权更替的瞬间到隋代一直实施的九品官人法问题。
《九品官人法研究》不但有广阔的气象和体量，又把历史的暗流汹涌纳入到严谨的学术写作中。宫崎市定通过搜集分散于史籍本传中的实例，找出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准确描摹了九品官人法在300多年间的发展、演变，以此为线索，将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职官制度与贵族制度整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与中世门阀贵族沉浮兴衰的脉络。
《九品官人法研究》的问世，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从若干具体事例出发概括得到的中世观。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不著作，依然可以感受到宫崎市定在广阔的视域下建构起来的严密、雄厚的史学体系，以及他深入浅出的论证方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敏锐透彻的史料洞察，正是这些，使这部论著成为典范，成为利历久弥新的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制度史、政治史的必读经典。
《亚洲史概说》为宫崎市定漫长璀璨学术生涯的起步作品，虽成书于70年代，但仍发人深省。
本书开辟了亚洲史研究的全新领域，从民族交往到文化潮流，聚焦于亚洲内部诸文明的交通联系，从精细考证出发，逐渐伸展出广阔深远的视野和研究范畴，从而揭示文明兴衰和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
作者以亚洲大陆南北中三条文化传播路线为脉络，描绘亚洲大陆文明间的竞争与沟通，并在本书提出“西亚文明东流论”，历史地理学的骨架使得本作整体恢弘大气，而“日本”又独成一章，充分体现了史家在治学过程中立足于自身文明与民族的深刻思考。
我认为一面充满乐趣一面快速撰写，才是至高无上的著述态度。著者如果自身都没有兴趣，读者更无当做有趣内容来阅读的道理。在读者百人之中，纵然只有一人能把学问当做兴趣来阅读，这也许就是学者的最大幸运之事了。
——宫崎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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