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连羞耻都看不上

（在黑蓝发过的三篇写杜拉斯的）

一篇：

1943年，29岁的玛·杜出了第一本小说《无耻之徒》，从中还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写作思维，始终作为观察者在记录一切事物和感受。第二年的《平静的生活》，30岁的作者立刻发生质变，以后她的书都能看到这第二本书的痕迹。在这里，她已经掌握了另一种区别于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写现实故事，那就是将自己推向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什么已不重要，在写作中，作者是谁成了需要被关注的问题。她找到了释放她能量的方式，到《劳儿之劫》时，又找到了多重叙述的方式，一个话多的女人自己讲还不够，她拉入另一个人，跟她合唱。

许多人说玛·杜自恋，事实上她在最初的两本书，就解决了许多创作者一生都缺乏意识的“什么是自恋的问题”。她完全放下了悔恨这种虚荣心，女人男人自恋算什么，她眼里根本没有这门心思。她放下笔就是个女作家，她拿起笔就是个连男人都感到害怕的女人，她写作时反而不是作家，她做其他事情才带着作家的身份，她写作时就是个赤裸裸的人。一个连羞耻都看不上的人，自恋根本无从谈起，自恋是虚弱者的自我影射。

在忌惮岁月这点上，她跟所有女人一样敏感。光靠哀叹于事无补，临死前，她还在写作，写那本啰嗦的《夏雨》，写《这就是一切》。

里面的这个女人自幼年家道中落后就困在偏远的山区，从来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活法，认为任何活法都不值得羡慕，自始至终被家务所困，等待她的是一年到头干不完的活，永远在操心别人的事。这时，她才看到陪伴她的手是自己的手，带她走路的是自己的脚，也只能莞尔一笑了，心里比任何人都拎得清，唯独忽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活。

她写马写得非常美，《平静的生活》里面是这样写的:“玛，线条弯弯的，曲着一条腿扭腰斜立，在我身下啃草。”还写道：“我清楚地记得玛的两肋顶着我的皮肤，还记得对蒂耶纳的思念和玛一样温热。”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她也写到马，那匹年迈乏力耐心等待死亡的马：“它的鼻孔轻轻地拂过秧苗，一次，又一次，它稍稍抬起头，然后，弯下了长长的脖子，沉重的脑袋耷拉着，一动也不动，厚厚的嘴唇贴近苗尖。”还说：“从河岸俯视着河水的马纹丝不动。阳光下，它站在布满石子的地面，一副闭目塞听的样子。”

我写《对的重述》时，脑子里也想到这些马，还有萨福的马，在春天的花朵中间泛着光泽、生长健壮的群马。

第二部分结束了，王文融翻译得很美，形容大海用“放浪形骸”这样的词。王东亮估计不会这样翻译，王的译本，有语法而缺语感。王道乾王文融翻译这类小说，让人不会去在乎原著是怎样写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实用文，缺了语感，写少女也让人读出老妇的干涩。

主体的故事结束，真正的故事开场。第二部份进入了没有故事性的叙述中，难以维持的叙述，将自己吞进体内从内部审视自己。

第一部分的凝练和巧妙让人反复阅读，至此小说已全跟内容无关，变成了单纯的遣词造句，变成了文从句顺的声音和节奏。美感最终抚慰了一个悲剧性故事，这就是写作拯救了怨妇。这就是怨妇从来也写不了小说。这就是小说家摆脱了自以为是的自作多情之后赤裸的良心。

“我”在海边“度假”的时候收到蒂耶纳的信，这封简短的信写得很美，满怀情感又疏懒随意。《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写给地籍管理员的信也让人印象深刻，绝望又坚韧，既蔑视又据理力争。她擅长转换角度寻找另一种声音，又擅长将截然相反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写。

《平静的生活》就是有故事的诗，诗是它的第一属性。



二篇：

写钓鱼的部分非常美好，其他的感觉被稀释了。如果没有对喝酒这个意象的高频率的重复和强调——喝酒，直接呈现不加渲染，充满人物的生活，成为最明显的主题：带着醉意，醒来又面对痛苦，爱情的、身体的等等——《太阳照常升起》就不会是一个隽永的小说。海明威通过将一个意象的不停重复、平淡的咏叹，意象后面的象征甚至不具暗示性，他不带明确的暗示性在写，只是通过重复达到暗示，使平淡的东西意味深长。

一个单纯的意象的反复出现，越单纯、越无目的，整体所达到的效果越深远。在写之前，海明威应该已经知道了如何达到他所需要的不去象征而充满象征意味。这样的小说不具有太多神奇之处，这样的小说单纯、安全，让人印象深刻，并且具有风格化的特点。

杜拉斯也常常这样写，与海明威不同的是她常常缺乏写作的大局观，她常常不同于别人从小说的外部一步步去建构起作品，而采用从内部往外扩张的方法。海明威的小说有着传统小说合理、让人欣慰的结构，对杜拉斯的小说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她所书写的核心。

她的小说常常核心坚硬，外面的花瓣不规则不合理甚至畸形，《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像是活生生拔毛割肉缓慢痛苦地写出来的。海明威是建构型的写作，杜拉斯是辐射型的写作。海明威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必要的，都属于小说的主旨和内容；杜拉斯的许多句子并不为主旨和内容服务，它所激发的并非是为了读者对作品有更好的理解，而是使她得以继续写完一本书的材料。在这点上，海明威更为“传统”，杜拉斯更为“观念”，她首先有了写作的想法，于是去寻找写作的内容，保留下写作的痕迹，目的只有一个，写出一本书，这一点在《埃米莉·L》和《80年夏》中也直接体现。

杜拉斯的写作意识比她所写的小说更具价值，而对写作意识价值的衡量从来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讨论范围，她作品的价值因此被低估甚至被忽略，人们提到杜拉斯，首先提到的是《情人》，首先是从主题上进行讨论。只要你想到一点，就会感到惊奇，这本书是一位七十岁的女人所写，但丝毫没有年老妇人以经验来教训后辈的老气，她的灵魂在年迈的时候依然十分年轻、明亮。

世界文学史中只在新小说这一章节对她提上一笔，事实上她的写作比许多新小说家都更“新”，更不用说比后来的“新新小说”更具有革命性力量，“新小说”解放了小说的方法论，“新新小说”运用这种方法论进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事实上是对已存在的世界观的重述），而杜拉斯实现了艺术家就是那个点石成金的人，她早期的作品有明显的“以世界观看世界和自我”的特点（《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无耻之徒》），越到后期，越是从“以我观看世界”的角度发力。这种写作与其他小说相比，其伪装性大大减弱，是更为赤裸的写作，这种直接将作家暴露在太阳底让人不断衡量批判的做法最大程度地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才能和魅力。

当然，这种暴露并不是自我暴露型的写作，不是热内的《小偷日记》，她是直接以才智在写作，她知道自己有这种才智，所以她写，她写是直接写自己的才智，在自己的才智上写，她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故事才拿起笔写，更不是所谓的“作家的使命感”驱使她去写，她没有这种写作上的虚荣心，才智不是虚荣心，是她的属性，这种属性没有机智的成分，没有谋篇布局的心机，不是去制造一个精巧的机制，而带着莽荒的气息，粗野、生硬，令人赞叹的是这样做竟然如此适应她的身体。



三篇：


这篇几年前看过的文章（见后面的附文）到现在还给我很深的印象，今天又读到，因为不长，所以把它录入进来。有趣的是，这篇为《法兰西观察家》所写的“观察”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但写出来的样子很像小说，人物的出现和场景的展开，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因此这篇文章立刻给我“虚构”的印象，它不可能是一篇“报道”。

除了这种“合理”的安排，这篇文章不可能是“报道”的最主要原因是，它被作者紧紧地攥在手上。一切由我为中心在写，作者的声音一直凌驾在人物和事件之上。这种感受可能是细微的，但它是存在并且本质的。这里面的核心观念作者早前就提出过，她认为“即使新闻，也不存在所谓的客观。”

我想到的是时下流行的“非虚构”，“非虚构”的写法，恰好以叙事的形态将作者的“声音”让位给人物，形式上常常通篇有条不紊地以第三人称视角去还原现场及当时当地当事人的内心、情感反应和话语。

这样做是否“真实”？作者的声音让位给当事人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写作经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每一次转换，都是夹带着作者的声音。尤其是当出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时，这一写作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这里面的逻辑是，作者从受访者那边接收到事件，并由事件去猜测和感受其中的情感（情绪），再将这种情感（情绪）直接套在受访者身上。这是“非虚构”写作最致命的死穴，它希望还原真实，而形式上的错位却导致了除事件本身无法篡改之外，一切情感你都分不清是出于当事人的感受，还是作者希望乃至规定当事人发出此类感受。另一方面，事件被编排成记叙文的形式，意味着作者无法“全部”呈现受访者所提到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语，以及每一句话语恰好出现的时刻，我们所看到的文章，已经被作者的写作逻辑编排整理、有所筛选之后的呈现结果。也就是说，“非虚构”在表面上的“让位”，本质上实行的实际是“夺权”，或者显现出余秋雨式的自作多情。

我并不反对“非虚构”写作，而是质疑“非虚构”的形式，我认为起码可以写得不那么虚伪，它可以完全由作者控制，而不是“让位”给人物（受访者、当事人），这种“让位”的存在，意味着比事实真相的谬误更加危险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真情流露的虚假和话语责任的模糊。

而杜拉斯这篇短文，明确提出了“非虚构”写作的责任：一切由我述说，一切由我负责。

非虚构作者，谁敢发出这样的声音？或者，谁敢不模糊这种声音？做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位极其出色但也危险的非虚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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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文）

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

杜拉斯


大概是十多天前吧，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十点钟，雅各布路与波拿巴路的交叉口，圣日耳曼－德普雷一带。一个小伙子正从不西市场往路口走去。他二十来岁的年纪，衣衫褴褛，推着满满一手推车的鲜花；这是一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偷偷摸摸地卖花儿，偷偷摸摸地生活。他向雅各布与波拿巴路的交叉口走去，停了下来，因为这儿没有市场上管得紧，当然，他多少还是有点惶惶不安。

他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在那儿还不到十分钟——连一束花也还没来得及卖出去，两位身着“便服”的先生便朝他走来。这两个家伙是从波拿巴路上蹦出来的。他们在捕捉猎物。猎犬一般朝天的鼻子四处嗅着异类，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里，似乎暗示着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一只小鹌鹑！他们径直向猎物走去。

证件？

他没有获准卖花的证件。

于是，其中的一位先生走近了手推车，紧握的拳头向车下伸去——啊！他可真够有劲的！——只消一拳便掀翻了车里的所有东西，街口顿时铺满了初春刚刚盛开的（阿尔及利亚）鲜花。

可惜爱森斯坦不在，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再现这一幅满地落花的街景，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子呆望着，他被两位法兰西秩序的代言者夹在中间。最早过来的几辆车子开了过去，本能地绕开——这当然没人能管得了——免得压碎了那些个花朵。

街上没有人说话，只有一位夫人，是的，只她一个。

“太好了！先生，”她嚷道，“瞧啊，如果每次都这么干，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这些渣滓给清除了！干得好！”

然而从市场那头又走来一位夫人，就在她身后。她静静地看着，看着那些花，看着卖花的小犯人，还有那位欣喜若狂的夫人和两位先生。接着，她未置一词，弯下腰去，捡起鲜花，向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走去，付了钱。之后，又是一位夫人，捡起花，付了钱。然后，又有四位夫人过来，弯下腰，拾起花，付了钱。十五位。一共十五位夫人。谁也没有说一句。两位先生狂怒了。可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这些花就是卖的，他们总不能遏止人们买花的欲望。

一切不过十分钟不到。地上再也没有一朵花。

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位先生最后总算得了空，把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带到警察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