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又称官话方言，旧称北方方言、北方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官话是汉语各方言中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当今中国至少有70%的人口以官话为母语，其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绝大多数地区，还有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北部、广西北部、江西部分地区等地。官话与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差别极大。作为中国标准语的官话自南北朝以来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中原官话为代表，南方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目录
1基本介绍
2分布范围
北京官话
东北官话
冀鲁官话
胶辽官话
中原官话
兰银官话
西南官话
江淮官话
3发展起源
4历史情况
5主要特征
韵母方面
声调方面
声母方面
6研究史
分区史
影响
现代遗留
争议
7方言字
1 基本介绍
官话，也可称为“官话方言”，过去也被称为“北方方言”“北方官话”，但由于使用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人口都分布在中国南方，因此北方方言这名称不甚准确。从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的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话”这一称呼，不再使用“北方方言”、“北方官话”的称呼。
2 分布范围
官话具体可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西南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与普通话的接近程度依次降低。兰银官话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中原官话分布在河南黄河以南、安徽北部，山东西南部、陕西南部和江苏徐州一带；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语、徽语、赣语、湘语、粤语、闽语、客语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1]。
北京官话
北京官话又称华北官话，是官话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北京、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可分为京师、怀承、朝峰、石克四片。使用人口约1500万。三声四调，古入声派入平、上、去且相对均匀。
东北官话
东北官话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绝大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东北部。东北官话具体可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几小片。主要特征是古入声派入平、上、去且派入上声较多。
冀鲁官话
冀鲁官话主要分布于河北大部、天津、山东北部和西北部，以及北京市平谷区，山西广灵县，内蒙古宁城县，使用人口约9000余万。冀鲁官话是除东北官话外，与北京官话最为接近的官话。主要特征是三声四调，古入声派入平、去声。
胶辽官话
胶辽官话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辽宁省的辽东半岛和鸭绿江下游地带及江苏省的赣榆县。历史上在一些地区如黑龙江省还存在过个别胶辽官话的方言岛，但渐渐都消失在周围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胶辽官话内分登连片、青州片（青莱片）和盖桓片（营通片）。主要特征是三声三调或四调，古入声派入平、上、去声。
中原官话
中原官话分布于以河南、江苏省徐州市、陕西关中、山东南部为中心，覆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390个县市，根据1987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一共分为郑曹、蔡鲁、洛徐、信蚌、汾河、关中、秦陇、陇中、南疆等九片。代表方言为河南方言。中原官话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是中原官话区的主要特点。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的主要区别是古入声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
兰银官话
兰银官话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部分地区，共56个县市。分为四片金城片、银吴片、河西片、新疆北疆片。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是流行于中国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以及邻近的广西省北部、湖南省西部、陕西省南部、缅甸果敢的主要语言，在老挝、越南等地也有部分华人使用。西南官话在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具有官方地位，是仅有的3个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分支之一。西南官话的主要特征是古入声不分化，整体保留或整体混入它调（阳平、阴平或去声）。《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西南官话分为十二片，其通常也可按照地域分为四川话、重庆话、贵州话、云南话、桂柳话、湖北话等。
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分布于今江苏和安徽的大部、湖北局地、江西部分地区等地，江淮官话使用人口大约为7000万，其中主要分布于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江淮官话自东向西分为通泰片、洪巢片、黄孝片，其中以洪巢片占大多数。
3 发展起源
自古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进而发展成为扬雄《方言》提及的 “通语、凡语”。
在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东晋、南北朝以来，汉人回迁，中原洛阳又称为通用官方语言。
到了隋朝，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读书音仍然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北宋都汴梁（今开封），开封话和洛阳话极其近似，便同时作为标准语，洛阳读书音仍然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今天开封和杭州都大量保留着同样的儿化韵尾。但当时洛阳读书音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
元朝建立之后，实行蒙语教育，有很多蒙语词汇进入汉语体系，形成华蒙相成的形式。
明灭元朝之后，定都南京，为了剔除掉蒙语遗留的文化（旗号"驱除胡虏，恢复中华"），颁布《洪武正韵》，多数参照中原雅音（汴洛音）兼南京话正以中华之语。明成祖始迁都北平，即以北京音作标准音，以南京音为基础。北京话是宋元时受东北契丹各族音影响，加之汉语冀方言影响而形成的，至今北京话与东北话让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
官话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取代原本江淮方言系的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中国话，以南京官话为标准，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音为标准。清末编审国语及民国确定新国音以后，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近代官话方言由中国官方标准话演变而来，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原因，过去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实际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两大官话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
“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明清称为官话，1909年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改在大陆改称普通话，新加坡独立以来即称之为华语；而官话一词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
4 历史情况
中国历代官方语言有雅言、正音、官话、国语等不同的称呼，也是不同时期“普通话”的定义。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继承性，同时因政权的变迁、定都的不同、人口的迁移等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现代国语是在古中原洛阳读书音的基础上，随时代演化而来。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从夏至清朝中后期，洛阳读书音（洛阳雅音）一直为标准音。
说到远古语言的起源，应该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伏羲演八卦、“仓颉造字”等古文化历史等均发生在炎、黄时期，《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西山经》记载，黄帝生于“玉山西，三百里”的“轩辕之丘”，台湾学者考证：“玉山”即今祁连山乌鞘岭，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姬水和姜水的炎帝、黄帝带领部落等逐渐融合话华语和羌语，形成的，保留了羌语部分发音，例如“夏”在羌语中是“伟大、强大、强悍”的意思，“轩辕”在羌语中是“大而且圆的高台”的意思，今中原官话（陕西省）中仍然将高出平原的台地叫“塬”，著名的甘肃庆阳“董志塬”称谓就位于周人最初的农耕文明发源地甘肃庆阳一带， “华”、“夏”两部落逐渐融合并逐步东征过程中吸收被征服各地方言，形成黄河流域特有的北方话基础，华、夏两部落融合后，周代时语言达到成熟阶段，《诗经》是由东周人按洛阳读书音写成。历代西北建都，周、秦、隋、唐一次次统一中国，尤其是周朝800年，将《周礼》及洛阳读书音传播到全国，周人封诸侯到全国，最多时诸侯达到800多，周人在全国的诸侯居住在城市，称为“国人”，当地土著百姓称谓“野人”，除了长子继承诸侯王位，其余后代逐渐成为百姓，周朝诸侯的这种继承和传播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洛阳读书音在全国的传播，秦朝在优化周文字后，统一全国各个诸侯国文字，形成“小篆”通行全国，强制推行文字和语言、度量衡、甚至车轴距，要求各种规矩符合秦国要求，废除其他诸侯国标准。隋朝发明科举考试，直到唐朝一直延续洛阳读书音作为正音，为官者须会讲正音，也促使全国读书人学习官话传播正音。秦朝、隋朝、唐朝征服蜀国导致洛阳读书音迅速传播到西南地区。
秦时代的标准语已无可考，而语法体系，从李斯的《谏逐客书》来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了。这种语法体系，也成为后来“官话”的语法体系。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扬雄著书《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阳雅音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朝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后以元大都（北平）汉语语音——北平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话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话。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所传授、使用的中国语也是南京官话。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的中国话，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音为标准。长久以来，南京话以其清雅流畅、抑扬顿错的特点以及独特的地位而受到推崇。
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其实，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符合普通话。
5 主要特征
除江淮官话外，其他官话区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部分官话片区把“-p，-t，-k”合并成喉塞音“?”或“h”。原本连接“i”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韵母方面
大部分的中古辅音韵尾消失，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已经只剩下“-n，-ng”。其中古音里的-m尾已经与-n尾合并，如“南”，古代是-m尾的，但是普通话已经读nan了，收-n尾。古代的-ng尾在普通话里仍读-ng尾。但是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和西北小部分地区已经不区分-n与-ng了。中古的双元音在华北诸官话里仍读双元音。但是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单元音较多。
声调方面
声调类型少，大部分地区只有平声区分阴阳。除了江淮官话全部和西南官话岷江小片保留平上去入四声之外，中古汉语的入声在官话大部分地区内都消失了。这里的入声消失并非指古代的入声字就不用了，而是古代的入声字读成了其他声调。如：一、六，都是入声字，但是在普通话里一读阴平，六读去声。古入声字在各官话里读什么调也不同。江淮官话仍然保留入声，而普通话里入声字归到四声里去了，在中原官话里归入阴平和阳平，在西南官话里一律读阳平。
声母方面
许多地区把中古的知系字（知、彻、澄三母）、章系字（章、昌、船、审、禅五母）、庄系二等字（庄、初、床、生、俟五母）读成了舌尖后音（或类似英语的舌叶音），即翘舌音。但是各官话哪些字读平卷舌又不尽相同。基本上，中古精细字都读平舌音，知组三等、章组三等都读翘舌音。而庄组三等字、知细二等字分歧较大。（北京话中，庄组三等字、知细二等字仍读卷舌，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字受其他方言影响读平舌，或平卷两读。如：择有ze,zhai，色有se,shai二读）。
中古的全浊音基本都读同部位是清辅音，塞音塞擦音逢平声读送气清音，逢仄声读不送气清音。但是也有少部分地区如陕西小部分地区、江淮官话通泰片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
日母读卷舌的r（多），或者零声母（少）。日母止摄三等字读卷舌单元音er或双元音ar。大部分地区有儿化后缀。
由于止摄、遇摄以及入声字的大规模合并，使得北方方言在某些韵中同音字特别多。主要集中在韵母“i”“和u”上，读bi,li,ji,qi,xi,zhi,chi,shi.yi,wu,yu 这些韵母的同音字最多。
6 研究史
作为中国标准语的官话自南北朝以来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中原官话为代表，南方以江淮官话为代表。而北京官话直到明清才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代称为官话，清代又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而官话一词则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
分区史
历史上对官话的分区方法多种多样，以下是简短的分区史：
1900年章太炎官话区与非官话区被揉混，且没有任何一种汉语分支被命名为官话 第一次对汉语进行分区，官话区的共同特点没得到体现
1934年赵元任等华北官话、华南官话 “官话”一词首次用于汉语分区；包含的晋语、湘语、赣语
1937年-1948年 北方官话、上江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语区被划出，官话区的范围与已与的官话、晋语区的范围相当接近。
1955年-1981年 被并为一区；一度改名为北方话/北方方言；内部分区方式有多种，有一种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 官话作为汉语的一个分支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北方话/北方方言等另名亦开始流传；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有争议）晋语首次被划出官话；已成为方言学界事实上的分类标准（方言学界以外，旧分区方式仍有所提及）
中国大陆出版的方言学的专业书籍、期刊，都采取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法（下称“八区法”）进行对官话进行归类，八区法事实上已成为学界的分区标准。本条目也以介绍八区法为主。
八区法成为学界标准，语言学价值比过去的方法有了质的进步是一个原因，为权威部门所发布则是另一个原因。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由中国大陆方言学界的权威部门制定并发布的，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在方言学界书籍期刊的出版和归类上也有强制作用。
对于八区法，一些学者也有一定异议，异议的涉及范围，小至某乡某县语言的分类，大至晋语/江淮官话的归属。不过，虽然有异议，也会在先介绍“八区法”的前提下再对“八区法”提出批评。
中国语言地图集对官话分区的基本标准是调类，具体的说，是古清音声母入声字的演变状况。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官话分区标准确切总结为语言学特征，过去的分区法则基于行政区划，以致于各区官话的共同特点难以总结。
此外，“八区法”在制定过程中，对官话区的每个县份，都调查到一个以上的代表点，提供语言学资料的详实度比过去有质的飞跃。
影响
尽管明清官府并没有对官话正式命名（官话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称呼），也没有将官话进行推广，但它对中国普通百姓语音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清时期各地汉语尽管大都与官话差别很大，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官话的影响。越是官话使用频率高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剧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景德镇，长期作为官方瓷器供应地，官话在城区盛行，导致当地的方言往官话靠拢，最终出现只有三个声调这种赣语乃至整个“东南方言”极其罕见的现象。
官话的另一个影响是产生了带方音的官话（下文简称为“方音官话”）。古代非官话所在地的人，要学习官话，往往会受母语的极大影响，从而说出母语特征极浓的官话来。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广东普通话、台湾国语等。方音官话与（标准）官话之间，只是口音之间的区别，而非方言之间的区别。
现代遗留
官话在现代仍有少量保留，不过不是在“活的”语言里，而是在戏剧中，而且只保留了某些特定时期的官话。如京剧的语音，仍保留了清末以前官话中的区分尖团的特点；越剧的语音则继承了绍兴的方音官话的音系。
争议
对官话最常见的争论如下：
关于官话是方言还是语言的问题存在争议，其中认为它是一种方言的人常称其为“官话方言”。
晋语和江淮官话的独立问题。而建议江淮官话的独立依据主要有江淮官话有完整的入声调，这是在其他官话中没有的；还有江淮官话同其他官话区交流并不顺畅，其他官话区并不容易听懂江淮官话，因为江淮官话有不同于其他官话区的用字与语法，例如：“藏”用“囥”等，普通话中常说的“给我一本儿书”，在江淮官话区说成“那本书把我”。
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和冀鲁官话保唐片合并还是分开的问题。在2000年后的研究一般主张合并。
7 方言字
北方官话中的方言字保留于普通话中，如“甭”（不用、不要）、“孬”（不好）、“俺”（我）、“咋”（怎么）、“咱”（含对方在内的我们）、“啥”（什么）。北方官话的大部分口语可以容易书写为书面语，但南方官话（如四川话）因拥有大量不见于现代标准汉语的特有词汇，仍拥有较多独特的方言字（如四川方言字）。
因为阴平和阳平这两个调类是在全浊声母清化后才由平声分化而成，所以这两个调类的调值分化较晚，所以为了探讨诸种官话方言的源头及其合理分区，本图将古老的上声和去声作为官话内部诸方言分区的首要标准，而只将阴平与阳平作为次要因素考虑。当然，本图作分出的基本上只是以上声和去声所分出的官话一级分区，事实上官话内部各大类型之中又有多种子类型，在为这些子类型分区时阴平和阳平的重要性也会凸现出来，但是由于本图只考虑官话的一级方言分区，故而仍然只将上声和去声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根据上面划分官话方言的标准，我们可以将官话分为以下几大方言：关中方言、山东方言、燕赵方言、两淮方言和齐东方言。
而事实上这种分法确实要比目前学界对官话的分区合理得多，因为这种分区在历史上是有文献支持的。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其《唐代长安方言考》一书中指出陆法言曾大致将中古汉语分为“吴楚”、“燕赵”、“秦陇蜀”、“梁益”四种（事实上应该加入“山东”方言而取消“梁益”方言，因为陆法言可能是站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的立场看其他不同方言的，而“梁益”方言即蜀方言应为“秦陇蜀”方言的次方言，所以马伯乐认为是长江中游方言是错误的，因为他把中国地理概念搞混淆了），而颜师古则将其分成“吴楚”、“山东”（马伯乐认为即是陆法言所说的）、“太原”（马伯乐认为即是陆法言所说的“赵”方言）、“关中”四种方言。我们比较二人的分法可以发现，事实上他们的分法基本上是相同的，除了二人都指出有“吴楚”方言外，还都指出有“燕赵”和“太原”（由于太原在唐代为北京，故而颜师古所说的“太原”方言实为陆法言所说“燕赵”方言的代称），也都有“秦陇蜀”方言和“关中”方言（马伯乐认为颜师古所说的“关中”方言就是陆法言所说的“秦陇蜀”方言，这是合理的，由于唐代西京长安位于关中，故而颜师古以“关中”方言代指整个“秦陇蜀”方言）。由于陆法言和颜师古的时代南方诸种非官话方言大多没有形成，所以陆法言和颜师古所说的汉语方言除了吴楚方言外，其余三种方言基本上就是现在官话诸方言的鼻祖，而我根据对现代官话诸方言调值的归纳也可以证实这种推论（关中调值区、山东调值区和燕赵调值区详见附图，而两淮调值区和齐东调值区稍后再作解释）。
1.太行山脉东侧的弧形地带，这一地区从河北张家口坝下地区开始，经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边缘的狭长地带直到邯郸，再到河南北部的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这一带的方言的调值有其独特之处，在当前学界把它们大多归入晋语邯新片，部分则归入张呼片，也有一小部分因为入声舒化而被归入了冀鲁官话，但是这一弧形地带的调值虽然也有接近晋语之处，不过相比起来更接近冀鲁官话和东部中原官话，当然，这一弧形地带和最典型的东部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却和郑州比较接近，而事实上开封话的调值在东部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中最具代表性，郑州本身也不典型，而是因与黄河北岸的新乡隔河相望而带有了太行东侧弧形地带的调值特征，猜想这一地带的基础仍然应是中原官话（即本图根据颜师古的说法所称的“山东方言”），不过由于这一地区曾经在明初有大量洪洞大槐树移民，调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地具有了一些关中方言的特色，而且又因紧邻山西晋语区而与之具有了很多共性，比如入声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而且很多地方还出现了晋语那样深臻曾梗通五摄合流的现象。总之，这一地区虽然或多或少具有东部晋语式关中方言的特色，不过就其来源来说，似乎仍应是山东方言的一个子方言。
2.山西东南部的上党方言具有七个调类，同时又处于关中、山东、燕赵的包围之中，难免会出现混杂现象，情形非常复杂，不过如果不考虑其全浊音消失所带来的阴阳分化，事实上其调值的基础却很明显可以看出是燕赵类型的，甚至在个别阴去、阳去合流的次方言中，其调值本身就十分接近北京的调值，比如上党方言最南端的晋城话。
3.山西西南部的河东方言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类似陕西关中地区并且更加古老的次方言，但是事实上却可以发现这一地区的调值分布十分复杂，除了一些县市是典型的关中调值外，还有很多县市的调值表现出了豫西洛阳式的山东方言调值，当然，洛阳话的调值本身也不是典型的山东方言类型，因为它的上声具有了关中方言的特色，事实上除了去声是山东方言式的，整体上看它的调值似乎还更接近关中调值，这大概也就是过去说洛阳是天下之中、发音最正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它是山东方言与关中方言的过渡调和型，正因为这样，夹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河东必然同时受到了关中方言和山东方言的影响，不过由于其内部调值分布比较复杂，本图暂时将其全部视为关中方言的一种。
4 胶辽官话虽然没有见诸陆、颜二氏的记载，不过相信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齐东野人之语”，只可惜本人去查了一下调值资料，事实上现在大部分胶辽官话的调值都受到了周边方言的严重影响，乃至彻底其他方言的调值所同化，比如青岛方言明显是山东方言式的，而大连方言和丹东方言一样，则明显是燕赵方言式的，不过在胶东半岛的最东面，其调值类型似乎很难归入任何一类其他方言，所以大致就是“齐东野人之语”的残留调值了，烟台话就是这种方言的代表。
5.所谓的江淮官话黄孝片的调值和江淮官话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一般来说该片方言的上声和去声仍然是西南官话式的关中调值类型，不过很多方言点在阴平和阳平的调值上又因靠近信蚌片的山东方言而表现出了山东方言的特点，甚至在十堰西部两个县的黄孝片方言岛则完全表现出了河南式的山东方言调值，不过因为上声和去声要比阴平和阳平古老，所以黄孝片的基础仍然应该是西南式的关中方言，只不过后来全浊音清化之时受到了相邻的河南式山东方言的影响。
6.江淮官话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因为陆、颜二氏均未提到此种方言，估计此种方言的基础可能是吴楚方言，不过后来受到了北方方言的较大影响才形成了现在的面貌，但是其所受影响主要不应来自山东方言，而是应该来自关中方言，因为已经有一些学者研究过历史上秦雍移民的迁徙路线，他们是从西北出发进入湖北，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又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南下江西，后来发展出赣语，而另一路则东进江淮，最终形成了江淮官话。事实上据我观察江淮官话的调值类型在官话方言里也可自成一类，不过很多方言点比如扬州和连云港等地的调值又具有明显的关中方言特征，所以两淮方言可能是吴楚方言与从湖北东进江淮的关中方言的混血儿，不过也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于关中调值的江淮方言的调值也可能是由关中式调值衍化而来的，所以江淮方言也可能确实属于关中方言的一类，不过本图暂时考虑其调值的独特性而将其单列一类，或者将其视为吴楚与关中的混合型方言。
7.可以发现所谓的“晋语区”根本就不应存在，晋语区内同时具有燕赵、关中和山东几种不同的调值，虽然“晋语区”内诸方言经过长期的接触，由于四面多山而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具有了一些共性，但是其内部差异甚至可以超过很多官话大区的差异，而且其内部的词汇也多有不同，比如燕赵调值区的上党方言称太阳为“老阳”，显然是燕赵方言的词汇，而中北部“晋语区”的太阳则分别有“日头”和“阳婆”两种说法，前者来自关中方言，而后者来自燕赵方言。
8.历史上的燕赵方言可能要比现在大一些，估计当时豫西和山西（除河东外）都是其地盘，而且保定、唐山以南更远的地方也曾属于燕赵方言，因为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德明也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可见当时的燕赵方言（河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和关中方言相比与吴楚方言（江东方言、江南方言）相差更远，而由于北宋时期黄河向北改道，淹没了燕赵方言南端的地区，造成了惨重的人道灾难，因此操山东方言的人口得以迅速向北推进侵占了燕赵南部因洪水而变成的废墟，随着黄河的北迁而往北推进了很远，而在宋金之交又由于宋将杜充认为造成黄河决口改道淮河流域，因为山东方言北进彻底失去了黄河的阻挡，故而继续北进，直达保定、天津一线，而且对东部燕赵方言（或者说是燕方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保唐片方言，虽然基础是燕赵方言，但是受到山东方言的影响却很深，而北京和后来的东北方言也同样受到了以山东方言为基础的《中原音韵》的巨大影响。山东方言甚至还沿太行山脉继续北上，通过保定西部边缘抵达了京西的宣府地区（今张家口坝下）从而将燕赵方言彻底切断开来，从此燕赵方言分化为了燕方言（北京方言、东北方言和保唐片方言）与赵方言（确切说应该是代方言，也就是西部晋语以及东部的五台片晋语），当然宣府地区由于靠近山西大同，所以后来又受到山西移民的很大影响，所以这一地区除了调值接近山东方言，事实上更多地方反而比较接近“晋语”。
9.至于燕赵方言区中的两大片关中方言岛（晋阳方言岛和雁门方言岛）的形成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不过最有可能是在北宋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后焚毁唐代的北京——太原城之时，具记载宋太宗灭北汉后为了摧毁这一地区数百年的军事、政治优势而火烧太原城，迁晋、代民众于豫东，因此豫东民风大变，而晋、代却出现了人口荒漠，于是这时候汾河下游操河东式关中方言的移民很可能因为河东人口过于稠密而越过霍山沿汾河中游北进，迅速占领了晋中盆地，形成了今天操关中调值的并州片“晋语”。而在明初又有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就是洪洞大槐树，至今晋中和雁门等地民间多认为祖上来自洪洞大槐树，也就是河东方言区，而且雁门地区的关中方言可能也跟明代在宣、大二府的重兵屯集有关，而至清代雁门移民更越过长城进入内蒙古中部。
10.有一种很荒唐的观点是把官话按南北分，其实按南北分根本不如按东西分合理，因为“西南官话”本来据历史记载就来自关中方言，秦国灭蜀后大量移民自不必说，而后关中多次动乱，其流民也是自湖北东进江淮或南下江西，那么整个“西南官话区”都应该是关中移民后裔的衍生区。而且事实上西南官话的调值是与西北方言十分接近的，尤其上声和去声更是完全相同的类型，虽然因为平声分阴阳西南与陕西关中出现了不同的调值，但是西南官话的调值仍与兰银官话和晋语的接近程度就要比陕西关中接近得多，可以说差别很小，而由于豫西洛阳的调值也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关中方言，故而有时西南人觉得他们的话像河南话，其实那是一种误解，真正像的仍应是广义上的关中方言区。
11.古代早期东南地区应该只有吴楚一种方言，而当时很多东南地区还有大量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分布，现在的闽南语应该最接近那时的吴楚方言，后来关中流民东进湖北，在那里繁衍了很长时间，融了一些苗瑶民族的血统，然后南下江西，又融入了当地干越民族的血统，后来继续南下，形成了接近畲族的客家人（对客家Y染色体单倍体的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推断），他们操的早期关中方言也演变成了客家话，后一批经过同样路线到达江西的关中流民所操的关中方言后来则形成了赣语，而东进江淮地区的关中流民方言则与当地的吴楚方言结合形成了江淮方言。另外，粤语可能也曾受到过关中方言不小的影响。
12.由于操关中方言的流民在江西南下、东进，大大改变了南方原先的吴楚方言分布，首先是导致了吴、楚的分化，西部形成了湘语，东部形成了吴闽语群，后来长江以北被关中化而形成了两淮方言，而苏南、浙江则由于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受到操山东移民方言的影响而成为现在吴方言的鼻祖，其中西部的吴语又受到赣语的影响而形成徽语，而从闽北到闽东，再到闽南，古吴楚语的特征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