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桐生：“四始”的再解读

“四始”的再解读

陈桐生

作者简介：陈桐生，1955年生于安徽桐城，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史记与诗经》《史魂——司马迁传》《楚辞与中国文化》《孔子诗论研究》《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礼化诗学》等著作。

内容摘要：《史记·孔子世家》祖述《鲁诗》之说，提出“四始”概念。四始是以《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诗的首篇题旨来概括该类诗的主旨。“《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强调帝王婚姻伦理，其中包含着两性结合为生人之始、帝王婚姻为王道之始、婚姻道德为人伦之始诸多丰富的哲学、政治、伦理内涵；“《鹿鸣》为《小雅》始”揭示养贤主旨；“《文王》为《大雅》始”标举了尚德的主题。文王受命，原因就在于其施行仁政德治，顺应天心民心；“《清庙》为《颂》始”则突出礼学家所特别强调的孝道观念。通过“四始”的概念，《鲁诗》提炼出“重视婚姻伦理、养贤、尚德、崇孝”这四大主题，目的是要使《诗经》成为王道政治的范本。在《毛诗》“六义”说未出以前，实以“四始”说影响最大，其说也深刻影响到司马迁的《史记》著述。

感谢陈桐生先生授权推送此文。本文收入陈桐生《史记与诗经》（2000），引用请以原书为准。

“四始”的概念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所习为《鲁诗》，故此处当为祖述《鲁诗》之说。当《鲁诗》大行于世的时候，“四始说”是一个不待说明而广为人知的《诗》学概念，齐、韩、毛三家还在《鲁诗》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各自的“四始说”。但是在《鲁诗》亡佚之后，“四始说”对于后人却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以至于清代学者魏源在《诗古微》中说“后人无一能析之者”。对这些问题，清人魏源根据古代诗乐连奏的特点对“四始”作了权威性也是两千来唯一的解释，此后的《诗经》论著在论及“四始”时多征引魏源的观点。从今天来看，魏氏之说虽有可取之处但未尽可信，而且对许多有关“四始”的问题未予论及。本章不揣浅陋，拟结合战国秦汉之际的学术背景和《诗经》、《史记》全书内容，对“四始”试作第二次解读。

一、魏源解读的得与失

魏源《诗古微》在解读《鲁诗》“四始”时说：“盖尝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连奏，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义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连奏也？古乐章皆一诗为一终，而奏必三终，从无专篇独用之例。”在广泛征引了《仪礼》、《国语》、《礼记》中关于三篇连奏的材料之后，魏源提出“三篇一始”的观点：“'四始’则又夫子反鲁正乐正雅颂，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诗之裘领、乐礼之纲纪焉。故史迁不但言《关雎》为《风》始，而必曰《关雎》之乱者，正以乡乐之乱，必合乐《关雎》之三，故特取夫子师挚之言，以明三终之义。”按照魏氏这种理解，“四始”实际上就是十二始。

魏源之说确有可取之处，他以“四始说”作为《鲁诗》的纲领，确实看出了“四始说”的重要性；他旁征博引说明古代诗乐三篇连奏，可以说是信而有据。

但是魏源的解读未可尽信。

首先，魏源将“四始”视为西周盛世时期周公歌颂文王的诗篇，认为“四始”“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这不符合《鲁诗》的实际，也违背了司马迁的原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史记·儒林列传》都明确指出《关雎》是一首刺诗。根据《鲁诗》的解说，《关雎》是诗人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并不是周公述文王之德。先秦时期与《关雎》连奏的《葛覃》、《卷耳》亦与文王、周公无关，《古文苑》载《鲁诗》学者蔡邕《协和婚赋》云：“《葛覃》恐其失时。”《淮南子》高诱注说《卷耳》题旨云：“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小雅》的首篇《鹿鸣》，《鲁诗》也认为是一首刺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又如与《大雅·文王》连奏的《绵》，《史记·周本纪》明确地说这是歌颂古公亶父，而不是歌颂文王。这些《鲁诗》之义都与魏源之说不合。魏源为了牵合“四始”为周公述文王之德的说法，将《关雎》、《鹿鸣》说成是周文王刺商纣王，并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周道缺”改为“殷道缺”。背离《鲁诗》的说《诗》材料，甚至不惜改动古籍以自圆其说，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尤不足为训。

其次，魏源根据古代诗乐三篇连奏的通例而推论三篇一始，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四始”指的是《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四类作品的第一篇，三篇连奏是指先秦礼仪中的诗乐演奏，两者之间不可混为一谈。《仪礼·乡饮酒礼》和《燕礼》所载诗乐演奏的次序是“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和“合乐三终”，开头是工歌《鹿鸣》，而位于《诗三百》之首的《关雎》却放在最后的合乐部分。这表明古代演奏诗乐的时候并不考虑《诗经》风雅颂的先后顺序，三篇连奏是事实，但并不涉及“始”。

第三、先秦诗说与汉初诗说有很大的变化。《仪礼》所载工歌《鹿鸣》是取其宴乐群臣嘉宾之义，而以《关雎》合乐也是取其“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之义，这应该是保留了先秦的古义。但汉初《鲁诗》却把《关雎》、《鹿鸣》断为刺诗，从中可见《仪礼》与《鲁诗》对诗义的理解分歧极大，《鲁诗》在提出“四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先秦礼仪中的三篇连奏。试想，如果在乡饮酒礼和燕礼上以演奏刺诗《鹿鸣》开头，最后又以刺诗《关雎》合乐，还谈什么君臣和乐？还谈什么善待嘉宾？还有什么欢宴的气氛？

第四、如果《鲁诗》真的是以三篇为一始，那么在解说这邻近的三首诗的题旨时肯定会考虑主题的统一，但事实上《鲁诗》认为《关雎》刺康王晏朝，《葛覃》恐其失时，《卷耳》思得贤人，这三首诗的主题并不一致，由此可知《鲁诗》在说《关雎》为《风》始的时候，并没有把《葛覃》、《卷耳》考虑在内。《鹿鸣》、《文王》、《清庙》等诗的题旨也与其后的两首诗有不尽相同之处。

第五、汉人所理解的“《诗》始《关雎》”都指的是《关雎》一首诗，而非举一而概三。例如《汉书·匡衡传》：“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汉书·荀爽传》：“且《诗》首篇，实始《关雎》。”《韩诗外传》：“《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大戴礼记·保傅》：“《诗》之《关雎》，……皆慎始敬终云尔。”张超赋：“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史记·外戚世家》：“《诗》始《关雎》。”以此类推其他三始，也应该是指三首诗而非九首，“四始”决不能理解成十二始。“始”指的是一个逻辑起点，它所指的只能是一首诗，如果三篇一始，数目太多，范围太广，也就不成其为“始”。

魏源以三篇为一始的证据之一，是司马迁所说的“《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乱”是音乐结束部分的合乐，司马迁既提到“《关雎》之乱”，应该是兼及歌词与乐曲二者而言。实际上“《关雎》之乱”是引用孔子的成语，它出自《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它像《史记》中的许多偏义复词一样，词义偏在歌词之上。

魏源三篇一始的说法的要害在于抹杀了先秦《诗》学与汉初《诗》学的区别，掩盖了《鲁诗》对《诗》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三篇连奏是先秦礼仪中诗乐的运用，但自春秋末年礼乐逐渐崩坏，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音乐专业人员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不再注重诗乐的运用而重《诗》旨的解说。魏源所举的三篇连奏的例证全部出于先秦古籍，而在汉籍之中却找不到一条材料，其原因就在于汉人对诗乐演奏已经相当陌生了。

此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诸如《鲁诗》提出“四始说”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内涵及其对《诗》学研究的贡献等等，魏源都没有论及，还有待于我们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二、论《诗》为什么要提出“始”

《鲁诗》论《诗》为什么要提出“始”的概念？我认为，这是出于战国秦汉之际文化学术界慎始敬终的风气。而之所以慎始，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当时文化学术界注重追溯政治成败的最初起因，认为一些重大的政治变故都起于细微之处，因此他们提醒统治者要注意防微杜渐。《春秋公羊传》在慎始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它在阐发《春秋》义例的时候，将第一次出现的历史事件特意予以强调，要求人们关注各种事件之始。例如隐公二年“疾始灭”、“讥始不亲迎”，隐公四年“疾始取邑”，隐公五年“讥始僭诸公”，桓公二年讥宋“始以不义取鼎”，庄公二十二年“讥始省”，闵公二年“讥始不三年”，宣公十五年“讥始履亩而税”，成公元年“讥始丘使”，哀公十二年“讥始用田赋”等等。[1]公羊家认为正是由于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所以才导致后来的弑君弑父、亡国败家的恶果。《公羊传》记下这些“始作俑者”，就是要为后代政治提供借鉴，提醒人们慎始敬终。

二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学者在著书立说的时候注意逻辑思维的严谨，力求为自己的思想学说确立一个逻辑起点，由这个逻辑起点生发开去，构成一个有条有理、层次井然的思想体系。例如《易传》以乾坤两卦作为《周易》的逻辑起点，《孝经》以爱护父母赐予的身体发肤作为孝道的逻辑起点，春秋公羊学以“元”作为《春秋》学说的逻辑起点，《礼记·大学》以“格物”作为人生修齐治平的逻辑起点，《仪礼》以士冠礼作为礼义的逻辑起点，《吕氏春秋》以一年之首的《孟春纪》作为逻辑起点，《淮南子》以论述本体的《原道训》作为逻辑起点，等等。这些古籍的逻辑起点都在始篇，它表明当时学者对典籍始篇的地位和作用已经给予特殊的注意。

一方面在思想上注重历史事件的起始，另一方面在逻辑思维上重视学说体系的逻辑起点，可见慎始是当时普遍的学术风气。所以《礼记·经解》引《易》曰：“君子慎始。”《礼记·表记》引孔子语云：“事君慎始而敬终。”《礼记·文王世子》说：“古之君子举大事，必慎终始。”《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戴礼记·保傅》也说：“《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

“四始说”的提出即以这种慎始的学术风气作为背景。《鲁诗》大师申培公大约生于秦统一六国之前，死于汉武帝建元期间，这一时期正是文化学术界强调慎始之际。这种慎始之风启示申公注意寻绎《诗经》各类诗始篇的特殊意义，并将始篇与该类诗联系起来，以始篇作为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完整的《诗》学体系，由此而提出著名的“四始说”。

三、“四始”所揭示的四大主题

《鲁诗》原貌虽不可得见，但《史记》中保留了大量的《鲁诗》说，我们将散见于《史记》各处的材料予以综合，再结合相关典籍，完全可以揭示“四始说”的内涵。“四始说”是以《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诗始篇的题旨来概括该类诗的基本主题，具体地说，就是以《关雎》的主题来概括《风》诗的主题，以《鹿鸣》的主题来概括《小雅》的主题，以《文王》的主题来概括《大雅》的主题，以《清庙》的主题来概括《颂》诗的主题。“四始说”是对《诗经》四类诗主题提纲挈领的概括。

先看“《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关于《关雎》题旨，习《鲁诗》的学者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另一位习《鲁诗》的学者王充在《论衡·谢短》中说：“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鲁诗》认为《关雎》通过讽刺康王好色晏朝来强调婚姻伦理，而这个题旨大体上能够涵盖《风》诗中大部分作品的主题。《国风》中有七八十首情诗，《鲁诗》认为这些情诗都能在婚姻伦理上起到教化作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这个“好色而不淫”的基调是由刺康王的《关雎》奠定的。例如《汝坟》本是一首描写男女幽会的诗，诗中表现了未见情人时的焦灼以及见到情人后后的欣喜，但《鲁诗》却将其解释为匡夫的诗，并与孝道联系起来，这也可以说是“好色而不淫”了。《召南·草虫》的题旨与《汝坟》大体相同，但《鲁诗》却说《草虫》爱好善道。《召南·行露》本是一首女子控诉自己受到非礼待遇的诗，而《鲁诗》却说这是女子因为夫家彩礼没有备足而抗婚的作品。这些婚姻爱情诗经过《鲁诗》的解释，都成为婚姻伦理教化的读本。但《关雎》的意义还不止如此，因为战国秦汉之际的文化学术思想给《关雎》注入了极为丰富的内涵。第一，战国秦汉之际的学者从总结历史教训之中，提出一种见盛观衰、防微杜渐的思维方式。《关雎》作者从周康王沉溺女色不愿早朝而预知西周盛世即将走向衰落，这如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的“纣为象箸而箕子唏”一样，其中正包含着见微知著的意思。冯衍在《显志赋》中所写的“美《关雎》之识微兮，悯王道之将崩”，正准确地道出了“周道缺”的内涵。第二，礼学家认为男女结合是生人之始，《关雎》写的是男女婚姻之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意义。第三，《易》学家认为男女交媾阴阳结合为生人之始，《关雎》也有这样的哲学意义。第四，战国秦汉之际的礼学家认为帝王的后宫生活对天下老百姓的婚姻伦理乃至政治生活起着典范的作用，它是教化之始，王道之基，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也，大昏为大。”“大昏”指的是帝王婚礼。《关雎》“始于衽席”，它写的是帝王后宫生活，其中寓意极为深远。郑玄注《仪礼》，认为《关雎》讲的是“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堪称“教化之源”。司马迁也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对帝王后宫与政权兴衰的关系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这是司马迁对几千年帝王后宫生活与王朝政治兴衰关系的深刻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关雎》不仅为《风》始，而且为《诗三百》之始，它是起点的起点，根基的根基，因而在“四始”之中以《关雎》最为重要。后来的古文《毛诗》就是在“《诗》始《关雎》”的命题基础之上，建立了以《关雎》为起点的《诗》教理论体系。从汉籍那么多地提到《诗》始《关雎》来看，这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影响深刻的重大学术命题。

再看“《鹿鸣》为《小雅》始”。《仪礼·乡饮酒礼》和《燕礼》载工歌《鹿鸣》，《乡饮酒礼》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燕礼》是君臣宴饮之礼，在这样的礼仪场合工歌《鹿鸣》，它的本义应该是宴乐群臣嘉宾。《国语·鲁语下》载鲁国公卿叔孙穆子说《鹿鸣》之义：“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这个解释可与《仪礼》所载工歌《鹿鸣》互为参证。汉代齐、韩、毛三家保留了《鹿鸣》宴飨群臣嘉宾的先秦古义，惟独《鲁诗》大师申培公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而将《鹿鸣》断为刺诗。《汉书·楚元王传》载楚王刘戊不为穆生设醴酒，穆生见几而作及时退隐，申公后来则因力谏而被楚王胥靡。残酷的现实使申公认识到，统治者今日不能礼贤，明日就有可能发展到害贤、杀贤。因此他将《鹿鸣》的题旨解释为诗人借自己不被礼遇而讽刺在上位者不能养贤。《太平御览》卷五七八引《鲁诗》学者蔡邕《琴操》云：“《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酒食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陵迟，自以是始，故弹琴以讽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鹿鸣》的作者并不是因为自己吃不到酒食嘉肴而泄私愤，而是透过这一表面现象而看到周道衰微的实质，《鹿鸣》歌咏的虽然是诗人个人的得失，但它所寄寓的却是关系国运盛衰的重大主旨。《鹿鸣》既为刺诗，那么它作为《小雅》的始篇，预示着《小雅》为讽喻现实的作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这是对《小雅》主题的极好概括。《小雅》中有一批贤士失志、忧谗畏讥之作，《鲁诗》在解释这些作品题旨的时候，不时揭示出“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的主题。如《鹤鸣》之旨，《后汉书·杨震传》：“野无《鹤鸣》之士。”《后汉书·杨赐传》说：“速征《鹤鸣》之士。”杨震、杨赐俱习《鲁诗》，可见《鲁诗》认为《鹿鸣》是隐士求用之作。又如《祈父》，习《鲁诗》的学者王符在《潜夫论·班禄》中说：“班禄颇而欣甫（祈父）刺。”可知《鲁诗》认为《祈父》是贤士失禄之作。再如《小弁》，《鲁诗》释为吉甫之子伯奇受谗被逐之作。再如《谷风》，《鲁诗》认为是反映贤人在下位、处境因窘的问题。其它如《四月》、《北山》等作品，都是贤士讥小己之得失的诗篇。《小雅》的主导倾向就是通过歌咏小己的不平遭遇来讽刺现实政治，这个主题始于讽刺统治者不能养贤的《鹿鸣》。

《国风》与《小雅》以刺诗为始，而《大雅》则以颂美的《文王》为始。《文王》是赞美周文王受命的诗篇。文王受天命为王是因为他施行仁政，从而顺应了天心民意。《史记·周本纪》采用《鲁诗》用伏生今文《尚书》等经典的说法，以文王断虞、芮之讼作为他受命的标志：“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而断虞、芮之讼。”而所谓文王断讼是以仁德感化的方式而使虞、芮欣然向善，所以儒家以文王作为仁政的化身。《鲁诗》认为孔子在编《诗》时以歌颂仁德的《文王》为《大雅》之始，是标举了一个尚德的主题。联系《史记》其它篇章的论述，我们对《大雅》的尚德主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用黎庶矣。”《史记·周本纪》说《大雅·生民》、《公刘》、《绵》，都是赞美后稷、公刘、古公的仁政。又如《皇矣》，《鲁诗》认为这是上帝考察民瘼而欣赏周人的德政，故而将天命赐给周人。《灵台》一诗，《鲁诗》说是文王的仁政感化了人民，所以人民争先恐后地主动帮助文王修治苑囿池沼。《行苇》一诗，《鲁诗》解释为公刘痛惜牛羊践踏了路边的苇草，因为这苇草是民众谋生的财产，从中正可见出公刘对民情的体恤。《文王》为《大雅》始，也就是《文王》提挈了《大雅》中那些歌颂统治者仁德作品的题旨。

最后看“《清庙》为《颂》始”。根据《鲁诗》的解释，《清庙》是周公为祭祀文王而作的郊庙歌辞，它所表现的是周公对祖宗神的崇敬与孝道之情。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将颂诗的制作归之于周公，奉周公为大孝的楷模，这在儒家的《孝经》中有清楚的表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这个孝道，便是颂诗的主题。汉初政治文化学术界视孝道为政治的根本，汉帝谥号前都要加一个“孝”字，诸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孝宣，等等，这是因为统治者希望人民以事父兄之情来侍奉君主，它所遵循的是一条由伦理而政治的思路。《鲁诗》以孝说《颂》，即以政治文化界提倡孝道为背景。《鲁诗》学者蔡邕在《独断》中对《颂》诗题旨作了诠释，例如释《维天之命》为“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释《烈文》为“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歌”，释《我将》为“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释《执竞》为“祀武王之所歌”，释《思文》为“祀后稷配天之所歌”，等等。其中周公颂文王的《清庙》起到了总领《颂》诗的作用。

我们说“四始”概括了《诗经》四类诗的主题，这是就各类诗的主导倾向而言的。由于“四始”只是汉初经师的理论概括，《诗经》的最初编辑者并未完全按照内容来分类，因而各类诗内容实际上比较复杂。《风》诗中除写“始于衽席”亦即描写婚姻爱情之外，还有描写徭役、征伐、怀旧、狩猎以及农事内容的作品。《小雅》除了“讥小己之得失”之外，还有许多表现婚姻爱情、朝会、闺怨、征伐、伤时、祭祀诸方面的内容。《大雅》中的《民劳》、《板》、《荡》、《云汉》等诗篇或讥讽时政，或咏叹灾情，并非完全“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就是以祭祀祖宗为主调的《颂》诗，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是祭祀天地、山川、农业诸神之作。但《鲁诗》通过“四始”概念，巧妙地通过对四首始篇作品题旨的阐释，而将四类诗的主导思想倾向概括起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学术贡献了。

《鲁诗》通过“四始”概念而提炼出《诗经》四大主题，它以“始”的概念将先秦儒家诗论中的美刺学说以一种特别醒目的方式予以强调。“四始”之中前二始为刺诗，而且所刺的对象都是周天子，这表明汉初儒家仍然保持了先秦诸子敢于揭露政治黑暗面的勇猛无畏的精神。《鲁诗》“四始说”在汉代后期被《毛诗》“六义说”所取代，或许正是由于它的讽刺锋芒过于尖锐。后代儒家无法理解为什么《鲁诗》将《关雎》、《鹿鸣》解说为刺诗，因此有种种曲解，这恰恰表明后代儒家批判精神的削弱。“四始”的后二始是颂美，要求诗人热情讴歌那些为民族的发展和人民的生存做出贡献的统治者的仁德，因而在“四始”理论中洋溢着一种理想的光辉。“四始”所概括的重视婚姻伦理、养贤、尚德、崇孝这四大主题，从儒家思想学说上看虽然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但是却将儒家学说进一步贯彻到《诗》学批评之中，从而将《诗三百》纳入礼乐思想的轨道，使《诗经》成为王道政治的范本，所以《史记·孔子世家》在记述“四始”之后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鲁诗》提出“四始”理论之后，齐、韩、毛三家相继对此加以吸收和改造，提出了各家的“四始”理论。我们认为论“四始”当以《鲁诗》为主，这是因为《鲁诗》最为先出，“四始”发明权应归功于《鲁诗》。《齐诗》以五行及干支配“四始”，这是谶讳化后的“四始”。《韩诗》的“四始”与《鲁诗》大体相同，《毛诗》则以“六义”说“四始”，它们要么造成理论的混乱，要么将“四始说”引向迷信歧途，其理论价值无法与《鲁诗》相比。

四、“四始”的理论地位

《鲁诗》“四始说”的价值，集中到一点，就在于它是我国第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先秦典籍中的说《诗》材料极为丰富，但由于受到政治外交场合赋诗断章的深刻影响，文化学术著作中的说《诗》仍然停留在比较零散的断章取义的水平，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孔子虽然用“思无邪”来概括《诗三百》，但像《论语》中的许多命题一样，这位深沉含蓄的老人并未展开论述，而只是点到即止，因此还不能说这是一个《诗》学体系。《鲁诗》通过“四始”的概念，将《诗经》四类诗概括为四大主题，并将其统摄在礼义思想之下，这标志着《诗》学批评已经结束了赋诗断章的历史，说《诗》走向体系化，这确实是《诗》学批评史上的里程碑、分水岭：在此之前是先秦的断章取义，在此之后说《诗》走向体系化。《汉书·楚元王传》说申公为《诗》最精，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个“最精”的内涵是什么，通过阐释“四始”，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鲁诗》的“最精”，就精在提出“四始”，从整体上说《诗》，建立第一个《诗》学体系之上。

“四始”的意义还不止如此，它对中国诗教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古代诗教理论不仅是对诗歌艺术本质特征的概括，而且也代表了中国古人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根本认识。诗教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地位，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学术界普遍认为《毛诗序》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它标志着诗教理论的最后形成。学者们可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所谓诗教理论是与对《诗三百》的阐释密切相关的，诗教理论应该建立在《诗》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诗》学研究本身如果没有形成体系，就很难想象最终形成诗教理论。从上古三代到汉代，诗教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尚书·尧典》中所说的以音乐艺术教胄子以及“诗言志”等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某些诗教理论的萌芽。《诗经·魏风·葛屦》、《陈风·墓门》、《小雅·节南山》、《何人斯》、《巷伯》、《四月》、《大雅·卷阿》、《民劳》、《桑柔》、《崧高》等作品关于美刺讽谏主旨的表白，为诗教理论提供了核心内容。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王室和各诸侯国在礼仪场合演奏诗乐，以诗乐艺术作为熏陶人们自觉服从礼仪规范的手段，而春秋时期各国诸侯、贵族、外交行人在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微言相感，充分展示上流社会温柔敦厚、文质彬彬的风采，更是诗教理论在政治外交领域的成功实践。孔子以《诗三百》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他所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事父事君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思无邪说，都极大地丰富了诗教理论的内涵。以孟、荀为代表的战国儒家在游说、讲学、论辩、著述过程中都广泛地征引《诗三百》，积累了以《诗经》感化人的丰富经验。荀子以诵经作为劝学的门径，并主张读经要做到“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即诵经最终要落实到君子伦理人格培养之中。至《礼记·经解》则提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命题。但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虽然提出了许多不乏创见的观点，却始终未能形成系统完整的诗教理论──理由很简单，此时的《诗》学研究尚处在断章取义的水平。《鲁诗》“四始说”第一次将《诗经》概括为四大主题，形成第一个《诗》学研究体系。《毛诗》在《鲁诗》“四始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关雎》是《诗》之始，把《诗经》看成是一个始于《关雎》的教化体系，由此一个更完整、更系统、更严密的《诗》学体系宣告确立，诗教理论建立在坚实的《诗》学研究基础之上。所以人们将《毛诗序》视为诗教理论的最后完成，是有充分道理的。应该指出的是，《毛诗》虽然继承《鲁诗》“四始说”而尤其强调《关雎》的特殊意义，将《关雎》看作是提挈一部《诗经》的序诗，但是它并未完全照搬《鲁诗》，而是改变《鲁诗》断《关雎》为刺诗的说法，提出《关雎》的主题是歌颂后妃之德。它运用正变理论，将西周盛世作品看作正诗，幽、厉衰世作品是变诗，颂扬统治者功德的正诗在前，讽刺衰世黑暗时政的变诗在后。按照这一正变顺序，不仅《关雎》再次变为美诗，其它三始──《鹿鸣》、《文王》、《清庙》也都是美诗。《毛诗序》指出，《关雎》所歌颂的后妃之德能够对天下夫妇起到教化和表率作用，体现了帝王治天下先从后宫开始的思想，揭示了《诗经》的教化宗旨，所以《仪礼·乡饮酒礼》和《燕礼》才规定在乡饮酒礼和燕礼场合以《关雎》合乐（注意：《毛诗》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先秦《仪礼》古义）。《关雎》是《国风》之始，《诗三百》之始，它是《诗三百》中最重要的奠基性的作品，它的教化主题也就是《诗三百》的主题。这是《毛诗序》中最重要的思想，前人对《毛诗序》开头一段文字不太在意，以为它不过是在重复先秦儒家关于诗乐教化的观点，其实《毛诗序》更大的用意在于说明《关雎》的主题概括了《诗经》的主题。

《史记》最初记述了《鲁诗》的“四始说”，并在论载《鲁诗》说的过程中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四始说”的理论内涵。此前我们由于不了解《鲁诗》的“四始说”，因此对中国诗教理论的发展形成只能作一个模糊的论述。现在我们根据《史记》中的《鲁诗》说对“四始”作新的解读，这不仅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鲁诗》对《史记》的影响，而且有助于人们看清中国诗教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

五、“四始”精神在《史记》中

汉人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政治的产物，至汉代它已经完成了由政治到文化的转化，作为一种王道文化传统而对现实政治起着无比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载陆贾与刘邦关于守天下要不要《诗》、《书》的辩论，即表明了汉人对《诗经》巨大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鲁诗》“四始说”所标举的《诗经》四大主题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应当有着深入的领会。因此司马迁不仅是论载“四始”这个《诗》学理论，而且将“四始”的学术思想灌注于《史记》全书之中，使之化为《史记》的血肉。

《史记》之前的史书虽然不乏关于帝王后妃外戚的记载，但这些记述都不是专门为后妃外戚写的。《史记·外戚世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专门为后妃外戚写的传记，“《诗》始《关雎》”是司马迁关于后妃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外戚世家》历载高、惠、文、景、武五代皇帝的后妃及其外戚的事迹，重点揭示了后妃品质对汉家政治的影响。例如吕后专权以王诸吕，差一点断送了刘氏江山，而薄姬的仁厚品质与吕后形成鲜明的对照，汉文帝的仁德与这位贤母的哺育不无关系。除《史记·外戚世家》外，《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史记·吕后本纪》等篇章也记述了后妃对王朝政治的影响，如殷纣王宠幸妲己，周幽王嬖爱褒姒，结果均遭到国灭身亡的悲剧下场，这些记载可与《史记·外戚世家》互为发明。《史记》中一些诸侯王传记也不时点出嫔妃对诸侯国前途命运的影响，《史记·晋世家》载晋献公宠爱骊姬而杀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等群公子，结果导致晋国五世之乱，直到晋文公重耳即位后才转危为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多内宠，五公子各树党羽争立太子，结果断送了齐桓公的霸业。《史记·赵世家》论赞引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就是这位无行的赵迁做了赵国的掘墓人，追根究底，难道不是悼襄王嬖爱迁母所造成的恶果吗？后妃的道德品质、王侯的婚姻伦理在家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为封建君主嬖爱后妃，往往会沉溺女色之中而荒废朝政，在继承人问题上又往往因为宠幸嫔妃而废嫡立庶，结果造成政治混乱甚至兄弟残杀。《尚书·牧誓》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可见早在商周时代人们就对后妃预政提出了警告。封建时代的人们将皮鞭抽在后妃们的身上，以致有所谓女人祸水之说。其实，无论是末喜、妲己还是褒姒、骊姬，她们只不过长得特别美丽而已，她们自身又何尝不是荒淫的君主们的玩物！至于她们恃宠骄纵，那也是被封建君主们宠坏的。昏君玩女人，结果丢掉了江山，账却算在女人身上，这能够叫公平吗？在封建时代，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有几十个贤惠的女人做后妃，也很难让一个顽劣昏庸的君主改变本性。只是因为女子在封建时代社会地位低下，而居下流者多受谤议，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司马迁在后妃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基本是传统看法，他反复强调诗人“始于衽席”，以唤醒最高统治者对后宫生活伦理的重视。《史记》以后的封建正史大体上都继承了《史记》的思路，后妃外戚传记成为史书中的必写内容。从《诗经》学角度来说，这是“《诗》始《关雎》”命题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学术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尚贤是封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主题，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贤才们的共同呼声。只要我们读一下司马迁那封催人泪下的《报任安书》，只要我们吟诵过司马迁那篇悲愤感伤、欲说又止的《悲士不遇赋》，就可以知道《诗》家所标举的尚贤主题对司马迁是何等亲切！《史记》用大量的史实说明，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史记·楚元王世家》的论赞对尚贤深致感慨：“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戮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这是司马迁从几千年封建政治中所得来的深刻认识，其中包含了多少对政治兴亡历史沧桑的深沉感慨，而决不是无病呻吟。他从《鲁诗》大师申公受刑的悲惨遭遇中提炼尚贤主题，从中正可见出《鲁诗》尚贤说对司马迁所产生的影响。司马迁悲叹申公受刑，其中也应该包含了司马迁本人深切的身世之痛。《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被楚王疏远而奸臣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却备受重用的现象痛心疾首：“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些沉痛的语言，不知浸透了多少辛酸的泪水！《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总结胜利的原因，是重用了萧何、张良、韩信三位人杰，项羽则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最终演出了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的悲剧。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以能否尊贤礼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史记·孟尝君列传》、《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魏公子列传》、《史记·春申君列传》、《史记·吕不韦列传》、《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汲郑列传》等人物传记论载了传主礼贤下士的事迹，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鲁周公世家》、《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魏世家》等传记中对诸侯养士也刻意予以表彰。如《魏公子列传》重点描写了魏公子与监门侯生、屠者朱亥、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这四位下层士林人物的交往，这些贤士最初不愿与魏公子来往，魏公子放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身份，主动地以贵下士，终于以自己的诚意打动了这些贤士，魏公子也在这些贤士的帮助下建立了窃符救赵和存魏却秦两大历史功业。明代学者茅坤在《史记钞》中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这个“得意”就在于魏公子是中国封建时代倾心待士的王侯贵族的典型，堪称贤士们的知己。《史记·魏公子列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一片崇敬之情，传记中称“公子”147次，具有一种无限唱叹、无限低徊的韵律。公孙弘是司马迁并不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不时在传记中点出这位牧豕出身的汉相外宽内忌、曲学阿世、以儒术缘饰现实政治的特点。但这位汉相并非一无是处，《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写道：“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士亦以此贤之。”公孙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节衣缩食以用来养士，礼贤下士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亮点。《史记》的许多传记是从贤士的角度来写的，飞将军李广与士共饮食同甘苦，赢得了天下贤士大夫的衷心拥戴，司马迁以一个贤士的目光，把一篇《史记·李将军列传》写得神采飞扬，飞将军李广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理想化身。相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却写得像一份功劳薄，缺少作家主观感情的投入，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卫青、霍去病倚仗着他们是皇亲国戚而待士冷漠。一个不能礼贤的人，一个傲慢无礼的人，一个恃宠骄纵的人，司马迁对他同样不会付出赞美之情。《史记·汲郑列传》载郑庄一生致力于养贤荐贤：“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食器。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郑庄在景、武之世并无大的政治建树，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吏比比皆是，司马迁不仅替他作传，而且给予郑庄以热烈的赞扬，之所以如此，就是取其尊士荐贤这一点。《史记》中与尚贤有关的文字还很多，限于篇幅不能尽举。大到政治的兴废，小到历史人物的声名，《史记》真是说尽了尚贤的重要性。尚贤思想不完全出于《鲁诗》，但《鲁诗》的尚贤主张是司马迁论载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来源之一。

仁政德治是王道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六经异传的精髓。秦汉时代的文化学术界提倡承敝通变，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尽管各个王朝的制度形式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仁政德治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哲学。探讨王业兴衰的历史经验是《史记》的著述目的，而尚德则是司马迁从总结历史经验之中所得到的根本认识。《史记》不仅在说《诗》时随机阐发“王公大人德逮黎庶”的宗旨，而且在本纪、世家的一系列篇章中以具体历史事实来说明尚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诗》家的崇孝说也影响到司马迁的著述事业。前文我们已经证明，司马氏著述史书的最初动机，司马迁受刑后内心所蒙受的巨大耻辱感以及他最终选择以功名洗刷耻辱的道路，他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为取士标准，都与孝道信念有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说《史记》是一部弘扬孝义的伦理巨著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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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采用的《春秋公羊传》，均来自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