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精于金石、篆刻、碑帖的研究，将所收集之汉石经的拓片（或残石），依据文献记载，整理石经次序，并用石经文字考订文献，编撰成此《汉石经集存》。该书是马衡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也是我国金石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及收藏价值。
201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初次出版《汉石经集存》，即由虞万里教授整理并作导言。此次重版，虞老师结合2018年出版的《马衡日记》，补充作者撰作此书的某些细节，较全面地反映了马衡先生与汉石经的因缘和《集存》编纂全过程。
《汉石经集存》
马 衡 著
徐森玉 题签
虞万里 序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引言
马衡（1881—1955），字叔平，一字印生，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光绪七年（1881）五月生于江苏吴县县衙内宅。祖籍浙江鄞县，父马海曙随同乡到扬州经商，太平天国军起，清廷遣琦善平江南、江北，海曙因筹粮干练被赏识，遂历任江苏丹徒、元和、长洲、吴县、金坛、宝山等地知县，衡即生于县署。海曙生九子，长子马裕藩为吴氏所生，余八子为李氏所产。其中第三、第八子早夭，六子马权，成就略逊，余五子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衡谱名裕茳；马鉴谱名裕葏（1883—1959），字季明，一字寅生；马准谱名裕葓（1887—1943），字太玄；马廉谱名裕荷（1893—1935），字隅卿。兄弟五人，皆为名校教授，号称五马，驰誉南北，一时传为美谈。相比蜀汉“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之马良（字季常）、马谡（字幼常），仅留兄弟两人名字，则鄞县五裕显得更为光耀。
▲马衡
马衡一生学问，与家庭教师叶瀚之启蒙有关。叶瀚字浩吾，清末维新人士，留日学习师范教育，回国后被海曙聘为家庭教师，教育诸子。叶瀚涉猎广泛，兼通四部，精于墨学，尤以其承晚清浙派印学余绪，嗜于金石之学。所著《晚学庐丛稿》中有龙门造像、四川摩崖、河南陕西浙江四川湖北造像等多种目录，又有《中国美术史》《汉画偶谈》，于石刻、造像之学颇有研究，对幼年马衡喜好金石有直接而深刻之影响。
马海曙病逝，马衡扶柩归里，在宁波天一阁阅读金石书籍，自习书法篆刻。一八九九年，马衡与马鉴考取秀才。时适上海南洋公学中院（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开办不久，书院监院、传教士福开森为扭转北洋大学学生不能用汉语写作之境况，改变办学宗旨，欲收中文基础扎实的学生，故所招多为举人或秀才，马衡兄弟应时而考入预科二班就读。福开森收藏中国甲骨、书画、瓷器等文物，研究中国美术，喜好书法篆刻的马衡自然受其赏识。由此，福氏的古玩收藏、鉴赏也对年轻的马衡有所熏陶。一九○四年，马衡携自刻印章赴杭州求教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参与西泠印社筹建。离杭返沪时求吴题署“凡将斋”，名重一时的缶庐老人欣然为题篆书匾额。以上经历，逐渐形成马衡一生学术之重心与蕲向。加之马衡二十一岁时与叶澄衷女叶薇卿成婚，任叶氏企业董事会董事，年薪六千大洋，生活优裕，使其能购置大量碑帖拓本、书画图书以及青铜器铭刻等，日夕心追手摹，不仅书法篆刻功力深厚，古玩鉴赏能力亦与日俱进。自一九二二年起筹建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次年任史学系教授兼国学门导师、考古研究室主任，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任会长，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美术部主任，均皆围绕其专长与兴趣工作。以后三十年中，他先后出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院长，中国博物馆协会会长等职，曾赴河南新郑调查文物，搜求盗掘出土的汉魏石经残石，参加清宫文物清点，为故宫购买山西稷山小宁村兴化寺被盗壁画，参加居延汉简整理，赴辽东半岛“貔子窝”考古发掘，负责文物南迁，考察大足石刻，会同徐森玉鉴定购回《伯远》《中秋》国宝，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在其专长兴趣和职责范围之内。身后遗嘱将个人收藏二万余件（卷）碑帖、图书和青铜器、印章、甲骨、书画、陶瓷、牙骨等文物悉数捐赠故宫博物院，显示出其高尚品格和以国为家之襟怀。
二、得性情之真 预学术之流
马衡多才多艺，成就卓著，在书法、篆刻、书籍制度、度量衡制度、铜器古物鉴赏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而用功最深者端在金石之学，金石学中成就最大者即是汉魏石经之搜集与研究。
▲马衡书法作品
（一）王国维马衡石经之缘
马衡早年受叶瀚、福开森、吴昌硕等人金石气韵之熏陶，就任北大以后，与王国维有频繁的学术交往。晚清黄县丁树桢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获三体石经《君奭》残石，[1]虽为艺林艳羡传称，却未作专门研究。民国初肇，王国维完成《史籀篇疏证》一书，乃就《君奭》残石拓本考察其古文字形，以与籀文比较。因残石文字有限，王国维之《魏石经考》留有种种遗憾，但该文于一九一六年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宭丛书》上发表，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马衡一九一七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发表《论汉碑书体》，同年受蔡元培委托，致函在上海的王国维，邀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次年，再致函恳邀，均遭婉拒。及至一九一九年“五四”之后，马衡南下回沪，造访静安，请教金石之学，两人订交。嗣后欣逢汉魏石经残石出土，马因北大国学门之职责与个人兴趣专长，热衷收集研究，王则延伸《魏石经考》之思路，心怀复原汉魏石经碑式、文字、经本之宏愿，两人兴趣相投，遂结成不解的王、马石经之缘。
今存王、马往来书信，以讨论魏石经为多，盖王国维曾著《魏石经考》，而出土亦以魏石经《君奭》《无逸》在前。偶有研讨汉石经之文字，如一九二三年五月，马衡赴洛阳寻访出土残石回京，于农历六月下旬致函王国维云：
衡在洛时搔破皮肤于浴堂中，沾染病菌，……《毗伽公主墓志》，毛子静《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曾著录之，衡前于厂肆见一拓本，以索价昂，较其文而还之。今将《存逸考》呈览，晤弢老时能代求一本，尤感。新得汉魏石经残石，各拓一纸奉呈审定。[2]
王国维得书即覆云：
前日闻兄小极，不知何病，甚以为念。顷读手教，知系足部肿痛，亮不日可愈。石经拓谢谢。前所示《礼经》小石，乃在《乡饮酒礼》之末，顷始排比得之。《芘伽公主志》当索奉。……《关中金石文字存》一册收到。[3]
读此函，知马衡此前曾将汉石经《仪礼》残石拓本奉呈王国维请教，此时王排比确定为《乡饮酒》文，此即《汉石经集存》图版四二一“礼辞 杀荐”残石。而马衡又随函附呈新得残石拓本，其具体文字不可知。数日之后，王国维致函马衡云：
昨晚晤教甚快。灯下研求尊藏正始石经残石，“祗王殷”一石乃《君奭》末、《多方》首之文，足证中间无《蔡仲之命》一篇……又“具瘁以”一石确是《小雅·四月》之诗，因汉石经《论语》每章之首空一格，则《鲁诗》每章亦当尔也。谨以奉闻。[4]
王国维于一九二三年仲夏赴京，故马衡得以趋府晤谈。王此函虽是为马衡拜访晤谈而发，然当时汉石经出土不多，“具瘁以”残石疑即马前函拓呈，数日后又拜访切磋。从王函“'具瘁以’一石确是《小雅·四月》之诗”语，知马衡已认为是《四月》之诗而求教于王国维。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国维致马函云：
经旬不见，甚念。雪堂有函件致兄，本拟奉访，而以电话询尊庽二次，知近日甚忙，未知何日能闲，祈示及，或以电话通知为荷。……又排比魏石经行款，知尊藏“介退”一石竟是《皋陶谟》“以五介彰施于五色”及“退有后言”之文……汉石经残字写定一过，亦颇有发见，见时当持共观也。[5]
读“经旬不见，甚念”云云，知王国维北居之后，两人经常切磋交往。王国维谓“汉石经残字写定一过”，此残石为何时所得，今莫能确指。一九二五年八月，马衡又往洛阳寻访，获得一批残石。[6]回京即曾椎拓奉呈王氏，九月八日马衡致函王氏云：
昨何君士骥来言，研究生备取二名，已蒙一律收录，今晨将迁迻入校。爰检新得石经碎片拓本数十种及卣文影印本一纸，托其转呈左右，不审已收到否？[7]
次日，王覆函云：
顷何生士骥到校，携来所赐汉魏残石拓本共近七十种，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敬谢。询之何生，知兄上月返京并未再赴雒阳，想发掘事尚未有成议。此次所得残石至六七十片之多，可谓大观。然非兄亲往，恐亦不能运至此也。汉石经中，其一块有“阳”字及“弭”字者，乃《小雅·采薇》《出车》二篇之文。……弟纔阅一过，仅能知此，想兄必已考出也。[8]
马衡洛游一次即获汉魏石经七十块，确是大观。可贵的是返京即将残石拓呈王氏，俾其研究考订，可见两人学术交谊非浅。王国维作为民国初年石经研究之先驱，确实识见过人，才粗阅一过，已辨认出《采薇》《出车》一石。从王、马往来书信可见自王国维北上居清华，与马衡在学术上切磋相当频繁，尤其是汉魏石经的研究。马衡职责在身，数度赴洛阳寻访，有新得残石，即传拓呈送王氏，两人疑义共析，心得分享。马衡是王国维回国定居上海和迁居北京八九年中的知交，也是局居书斋的王国维研究石经、通向学界的得力中介，在与王氏的交往切磋中练就了对石经特殊的敏感和能力。马衡曾请王国维为其未剖本三体石经《君奭》《无逸》题辞，王为题七律一首。王辞世后，马亲为其《魏石经续考》题跋，谓“先生归道山后，衡录副藏之，暇当为之整理增订，授之梓人”，[9]既寄托了自己的哀思，亦表现出对挚友的感情与责任。可惜后来人事沧桑，他始终未能将亡友“未竟之稿”整理增订。[10]
（二）对汉石经的认识与研究
马衡与王国维订交于一九一七年，时已闻见王氏对魏石经的考证，而其对汉石经的认识，则在此后之二十年代。一九二二年岁杪，洛阳城东朱家圪垱出土大块三体石经《无逸》《君奭》残石，轰动一时。明年五月，罗振玉约马衡与徐森玉偕同前往洛阳寻访石经，后罗有事未成行，乃嘱徐森玉关注与三体石经同时刊立的曹丕《典论》。马、徐至洛阳，意外获得一块汉熹平石经。罗振玉《石交录》记其事云：
方辛酉岁，洛阳出正始三体石经后，予在春明与二三同好约，至洛一访汉太学遗址，乃以事不果。吴兴徐君森玉鸿宝与其友往，濒行，予告以魏文《典论》与石经同列，石经既出，《典论》或有残石，幸留意。徐君诺之。既抵洛，邮寄小石墨本数字，询是否为《典论》。予阅之，乃汉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也，为之狂喜。亟移书请更搜访，遂更得残石十余。此汉石经残石发见之始。[11]
罗氏此书殆一九三九年整理追记，年代、事件容有误忆。其所谓辛酉为一九二一年，而《无逸》《君奭》残石乃一九二二年壬戌十二月事，[12]故有一九二三年与马、徐约行之举。当时如何发见汉石经，何人先予辨认，罗振玉曾多次记述，后人亦或致疑，此笔者已有考证。[13]而作为汉石经之第一篇论文，无疑是马衡一九二三年七月刊于《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三期上的《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文云：
右二石先后出土，为《论语·尧曰篇》残字，存字四行：第一行存“继绝世”三字，第二行存“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之“费劳而”三字，第三行存“斯不亦泰而不骄乎”之“亦泰而”三字，第四行存“谓之有司”之“司”字，“司”下着一圆点，又其下存半字。《隶释》所录《尧曰篇》残字，即在此石之下方。据何晏《集解》本《尧曰篇》“谓之有司”下有“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章，今此半字既非“孔”字，又不类“子”字（朱子《集解》本无孔字），必非此章之文。惟《经典释文》云：“《鲁论》无此章，今从古。”依《八佾》《阳货》等篇（见《隶释》）计章之例，此半字当是“凡”字；“凡”字下所阙，当为二章二字，以此篇仅《尧曰》《子张问》二章也。[14]
文章所谓“右二石”，指残石拓本，《季刊》将拓本制成图版置于杂志前，拓本系二小石拼接而成。[15]马跋之价值，在于依残字复原之后，更聚焦于“有司·”后之残字，以何晏《集解》本“子张问”章后尚有“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一章，残字不类“孔”字和“子”字。汉时《论语》分齐、鲁、古三家：《鲁论》二十篇，《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为二十二篇，《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另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由是他推测石经用《鲁论》：
汉石经《论语》所用何本，今曰此石无“不知命”一章，又《隶释》所录校语有“凡廿篇”之文，与《鲁论》篇数合，则石经用《鲁论》本宜可确定。[16]
熹平石经以一家为正文，兼采他家异文于校记中，马衡据《隶释》所载《论语》校记无“鲁”、“古”等字，而有盍、毛、包、周异同之说，乃征引何晏《集解叙》和《汉书·张禹传》，以为张禹《论语章句》后出而最尊贵，包咸及周氏皆为《张侯论》作章句，于是定石经为《张侯论》。此系汉石经出土后第一篇考证所用经本之文。文末云“今依今本《论语》写定全文，用王昶《金石萃编》之例，以大字写其存字，而以小字录其佚文”，知其另有《尧曰》篇复原图，或排版困难，未能刊出。与此相先后，马衡有《汉石经鲁诗校文》一文，撰作时间和刊出杂志不明。
一九二九年，洛阳出土大块《周易》残石，石为两面刻，阳面为《周易·家人》卦迄《小过》卦，阴面为《系辞下》《文言》和《说卦》。残石一经面世，轰动学界。孙庄以残石墨本遗贻马衡，马随即撰《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刊于《北大图书部月刊》一卷二期。跋文依据《释文》，对残石文字予以校勘，指出异体通假，乃至汉代的通行字体，最后以残石“欿者水也”一句，《释文》于坎卦“习坎”下云：“京、刘作欿。”残石《困卦》“于刽”，《释文》云：“京作劓刽。”遂断言“是用京氏本无疑矣”，并推测“其碑末校记中，当著施、孟、梁丘之异同”。[17]此跋刊布后，旋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三册，马衡又更举《释文·系辞》“洗心”下所云“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石经同”一条证据，乃云“既于四家之中独举京氏，而又言石经与之同，是于上举诸证之外，又得一铁证矣”。[18]遂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中演讲，并持稿为蔡元培六十五岁祝寿。一九三二年，刘节曾益以数证，赞同马衡京氏本说，并进而考证，京氏本上承孟氏，与三家及费氏古文《易》不同。[19]稍后唯罗振玉谓“《易》用梁丘氏本”，并有举证，[20]而学界多以马说为定谳。[21]然汉代师法、家法之间师说文字，未必皆异，三家四家，其异同错转不一，故看似确凿的异文证据，未必是该文本独有用字。四十年代初，洛阳又出《易》上经《蒙卦》至《比卦》及《易校记》，共五十六字。其校记二十余字，两见“施孟京氏”字样，可证汉石经《易》用梁丘氏本，马衡亟作《汉石经易用梁丘氏本证》一文，仔细梳理南北朝各家《易》之流传存佚，对自己以前误证为京氏本的说法作一澄清：
顾考证之事，首重证据。若文献不足，无由引证者，则亦徒费勾稽，终无所获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永嘉之乱，施氏、梁丘氏之《易》亡。”故《周易音义》中所引祗孟喜、京房之说，而孟说仅十余条。其《孟喜章句》十卷下注云：“无上经。《七录》云：'又下经无《旅》至《节》，无《上系》。’”则《孟喜章句》亦非完书，四家之中，亡佚太半，所可得见者祗京氏一家，故用京氏《易》之说，根本不能成立。陆氏所称与石经同者，必梁丘、京氏二家之偶同，未可据以为石经用京氏之确证。[22]
马衡此文仅收入傅振伦所编《论丛》，无年月，亦未曾在杂志上刊载。按文中云“一九四二年春，李涵初（培基）以拓本见寄，久而未至。今年春，复寄一本来，而媵以他经小凷拓本二纸”，[23]其中一纸即《易校记》，时当在一九四三年以后。其后在《汉石经集存》《易》说明中又作自我批评云：“余曩草《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一文时，此等残石未发见，仅据下经及《下系》、《文言》、《说卦》之遗文中有合于京氏者，遂定汉石经《易》用京氏本，可谓轻率武断。”[24]对自己轻率的误证，一而再三地检讨，毫不留情，表现出一位学者追求真理的品行。[25]
（三）讲授与宣传汉石经
马衡《尧曰篇残字跋》之刊布，适在熹平石经陆续被发掘之际，也是对金石书法有浓厚兴趣和涵养的他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金石学之时，诚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为讲授金石学，他起草撰写《中国金石学概要》讲义，因汉魏石经之出土，遂将历代石经刊刻始末融入讲义。《概要》第四章《历代石刻三》有“太学石经”一节，专论七朝石经刊刻和发现研究，计约五六千字，是为石经编入教科书，进入课堂之第一次。[26]讲义对汉石经之介绍，主要参考王国维《魏石经考》研究成果，分汉石经为三字还是一字，经数、石数、每碑行数每行字数、立石地点、石经迁徙毁坏、宋代所存字数、宋代重刻、清代藏拓重刻等依次叙说，条理清晰。后云：
近洛阳朱圪垱村出残石，零落多不成文，字多者十余字，少者或仅一二字，五经、二传皆有存者。就余所见者，《易》三字，《诗》七十三字，《礼》三十三字，《春秋》百五十八字，《公羊》二字，《论语》三十四字，不知何经者二十七字，都计三百二十七字。此外尚有《石经后记》一石，百五十余字。又碎片二十七字。《后记》中有光禄勋刘宽、五官中郎将堂溪典之名。[27]
所谓“余所见者”《易》《诗》《礼》《春秋》《公羊》《论语》等三百余字，系马衡数次亲往洛阳搜访所得。而所记《石经后记》残石，系一九二九年前后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北平图书馆所得。[28]马衡于此记之，可以推想此讲稿在一九三○年前后曾经修订。[29]在“太学石经”修订的基础上，他总结六七年来学界搜辑、研究汉石经的新成果，分为：一、字体，二、经数，三、经本，四、行款，五、石数，六、人名，附刻工，撰成讲稿，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告。此时罗振玉之《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已出四编，学界之研究也更深入，故除个别如《易校记》未发现而仍指为用京氏本外，叙述更完整而符合实际，尤其是自己从洛阳新得《仪礼乡饮酒》残石拓本，定《仪礼》为大戴本；新得见《尚书序》拓本，乃从钱玄同说定《书》用欧阳本；更从后记残石所列人名，复勾稽史书相关史料，将参与石经刊刻人员增至二十五名。这些新发现是石经学界最前沿的成果，所以他修订后以《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为题，刊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30]十年之后，他又为《中国教育全书》撰写“石经词解”条目，分为：一、起源，二、后世之继起，三、历代立石之概况，四、原石之存佚，五、覆刻本及传拓之流传，六、石经与教育之关系六部分。此文无年月，顾文中云“《易》用梁丘氏，以最近所出《易校记》有孟、施、京氏字也”，[31]知已在四十年代。其论石经与教育之关系云：“熹平刊立石经之用意，为正误订讹，树立准则，使学者有所取正。其后历代之继踵，亦同此意。是则在教育上之意义，固甚显著。既收效于当时，亦冀以垂示于久远。”[32]既道出石经刊刻之意图，也将石经研究宣传、推广到教育界。
三、处抑郁之境 成不刊之著
马衡寻访石经，研究、宣传石经，而最大的功绩还是在搜集、汇辑石经拓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洛阳太学遗址盗掘石经靡然成风，一时间商贾、学者蜂拥而至，其中不乏转手倒卖、传拓贾利者，致出土残石、拓本迅速流向各地，使人无法统计当时究竟出土多少残石。一九二五年，吴维孝将自己搜集的拓本汇为《新出汉魏石经考》四卷，囿于见闻，搜罗有限。故大兴孙庄于一九二七年倡议编集，请金溪周康元传拓墨本，马衡则积极配合序次编目，于次年辑成《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四册。计收汉石经《周易》一石，《鲁诗》十二石，《仪礼》七石，《春秋》二十三石，《公羊》三石，《论语》五石，《后记》七石，不知何经十四石；魏石经《尚书》六十一石，《春秋》四十三石，共一百七十六石，一千零九十八字。马衡所编之《残字目》，[33]系将残石文字录出，注明几字，并以括号标注为某经某篇某句，如《鲁诗》下有：“之杜｜不佽｜黍父｜六字（《唐风·杕杜、鸨羽》）。”《仪礼》下有：“遂｜后首｜醢｜四字（《大射仪》）”《春秋》下有：“筑王｜夫人姜｜五字（《庄》元年二年）。”魏石经则更标明残石所存文字为古文或篆隶，三体齐全者标“三体”，如《尚书》下有：“于（篆隶）五（三体）臣（三体）庶（古隶）｜五（篆）典（三体）五（古篆）｜五（篆）｜十七字（同上，引按，指同上《咎繇谟》篇）。”如不知何篇文字，则括注“不知何篇”，不知何经，则仅录出文字。文字残泐，无法辨认而怀疑为某字者，亦注明，如“不知何经”下：“□｜一字（疑月字）。”第一集出版之后，各地藏家拓本继续汇集，随之有第二、第三集之编辑。第二集书前《目录》与第一集同。《残字目》不仅是一个目录，实质是经过考订后的录文，单独可以作为石经专著运用。尤其因《集拓》各集当时仅用墨拓装订数十册，流传甚希，故《残字目》可供一般研究之用。而马衡一生所撰最有影响之著，是《汉石经集存》。
▲释文及对应石经图版
（一）《汉石经集存》校理与编辑
二十世纪初之汉魏石经研究，王国维无疑是先驱，而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徐森玉、张国淦、王献唐、孙海波等是中心人物，其中马衡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地位的便利，与王国维、罗振玉以及各方学者各地藏家都有联系，且亲自数度访洛搜集石经，所以是中心人物圈之核心。但由于他当时身兼数职，公务繁忙，虽搜集拓本无数，却无暇整理，潜心研究。三十年代以来，战争频仍，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须主持文物运迁，更无法静坐书斋。建国后，随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他遭受审查长达四个月，最后以七十之人离开故宫博物院赋闲。人生得失，有得有失，在无法正常工作的境况中，他忽然感到“汉魏出土已将三十年，所集材料亦甚丰富，但在此时期因接办故宫之故，不能从事整理研究”，于是萌生“今日开始工作，以期完成此著作”之意念，[34]于是重新走进凡将斋，从事汉石经集存研究工作。尽管一九二八年前后曾做过初步汇集，时隔二三十年，重新展开尘封的拓本，逐字逐句校阅，亦费神费时。兹结合马衡一九五二年七月下旬以后二三年中之日记，备论其校阅石经之细节与辛劳。[35]校核过程断断续续，大致区划，可分十四个时间段。
第一时段是七月廿三日至八月二日。其在七月廿二日（阴历六月初一）记云：
汉魏石经出土已将三十年，所集材料亦甚丰富，但在此时期因接办故宫之故，不能从事整理研究。今日开始工作，以期完成此著作，但不审能如愿以偿否。[36]
一九五二年，魏石经大碑出土正好三十年，而汉石经出土亦几近三十年，在搜集传拓过程中，马衡始终是一个中心人物。期间虽然有罗振玉十余次编辑《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因自己“所集材料亦甚丰富”，似仍有重新集录之素愿。只是格于1934年接替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院务鞅掌，无法如愿。而一九五二年五月，又因“盗宝案”一事余波离任院长之职位接受审查，旋于六月十六日返家。于是才有时间来了却“夙愿”。
七月廿三日大暑节日记云：“终日阴雨。先整理熹平石经。”所谓“先整理熹平石经”，蕴含着熹平石经整理完，还要整理正始三体石经。此后一连十日，埋首凡将斋，校理石经拓本：
七月廿五日(星期五)。初四。晴。汉石经《鲁诗·国风》五十录余石校毕，恐尚有遗漏，俟随时发现补入。[37]
七月廿六日(星期六)。初五。晴。校汉石经《鲁诗·小雅》，告一段落。
七月廿八日(星期一)。初七。上午大雨，下午阴。……校《鲁诗》毕。碎石可连缀者尽量合之，计得百五十五石。
七月廿九日(星期二)，初八。……校《公羊传》毕。合连缀者计得三十四石。
七月卅日(星期三)。初九。阴。校《春秋》毕，计得五十七石。
七月卅一日(星期四)。初十。阴。校《论语》毕，共得卅二石。
八月一日(星五)。十一。晴。……校《仪礼》毕，计得□□□(引按：空白未记)
八月二日(星期六)。十二。晴。下午校《易经》毕，计得十六石。
校阅工作从《鲁诗》开始，而后《公羊》《春秋》《论语》《仪礼》《易经》依次校毕。这十天为整个校理过程中最为用力也最完整的时段。唯所记《鲁诗》百五十五石，《公羊》三十四石，《春秋》五十七石，《论语》卅二石，《易经》十六石，距全部整理完毕后之数差距甚大，且无《尚书》。可知其拓本藏弆尘封已久，一时无法全部检出。
第二时段自八月三日至月底。三日日记云：“各经拓片所缺尚多，今日又觅得一包，缺者具在，当从新补校之。”此后两日奋力补校：
八月四日(星期一)。十四。晴。……补校《诗》《礼》《易》《春秋》四经毕。
八月五日(星期二)，十五。晴。补校《公羊》《论语》《尚书》毕。
此两日亦将七经校阅一过，《尚书》似已寻出部分。但两天将七经校遍，就工作了而言，恐怕只是核对一遍，或寻出小凷略作补充而已。六日起，因要授课，须草拟石刻讲义，抄录誊清，石经校阅工作停顿一星期许。第三时段自十四日始。
八月十四日（星期四）。廿四。晚晴。石经拓片所缺尚多，竟日搜索只补充小凷者若干。其字多者如《乡饮酒礼篇题》《书序》等石仍未觅得。
八月十五日（星期五）。廿五。检孙伯恒《集拓汉石经二编》及吴宜常《自拓册》，得遗漏者不少。孙集第一编为余所辑，余独无之。他日当假校。
八月十六日（星期六）。廿六。晴。终日校汉石经无所获。
八月十八日（星期一）。廿八。晴。校汉石经，收获甚微。
八月廿一日（星期四）。初二。晴。热。校石经颇有所获。
八月廿四日（星期日）。初五。上午阴雨。下午晴。校石经收获甚微。
八月廿五日（星期一）。初六。晴。校石经无所得。
八月廿七日（星期三）。初八。晴。校石经略有所得。
八月廿八日（星期四）。初九。晴。昨晚将未检出之石经残字画图列表。今就各经已检得之文复检一遍，竟发现可连缀者不下十石，方法较精密矣。
八月廿九日（星期五）。初十。阴。校石经，有新发现，颇感兴趣。
八月三十日（星期六）。十一。晴。……校石经无所得。
八月卅一日（星期日）。十二。晴。校石经，毫无收获。
此一阶段虽然持续半个月，仅偶有发现，收获不多。省察此阶段工作，其石经拓本寻得小凷若干。主要是取孙壮《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二集）》和吴宝炜《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三集）》两种对校。此书初集由孙壮委托马衡编集，印数极少，此时其编者本人却“独无之”，只能俟诸异日再校。十四日日记谓《乡饮酒篇题》和《书序》寻觅不得，后《乡饮酒篇题》已著录，当检出，而《书序》未收入《集存》，应是至终未检得。所可注意者，其廿八日连缀了十数块小石，是这一阶段的最大收获。此阶段虽未明确说从《鲁诗》开始校到《论语》，但其取校孙、吴二书，等于重校一遍。第四时段从九月一日始：
九月一日（星期一）。十三。晴。校石经略变方法，取其类经者汇为一类，从头一一校之。今日先从《鲁诗》开始，略有所获。
九月二日（星期二）。十四。晴。继续校《鲁诗》。
九月三日（星期三）。十五。晴。整理《仪礼》《春秋》《论语》毕。
九月四日（星期四）。十六。晴。校《易经》《尚书》《公羊》毕。无所获。
九月五日（星期五）。十七。晴。重理一遍仍无收获。
此一阶段持续五天。一日日记谓“校石经略变方法，取其类经者汇为一类”，何为“类经者汇为一类”？日记简略，不得其详。但新方法似未有大的突破。至此四十多天，已或详或略通校七经四遍。第五时段自九月六日至七日。日记所记如下：
九月六日（星期六）。十八。晴。又检得许光宇藏石拓本，多罗氏未著录者，喜出望外。
九月七日（星期日）。十九。晴。昨得许光宇拓片补阙不少，现所渴望者如《乡饮酒》《尚书序》等石，记得我皆有之，至今尚未发现，为闷闷耳。
九月八日（星期一）。二十。白露节。阴。下午晴。校石经仅得二石，石各一字有半。今后缀合工作成绩无多，当从事于分经校其异同，以为备订旧文《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之资料。
此三日主要工作系取许光宇藏石校阅。许氏所藏，马衡自编《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初集固未收录，而罗振玉所编二集和吴宝炜所编三集亦皆未收，取校者系许氏惠借，“多罗氏未著录者”，故能“补阙不少”，[38]致以“喜出望外”。方其借校许藏拓本时，仍在寻检昔日自藏之旧拓而不得，为之愁闷。石经校阅，除可连缀者，片石只字，很难有新发现，所以他准备更换校勘方式。所谓“分经校其异同”，似是取校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因许氏是散装拓本，而《集录》之汇编本是依今文经分编，从《鲁诗》开始，此从其明日评论罗氏得失可见。
第六时段从九月九日始：
九月九日（星期二）。廿一。晴。校《鲁诗》，知罗叔言疏略处亦仍不免，如《邶风》“遗”字及“我今不说”，引书多误。
九月十日(星期三)。廿二，阴雨。校石经毕，《鲁诗·郑风》订正罗氏“亦（引按，“山”字之误）有扶苏”一石之误。
九月十一日（星期四）。廿三。校石经《鲁诗》至“节南山之什”。
九月十二日(星期五)。廿四。晴。罗氏《集录》于《小雅·大田》一石有一“睎”字，疑为《湛露》“匪阳不睎”之“睎”。今于此石之外，又发见《湛露》后题一石，其前行适为《瞻彼》后题，可证罗氏假设之不误。惜罗氏未之见也。[39]
以上可见其取校核罗书并作研究。《日记》之“遗”，或作“遣”，皆误，当是“䨨”，乃《邶风·终风》“虺虺其靁”之“靁”的异文。罗氏引《广雅·释天》“䨨，雷也。出《韩诗》”，校核《释天》无“出《韩诗》”三字，此文见《广韵》，故马衡谓罗氏“疏略”。又罗振玉于《邶风》“我今不说”下引《礼记》和《毛诗》，马衡多引《左传》《列女传》两种，乃谓“三家诗之异同，互有出入”。[40]《郑风·山有扶苏》一石，罗振玉录文首行上字空缺，马衡以为“残画似'武’字，当为'孔武有力’之'武有’二字。”二行“兮”下，罗振玉标“其三”，马衡细审是“其二”。罗振玉无法排定《郑风》《清人》到《东门之墠》十一篇位置，从而怀疑《有女同车》在《羔裘》之前。[41]马衡认出上两字与罗氏不同，遂谓《羔裘》《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九篇相接，《女曰鸡鸣》在《羔裘》前。[42]然据马衡所排，前面《清人》《女曰鸡鸣》二诗仍难以妥善安排。尚需新材料印证。[43]罗氏《集录》发现《小雅·大田》一石末有“睎”，怀疑是《湛露》一诗，因字数不合，未敢确定。马衡又发现《小雅·瞻彼洛矣》一石后有“湛露四章”四字，乃确认《湛露》在《瞻彼洛矣》之后，弥补了罗氏未见此残石的缺憾。此后自十三日、十四日校《鲁诗》毕，然后继校他经，具体是，十四日、十五日校《尚书》，十六日、十七日校《易经》，十七日、十八日校《仪礼》，十九日、二十日、廿一日三天校《春秋》，廿二日复校《春秋》，再校《公羊传》，廿三日继校《公羊》，廿四日、廿五日校《论语》。前后半个月，又将七经校阅一过。其在十九日校《春秋》时，发现“《公羊经》较《左》《谷》多字者，石经多不增字，往往与《左》《谷》同”，[44]这一点当引起三传研究者注意。在校经的时日，也有人事往来，如廿四日校《论语》，上午徐森玉来，廿五日校《论语》毕，傍晚陈梦家来。并记“旁晚陈梦家来，言已脱离清华入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言外似有惆怅之意。”[45]老友与晚辈此时来访，少不了谈论手头石经校勘之事，后来《集存》正由陈梦家负责整理，徐森玉题署，可谓是冥冥中的安排。
▲《马衡日记》（三联书店2018年版）
第七时段自九月廿六日至十月五日。廿六日他“从未寻出之拓片中再加搜索，又拾出八九石”，[46]于是又必须重校，将此拓本尽量插入相应经文。廿七日校《仪礼》《论语》，廿八日校《公羊》《周易》《春秋》，廿九日校《鲁诗·邶风》，三十日校完《鲁诗·国风》部分，十月一日《鲁诗》《雅》《颂》校毕，十月二日校《鲁诗》校记。这次校阅主要是确认检出的八九张拓本，其在廿八日校完《公羊》《春秋》后记：“于《春秋》《公羊》又有收获。”似检出之拓本为《春秋》和《公羊》经文。马衡前此所校，皆从《鲁诗》开始，此次从《仪礼》《论语》始，当是所检得之拓本不类《鲁诗》文，疑为《仪礼》《论语》，所以从《仪礼》开始。估计八九张中与《春秋》《公羊》对上一二张，故转而校阅《鲁诗》校记文，因为非经文，则必校记也。至十月四日，“又检得石经拓本二纸，一为《春秋》，一仍无着落”，[47]此可看作前几天所校之补充。十月五日处理家事，未工作，此后进入石经整理工作，为第八时段：
十月六日（星期一）。十八。晴。终日致力石经之整理，又发现疏漏之处，再加以订正。
十月七日（星期二）。十九。晴。整理石经毕（《易》《礼》《春秋》《公羊》《论语》）。
十月八日（星期三）。二十。寒露节。晴。整理《尚书》毕。
十月九日（星期四）。廿一。阴。风骤凉。整理《鲁诗》毕。
十月十日（星期五）。廿二。晴。无意中缀合《周易》一残石，知《易经》之“窒”字，石经皆作“懫”，亦快事也。
十月十二日（星期日）。廿四。晴。整理石经，程序已较娴熟。再就未寻得出处者细阅一过。
十月十三日（星期一）。廿五。晴。检阅石经拓本粗竟，亦略有收获。此后恐无甚希望矣。[48]
此数日工作，日记所谓“整理”，实即分经顺次规整，其间又发现《周易》一残石“懫”字，及其他小的收获。此后之工作仅是个别查检和修改之事，如十一月六日谓“修改关于汉石经之旧稿”，十六日“复校石经毕”，[49]皆零星之修整工作。此后一度中断，至一九五三年一月重新工作，是为第九时段。此时接续之因缘是许稚簧又借与汉石经拓本。一月四日日记云：
李涵础、许稚簧来谈，二人皆文史馆馆员。稚簧并以所藏汉石经拓本见假，中有罗叔言《六经堪集拓》一册，余未之见也。十之八可补余之所缺，不胜欣慰。[50]
稚簧所藏固即光宇之物，《六经堪》是罗振玉《集录》之后所印，中有马衡所未藏者，故再次重校，确有收获。一月五日记云：
罗振玉《六经堪汉石经残字集拓》中多余所未备之拓本，有罗认为不知何经者三石，其一乃《书·康诰》之文，与余所收一拓本衔接。可喜也。[51]
今以《六经堪》最后三石与《集存》《康诰》残文校核，未见有可“衔接”者，未知当时所指。一月八日云：“许光宇藏石经拓本今日校毕。除罗氏《六经堪集拓》外无新发现。”[52]由此可推想，前时许稚簧来索取光宇之物，必谓家中尚有藏拓，不日送来。而经校勘后无甚新发现，则许藏亦颇凌杂多复本，不校与心不安，经校却无成效。此后再亲石经拓本，已在三月，为第十时段：
三月廿二日（星期日）。初八。晴。以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再校汉石经，毕《国风》。
三月廿九日（星期日）。十五。晴。校汉石经《鲁诗·大雅》毕。
四月十二日（星期日）。廿九。晴。竟日校石经《鲁诗》毕。
五月十日（星期日）廿七。阴。校石经《仪礼》毕。以拟胡承珙、徐养原二家之优劣，二家皆校古今文之异同，胡之疏义实胜于徐之疏证也。
五月十七日（星期日）。初五。晴。校石经《春秋》毕。
五月廿四日（星期日）。十三。晴。燠。校汉石经《公羊》《论语》毕。[53]
此时段之特点是利用清人经学成果校勘石经残字，以窥其异文。《诗》用冯、陈二家，《仪礼》用胡、徐二家，《春秋》《公羊》《论语》等未言用何书，要不出李富孙《七经异文考》之类也。此五经校毕，于六月一日（星期日）拆开徐森玉送来之藤箱，中有郭沫若东京来函，乃谈汉石经“藉既”和《鲁诗》《韩奕》《公刘》残文，与己所证不谋而合。[54]六月廿一日（星期日）又检汉石经，得《论语·尧曰》一石，[55]当系最先发现撰写跋文者。十月十一日（星期日）记“李涵础、许稚簧来。李以《殷历谱后记》见还。因以所假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归之，许以《马姜墓记》初稿本及汉石经《春秋》拓本属题。”[56]逆推可知其曾向李涵础借阅《历代石经考》一书，以资校勘之用。此时所校引人注目者是，皆在星期日从事。统观前后数月日记，忙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工作，故只能休息日方能一亲笔砚。故此后又停顿，约一年以后，有重拾拓本，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记云：“开始重整汉石经，写定《隶释》所录之《鲁诗·魏、唐》二《国风》残字”，五月九日记“整理汉石经，又得《诗·邶风》一石”，[57]由此进入第十一时段工作，但此时段真正开始在十月份。
十月六日（星期三）。初十。阴。烤电后赴北京图书馆晤曾毅公、赵万里。赵为我代借《汉石经碑图》，携之而归。下午依《隶释》录石经《尚书》残字碑图，亦不尽可据也。
十月七日（星期四）。十一。阴。入夜雨。下午依《隶释》录《公羊》残字。
十月十日（星期日）。十四。晴。写《隶释》所录汉石经《论语》毕。段落颇不易分，复取《隶韵》所录字，别纸摘录之。[58]
《集存》所收八千余字，主要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洛阳出土残石文字，但亦兼包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拓本早已遗失之文字。这些文字即当此时所补。在中断数月后云“开始重整汉石经”，似加入洪适《隶释》文字之想即在十月前不久。当其取校《隶释》完成，适有徐行可恕携新买汉石经拓片请马衡审定（十月廿四日），并愿意将可补缺遗者奉赠。马衡果然在一百余张拓片中检得《易·上经》《蒙》至《比》五卦一石，并碑阴校记“童牛之告”等字，为己所无。因编入《集存》第二四八号。他在校录《隶释》文字过程中，颇觉洪氏所录残字“亦不尽可据”，于是待校录完《论语》，“复取《隶韵》所录字，别纸摘录之”。因为《隶释》文字几经传写刊刻，已经失真，而《隶韵》是摹录像印，字形相对保真。其别纸摘录之石经字形，即傅振伦所编录到《论丛》中的《隶韵所录汉石经残字》。[59]
此后至十一月下旬，主要是借书、访拓本，兼有购置相关书籍以资参校。如十月廿七日，访张国淦之府上，承其赠《汉石经碑图》一册。十一月四日造访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约看馆藏汉石经拓本，但至六日前往观看，大失所望，因为馆中连罗振玉《六经堪》和屈万里《海岳楼》二书亦无有。原想公藏大馆可补私藏之缺，不意一无所获。故嘱曾毅公“再为搜寻”。其间因李、许中介，洽谈购置罗氏《六经堪》拓本（十一月十四日）。开始撰写《汉石经征序》和汉石经征七经提要。所谓“序”（十一月五日写），似即今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之《汉石经集存原序》。[60]而“七经提要”（十一月廿二日前后写），即《集存》各经后之“说明”，概述与提要写成，《集存》全书大致完工，姑将此文字撰作作为第十二时段，此后便是从头至尾的“校阅”。
校阅工作开始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前半月，根据日记，可得知其校阅之具体日程。工作自一月二日开始，六日完成《鲁诗》校阅，八日完成《尚书》校阅，十一日完成《仪礼》校阅，十二日完成《易经》校阅，十三日完成《春秋》校阅，十五日完成《公羊》校阅，十六日完成《论语》校阅。此时校阅工作，即将先前所写从文字上顺次、修饰一遍，并非校勘文字、考订碑文位置。七经校阅完成，于十七日再将“未检出出处之汉石经拓片重加整理，剔其重复”，冀“就其可能探索者再寻检之”。[61]虽意欲再寻检，其可能在探索者是在一月廿二日将《隶韵》《汉隶字原》《隶辨》三书互校一过，虽然“《汉隶字原》所收石经字较《隶韵》为少，而《隶辨》所收当然更少”，[62]故亦不能有所补益。此与前几天的文字校阅工作可算作第十三时段。
一月卅一日和二月一日，连续两天撰写《汉石经概述》一文，至二月五日脱稿，即今冠于《集存》前之文字。至于其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已撰就序文一篇，何以此时再撰“概述”，而不将“原序”置首，原因不明。但陈梦家等整理时，肯定根据马衡最后之《集存》遗稿，故而不放“原序”应是马衡生前的主意，及至傅振伦编辑《丛稿》，原序作为马衡文章，自然的收入卷六“石经”类。此最后撰作概述，冠于书前，全部书稿告成，可归为第十四时段。
二月九日上午，马衡造访张国淦，张建议“应将每一拓片注明见《碑图》第几面”，马衡“允之”。但此日下午他就“略检魏石经资料，以备着手整理”，第二天“开始整理魏石经”，此后数日，多沉浸于魏石经之整理，而不及《碑图》标识之事，[63]但其所持《碑图》上有大量之校语，校语当然是先前随校随记之文字，故今《集存》序号下所标《碑图》面数行数，是马衡手笔，还是编者附加，抑兼而有之，尚待征验。
综上所述，马衡从一九五二年七月开始，至一九五五年二月，前后断断续续整理了两年半时间。其先是整理自己所藏拓本，随拓本排列而考释；其次取许光宇藏拓，孙壮、吴宝炜所编《集拓》，对照校勘、增补、考释后，又重新复校一遍；其次取罗振玉《集录》对校、增补、修正；之后又检寻出碎石多块，插入后又重新校阅一过；之后李涵础、许稚簧又送来藏拓一批，以及罗振玉《六经堪》拓本，不得不再重新校录一次。经过反复校勘、增补，然后取清人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和胡承珙、徐养原两家《仪礼异文》复核校正，再取洪适《隶释》所录残石文字补入《集存》。然后再走访北京图书馆，冀有所得，但却徒劳无获。其后访张国淦，张赠送《汉石经碑图》一册，并嘱其将碑图方位补入残石序号之后，马衡遵循写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二月初，撰写《概述》，至此《集存》基本完稿，此后进入魏石经整理阶段。
在完整概述马衡整理《集存》过程中，应当附论二事，一是关于钱咏和方若伪石经事，二是许光宇藏拓本的去向。钱咏宋拓《汉石经》真伪。钱氏之物，清段玉裁、民国王国维等都有怀疑。马衡曾与王国维往复商讨汉魏石经，故亦熟稔其事。十二月廿八日记云：
许稚簧以罗叔言所印钱梅溪藏《汉石经宋拓本》见示，字体既与汉石经不符，且有极端错误之处，显系钱所伪造，知罗亦为钱所诒矣。[64]
殆以罗振玉曾印行钱咏汉石经藏本，而马衡既闻之于王国维关于钱藏本真伪，又熟稔于熹平残石字体，故云其“显系钱所伪造”。钱所藏伪本字数有限，民国洛阳汉魏石经出土后，大宗之伪本出于方若。方藏本先刊印于《河北博物院画刊》，曾一度欺世炫奇。一九四六年，陈羣泽存书库即藏有一套剪裱本《旧雨楼藏汉石经》，后备带到台湾，屈万里曾在一九六七年撰文辨伪。[65]今据日记，马衡在一九五五年已指出其伪。其一月廿日日记云：
借到历史博物馆所藏伪石经拓本，略一翻阅，大抵皆表里具备者，其艺本即张干若之《汉石经碑图》，七经字体如出一手，字亦端正，但“壬”作“王”，“狂”作“狅”，不应误而读者。其最可笑者，如“仪礼”误作“聘礼”，“几三”，《碑图》误作“凡三”，彼亦误作“凡”。今此残石出现为两行，首行为“如亨礼”三字，此行为“几三”二字，可证明张氏排比之未确，且知此伪不皆依据张氏。
读日记文字可知，历史博物馆所藏是原拓本，非屈万里所见之剪裱本，笔者已在天津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获睹部分拓本，可见当时流传甚广。一月廿一日又记云：
检阅伪石经，其中笑话百出。如《禹贡》之“壶口”作“壹”，“公子纠”，从“斗”作“紏”，“饰”字从“布”作“”，处处露出破绽。又作伪者虽依据《碑图》，亦有行款不仅符合处。《论语》每篇之后应记章数，但有二篇独付阙如。不知方公何以如此颟顸，甘受其欺也。[66]
从马衡口气中得知，其与方若熟识且有交往，而谓方若“颟顸”“受欺”，则至少在马衡看来，流传之伪刻汉石经非方若所为，此与在台湾未知底里之屈说不同，亦有待考证。
关于许光宇藏拓之去向。因马衡曾向许借校拓本，故记述到其藏拓转卖之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一日记云：
下午有许稚簧名成琮者来，为许光宇之父。光宇藏汉魏石经拓本甚多，余曾向其借用《汉石经碑图》及《海岳楼汉魏石经集拓》。此次整理石经既毕，拟还其书而忘其门牌号数，曾托一赵姓者往询，知光宇赴青岛工作。稚簧来正为此事，并谓光宇所藏金石书已全部卖与科学院，此二书已列入，正拟取回，允其日内送去。[67]
许光宇是较早收集汉魏石经者，曾收藏未剖本大碑三体石经拓本，读日记，知其有张国淦《碑图》和王献唐、屈万里《海岳楼集拓》，而最终都卖与中国科学院，此亦藏家藏拓流转之轨迹，而不得不一提者。
马衡逝世后，《考古学报》于一九五五年第十期先刊出《集存》之概述和七经说明，题《汉石经概述》，[68]全书则由考古所陈梦家主持，陈公柔、饶惠元、赵学谦、邵友诚等协助编辑排图校对。马衡在一九五二年以后二三年中整理汉石经之结晶，由二陈等人编辑面世。据陈梦家编辑后记，“先生晚岁病中所作《汉石经集存》一书，积稿盈尺，大致完成”，“原稿皆为散页，中为拓本，下注释文，而考释朱笔散记在四周，每一经编号为次”，可见虽大致校毕，尚未清稿。其每经各自编号，即《考古学报》刊《汉石经概述》后所附各经原始数据。今《集存》之编号和原稿已有不同，谨录于下，以便比较说明。
《鲁诗》1970字，编号1—137；校记55号，无所属9号
《尚书》802字，编号1—22
《周易》1171字，编号1—20；校记2号，无所属1号
《春秋》1357字，编号1—84；不知所属6号
《公羊》954字，编号1—46；校记1号，不知所属5号
《仪礼》670字，编号1—64；校记2号，不知所属12号
《论语》1333字，编号1—45，校记5号
据此，马衡原编连同校记和无所属者共518号，今《集存》连号编成520号，其中承自《隶释》《隶续》者二十号，原无拓本，其他无拓本者八号，计二十八号，可见整理时已有合并。陈梦家云：“原著中有考释而未附拓本者，凡八十八事：其中二十事，据宋人《隶释》，原石不存；其它六十事，则求之诸家集拓，为之补入，唯有八事，则先生未见原石，而拓本流传已罕，未能补入焉。”所谓诸家集拓，主要指罗福颐，他将家藏汉石经残字全部拓本借给考古所，其中有马衡屡欲寻访而不得者，陈梦家在编辑时均为补入，并剪裁缀辑，弥补了不少缺憾。
（二）《汉石经集存》成就与得失
自第一块熹平残石《论语·尧曰》的发现，到《汉石经集存》编集出版，前后经过了三十四年。可以记述的是，《尧曰》残石是马衡与徐森玉第一次亲往洛阳寻访所得，也是马衡最先撰文探讨熹平石经《论语》用《鲁论》文本，之后三十多年中，传拓之书、研究之文无虑数十种上百篇，而总结性的《集存》最后仍成于马衡之手，既是巧合，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汉石经残石从刨地盗掘出土，旋为当地农民、商贾抬价转卖，流向各地，再要重新汇聚，极为艰难。马衡以当时中心人物之身份，经三十多年之积聚，多方搜集公私收藏，能够汇集到五百多种拓本，确已其劳可嘉，其功甚伟。在汉石经复原研究上，他继承吸收王国维、罗振玉、张国淦以及当时学者的学术成果，排比残石，参校经文，或证前哲之说，或纠时贤之谬，对汉石经镌刻缘起、经数、石数、行款、经本、文字，以及校理和书碑人姓氏等，都作了详尽描述。《集存》是汉石经残石拓本的集存，也是汉石经研究成果的集存，它是石经研究史上一座丰碑。
由于残石流布四方，汇聚颇为困难，加之马衡是在抑郁、孤独的心情下校理旧稿，无法象当年罗振玉纂辑《集录》一样，振臂一呼，使四方藏家各献所藏。故其前后断续校阅两年有余，虽然是“病后文思枯窘，精力不集中”，自叹“甚矣，吾衰也”，[69]但还急切想整理魏石经，故《集存》之整理在《概述》完稿之后即戛然而止，仍是散页批语，未能写成清稿。如他早年撰《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一文据石经《后记》残石勾稽书写、镌刻、校理人员，《集存·概述》中亦已迻录其文，《后记》残石为北京大学所藏，按理马衡必有拓本，而《集存》竟未收《后记》残石图版与录文，此应是一时检寻未得，以后亦未搜检。又如十一号“诗邶风日月至谷风”一石系八块小石缀合拼接，完全可以综合写一段释文，今分为五节，既分散又重复。[70]类此情况不止一处，此适足证明作者精力衰退无法兼顾所致。
《集存》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汉石经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所有以后在汉石经上更深入更细致的论述，无不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屈万里撰《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如此，其学生吕振端、刘文献、黄美瑛撰写汉石经《春秋》《公羊》《论语》《仪礼》和《诗经》集证亦无不如此。屈万里及其学生对《集存》的纠正与超越，即是马衡在日记中所说要“分经校其异同”的具体实践，应该说也是循着他的思路迈进。
至于马衡在《集存》中承钱玄同之说定《尚书》用欧阳本，后屈万里据残石《酒诰》篇题定为小夏侯本，许景元又以新出熹平残石《尚书校记》认同马说为欧阳本，程元敏复撰文指残石为伪刻而守师说。又《集存》从张国淦等依今文经《诗》《书》《周易》《春秋》《公羊》《仪礼》《论语》排列，黄彰健以为东汉白虎观会议之后，五经排列已从古文经次第，意当从《汉书·艺文志》次第。[71]此皆已属深层次学术问题，可以《集存》为基本材料，结合新出土残石，作更深入之研究。
《集存》出版已六十多年，马衡先生逝世也近七十年，兹重新印行此书，以纪念这位在石经研究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贤。唯马衡在《概述》中提及熹平石经后记甲、乙残石中参与镌刻官员姓名，而图版中未录；陈梦家等整理遗稿时，因仓促未能将第七二号“酒食”至“南东”和第三三四号“臼卒冬”残石拓本收入图版，今一并检出附入，因原拼图版难以更动，谨缩放后置入，并与原录残石拼合，以便观照。至于后记残石甲乙两块正反四面，马衡所指与陈子怡所考亦不相同，[72]今既附《集存》，仍以《概述》为准标明甲乙，以备参考。残石录文，因残笔复原与否而各家自有多寡，当仍其旧，唯个别误字，径直改正。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三日于榆枋斋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修订二稿
二〇二一年四月修订三稿
附记：
本文初撰时，《马衡日记（1948—1955）》尚未出版，所据仅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转录，此书所录日记仅一九五二年部分，故曾以为马衡整理《集存》局限于该时。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7月出版之《马衡日记》，知其整理此书前后延续约二年半，直至去世之一九五五年年初，尚在补充完善，因修改补撰，以期完整呈现《汉石经集存》一书产生之全过程。《日记》排印本仍有错讹，兹随文指正并予说明。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1] 参见虞万里《第一块三体石经发现时间与地点辨正》，《经学文献学研究》（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2—801页。
[2] 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按，录文“昂”后无逗号，盖不知“较”乃校阅之义，今点断。“汉魏石经”，原书录作“汉魏存经”，石、存字形相近，今径改。
[3] 王国维《书信日记》，《王国维全集》卷十五，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11页。按，王国维此函署“六月朔”，公历在七月十四日。马奔腾辑注《书信集》马衡书后题“七月十四日”。臆马衡于农历六月下旬致函王国维，王于六月朔收到，随即覆函，并在马函上标记“七月十四日”字样。
[4] 王国维《书信日记》，《王国维全集》卷十五，第812页。
[5] 王国维《书信日记》，《王国维全集》卷十五，第817页。
[6] 王国维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致马衡》云：“顷接手书，知台从已自雒归，并审一切。”又九月二日《致马函》云：“此次洛游，除石经残片外更见何物？”《书信日记》，《王国维全集》卷十五，第820、821页。
[7] 马奔腾《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161—162页。
[8] 王国维《书信日记》，《王国维全集》卷十五，第8821—822页。
[9] 《马衡诗钞·佚文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0] 关于王国维、马衡围绕石经残石研究之交往细节，详见笔者《王国维与马衡的石经之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西书局《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第130—153页。
[11] 罗振玉《石交录》卷一，《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集，第206页。
[12] 罗振玉《魏正始石经残字跋》一文中云“此石以壬戌秋出于距洛阳城东三十里之大郊东朱家圪垱”，是当时所记不误，而追记差误也。
[13] 参见笔者《二十世纪儒家石经研究》，《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6页。
[14] 马衡《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卷，第506页。
[15] 傅振伦所编《凡将斋金石论丛》中未置图版，则“右二石”未有着落。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7页。
[16] 马衡《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卷，第506页。
[17] 马衡《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凡将斋金石论丛》，第232—233页。
[18] 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版。
[19] 刘节《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原载1932年《燕京学报》第十一期，今据《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84页。
[20] 罗振玉《记梁丘氏易》，《松翁未焚稿》，《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445页。
[21] 与马文同被收入《古史辨》第三册的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论观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书》、胡适《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书》诸文皆作于马跋之后，均受其影响。
[22] 马衡《汉石经易用梁丘氏本证》，《凡将斋金石论丛》，第229—230页。
[23] 马衡《汉石经易用梁丘氏本证》，《凡将斋金石论丛》，第228页。按，黄彰健《论汉石经》怀疑此文用公元纪年，是整理马氏遗稿的人所改（《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九，1982年，第295页），不知马衡在《集存》中已有说明。
[24] 马衡《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九叶A上。
[25] 与马衡《汉石经易用梁丘氏本证》相先后，屈万里于一九四五年见到《易校记》残石后，撰《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本考——跋张溥泉先生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一文，批驳马衡之说。一九四七年刊于《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一号，第26—28页。关于马、屈二氏何人先著文推定熹平残石《周易》为梁丘本，参见笔者《熹平石经〈周易〉经本之推定》，《经学、礼学与中国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6页。
[26] 后于马衡《概要》的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未专门叙述石经，朱建新《金石学》仅用数百字篇幅约略论及石经之著录，皆不如马书详细。
[27] 《中国金石学概要下》，《凡将斋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6—77页。
[28] 残石后记拓本传世之后，陈子怡曾撰《熹平石经后记真伪考》辨其真伪，见《女师大学术季刊》一卷一期，1930年3月，第一—四页。
[29] 今由傅振伦所编之《概要》，系据一九三一年修订本，是其补写必在获见之后不久。
[30] 此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分上下册，分别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出版。
[31] 马衡《凡将斋金石论丛》，第213页。
[32] 马衡《凡将斋金石论丛》，第217页。
[33] 马衡《残字目》曾刊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和十二月三十日《新晨报》文化特刊，后收入《凡将斋金石论丛》，第341—353页。
[34] 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所引录马衡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二日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35] 按，马衡一九五二年日记《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故宫》一书未收，此据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一书转录，其中录文错讹皆径改正。与校阅石经无关之事尽皆刊落，唯留一二相关之人事，以备讨论。
[36] 马衡《马衡日记（1948—195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90页。
[37] 马衡《马衡日记（1948—1955）》，第490页。
[38] 如《集存》（一）《鲁诗》第六二号《小雅·节南山正月》一残石，马括注“见许拓”，盖即从许光宇拓本中补入者。
[39] 马衡《马衡日记》，第501页。
[40] 马衡《汉石经集存》，第3页b。
[41] 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二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42] 马衡《汉石经集存》，第5页b下。
[43] 按，新出《海昏侯诗简》之《郑风》排列是《缁衣》置首，次为《叔于田》，《清人》在两篇《叔于田》之间，而后依次为《羔裘》《女曰鸡鸣》《有女同居》《山有扶苏》《泽兮》《狡童》等。依海昏侯诗简排列，仍难安置妥帖，尚须深入研究。
[44] 马衡《马衡日记》，第502页。
[45] 马衡《马衡日记》，第505页。
[46] 马衡《马衡日记》，第505页。
[47] 马衡《马衡日记》，第507页。
[48] 马衡《马衡日记》，第507—509页。
[49] 马衡《马衡日记》，第516、519页。
[50] 马衡《马衡日记》，第532页。
[51] 马衡《马衡日记》，第533页。
[52] 马衡《马衡日记》，第533页。
[53] 马衡《马衡日记》，第552、553、558、565、566、568页。
[54] 马衡《马衡日记》，第573页。
[55] 马衡《马衡日记》，第577页。
[56] 马衡《马衡日记》，第606页。
[57] 马衡《马衡日记》，第563、665页。
[58] 马衡《马衡日记》，第705、706页。
[59] 傅振伦编《凡将斋金石论丛》，将《隶韵所录汉石经残字》作为附录，未交待具体年代。殆因此乃马衡在校录《集存》过程中之副产品，傅氏或认为有益石经研究，故附录之。
[60] 见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25—226页
[61] 马衡《马衡日记》，第731页。
[62] 马衡《马衡日记》，第733页。
[63] 马衡《马衡日记》，第737—743页。
[64] 马衡《马衡日记》，第529页。按原书“绐”误作“给”，今正。
[65] 屈万里《旧雨楼藏汉石经残字辨伪》一文先刊于《书目季刊》二卷一期（1967年9月），后编入《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一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5—34页。
[66] 马衡《马衡日记》，第732—733页。
[67] 马衡《马衡日记》，第528页。
[68] 参见《考古学报》一九五五年第十期，第1—11页。文后附《马衡先生著述目录》。
[69] 马衡《马衡日记》，第736页。
[70] 此点邵友诚在《马衡先生遗著：“汉石经集存”》书评中已指出，邵殆《集存》书稿之校对者，故对书稿中拓本和释文分散、重复之感受颇深。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四期，第77页。
[71] 黄彰健《论汉石经》，《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第263页。
[72] 陈子怡《汉熹平石经后记真伪考》定“郎中孙进”“光禄勋刘宽”二面为《太学赞碑》，另则为伪刻。马衡以“郎中孙进”为后记乙碑，“光禄勋刘宽”为后记甲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