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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胡粉”考议[1]
王子今
战国秦汉时期已多见“粉”用作妆饰品的信息。“粉”甚至应用于男子追求人体美的生活表现。“胡粉”介入上层社会男子的消费生活,可以看作外来用物传入中原并形成重要影响的典型例证。“胡粉”的考察,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丝绸之路史的认识。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所见“胡粉”,可以结合汉魏社会生活习俗接受“胡”风影响的相关表现予以理解。
回顾中国古代妆饰史,可以看到有关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多使用“粉”的文献记录。某些特殊情况下,“粉”甚至成为男子妆饰用品。这些信息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有关人体美的意识及相关追求。而文献所见“胡粉”,则体现外来生活用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历史真实。考察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所见“胡粉二斤”,结合其他相关现象,可以说明汉末至曹魏上层社会接受“胡”风影响的情形。
《战国策·楚策三》记载,张仪在和楚王关于“好色”的讨论中,说到“粉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见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褏闻之大恐。”[2]《艺文类聚》卷一八“美妇人”题下引《战国策》曰:“张仪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又引《楚辞》:“粉白黛黑施芳泽,长袂拂面善留客。”[3]《楚辞·大招》写道:“粉白黛黑,施芳澤只。”王逸注:“言美女又工妆饰,傅著脂粉,面白如玉,黛画眉鬓,黑而光净。又施芳泽,其芳香郁渥也。”[4]看来楚国上层人物对于中原女子美妆“粉白墨黑”“粉白黛黑”完全“非知”“未尝见”的说法,可能是并不确实的。《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5]在政论中以“脂泽粉黛”为比喻,说明此类妆饰方式的普遍应用。
《淮南子·修务》写道,妆饰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真正的美女,即“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而相貌丑陋者,即“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关于华服巧饰,则说到“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可以使得“王公大人”们“悦其色”。而“粉白”的方式,应当就是所谓“粉以玄锡,摩以白旃”。[6]《太平御览》卷三八〇引《汉武故事》说汉武帝“从行郡国,载之后车”的女子,“皆自然美丽,不使粉白黛黑。”[7]《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蔡邕《协初赋》所谓“粉㢮黛落,发乱钗脱”[8],也都说明“粉白”妆饰的社会普及度。这样的说法,都保留了汉代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记忆。《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靓庄刻饬,便嬛绰约。”裴骃《集解》:“郭璞曰:“靓庄,粉白黛黑也。”[9]“粉”“黛”的作用,在于“靓庄”追求。
《战国策》《大招》《淮南子》“粉白墨黑”“粉白黛黑”,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作“粉白黛绿”:“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慧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妬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10]
妆饰史在战国秦汉这一历史阶段的进步,曾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粉白黛黑”条就韩愈“粉白黛绿”语有所讨论,涉及《列子》《战国策》《大招》《淮南子》“粉白黛黑”诸说,谓“韩公以黑为绿”,“似有所因”。[11]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九“后宫嫔御”条也说道:“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12]明张萱《疑耀》卷三“粉”条引《古今实录》曰:“萧史与秦穆公炼飞雪丹,其第一转与弄玉涂之,即今铅粉也。妇人傅粉自秦。”又写道:“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张华《博物志》'纣烧铅作粉,谓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时妇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妇人傅粉断非始于秦也。”又言“黄眉黑妆”“鸦黄粉白”“额上涂黄”等,指出“古人媚妆,随意皆可”。[13]各种“媚妆”之中“粉”的作用是突出的。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刘越》记载,广川王后阳成昭信谮脩靡夫人陶望卿“淫”且“有奸”:“后昭信谓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14]可知女子“傅粉”取悦异性的表现。《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李贤注引《衍集》载衍与妇弟任武达书说到家中“一婢”,“头无钗泽,面无脂粉”[15],可知汉时民间风习,妇女通常是使用“脂粉”的。《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载奏言有“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扺金玉于沙砾”语[16],也说明“粉墨”使用的普及。《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梁鸿》记载:孟氏女嫁梁鸿,“始以装饰入门”,“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17]也说“傅粉墨”是女子通常“装饰”。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卿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18]所谓“脂油粉黛,不可赀计”,显示“采女数千”妆饰用消费的额度。《三国志》卷六一《陆胤传》“内无粉黛附珠之妾”[19],也说“粉黛”是贵家之“妾”的一般妆饰形式。《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可见这样的说法:“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20]也说明“极粉黛”是一定社会等级女子通常追求“华采”“艳姿”的方式。
《续汉书·郡国志五》“巴郡”条刘昭注补:“《华阳国志》曰:'帝禹之庙铭存焉。有清水穴,巴人以此为粉,则膏泽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21]所谓“贡粉京师”,说明都市生活对“粉”的需求。而以“粉”实现“膏泽鲜芳”的效用,并没有限定女子。《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倭》:“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22]这里说“女人”“并以丹朱坋身”,一如“中国之用粉”。然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记述“倭”的生活习性:“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23]这里通说“父母兄弟”,似乎“倭”人“以朱丹涂其身体”与“中国用粉”,似乎是不分性别的。战国秦汉男子肤白受到爱重,见于《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所谓“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24]
2.男子“傅粉”故事
男子“傅粉”的记载,史籍中或予特殊强调。相关现象,有学者曾经予以关注。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二“男人傅粉”条写道:“《世说》载何晏洁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汤饼试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仆考《魏略》'晏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则知晏尝傅粉矣。《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东汉·李固传》:章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略无惨怛之心。《颜氏家训》谓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25]所涉及“籍孺”“闳孺”故事,据《汉书》卷九三《佞幸传》:“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26]说汉惠帝时,近侍皆“傅脂粉”,都是受到籍孺、闳孺的影响。其实,《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太史公写道:“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又说:“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䴊,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27]《索隐述赞》称其“冠鸃入侍,傅粉承恩”。[28]李固故事,见于《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其诬词言:“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29]关于何晏故事,《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写道:“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30]《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䴵。即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31]《颜氏家训》言“梁朝子弟”一例,见《颜氏家训·勉学》:“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32]
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三集卷一“妇人朱粉”条引“《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及“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两例,又言:“男子且然,而况妇人乎?”[33]
与曹操关系特殊的何晏[34],其“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的自恋表现是引人瞩目的。[35]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一〇注意到何晏故事“粉白不去手”与“魏明帝疑其傅粉”,于是“夏月,与热汤䴵”,“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两说的矛盾,指出裴松之注所云“粉白不去手”,“正与《世说》相反也。”[36]然而何晏“粉白不去手”之说多为史家采用。《资治通鉴》卷七五“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记载:“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所谓“粉白不去手”,胡三省注:“以自涂泽也。”[37]
“傅粉”的动机,在于追求肤色之“白”。即前引《楚辞·大招》王逸注所谓“面白如玉”。《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尚书大事·纳后礼》云:“既皓且白,既洁且清。美人玩好,以饰姿容。”以“皓白洁清”为题。[38]《尚书大事》作者范汪,晋人。所说礼仪,应体现上古风习。《艺文类聚》卷一八引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言“天下之佳人,莫若臣东家子”,其“肌如白雪”,又说“著粉太白,施朱太赤”。[39]也说“著粉”用以增“白”的通常情形。当然,从前引《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及陈奇猷注“较初时面倍其美”可知,“粉”主要是“著”于“面”的。汉代对于男子体貌的审美倾向,“肤色白皙”“被认为是男性美的重要特征”。[40]人们的关注重心,应当首先在于面容。
3.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
何晏“性自喜”,可与《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为人美丽自喜”[41]及《新唐书》卷一〇四《张易之张昌宗传》“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纨锦,盛饰自喜”[42]之“自喜”对照理解。然而虽然与何晏生活亲近,但是少年就“任侠放荡”[43],“才武绝人”[44],后来又身经百战,往往“亲擐甲胄,深入险阻”,曾经得汉献帝“秉义奋身,震迅神武”[45],“龙骧虎视”,“奋其武怒”,“掩讨逆节”[46]称美,最终“谥为武王”[47]的曹操,似乎也有对“粉”这种化妆品的使用需求。
曹操高陵二号墓出土“六边形石牌”有铭刻文字“胡粉二斤”者(301),是值得注意的文物遗存。又有铭刻文字“香囊卅双”(96),也是表现墓主生活的重要文物。这些铭文,据发掘者判断,“内容为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48]
曹操高陵随葬品有“胡粉”,或许可以说明当时“傅粉”风习之普及。曹操这位人称“神武明哲”[49]、“气势盈溢”[50],且“简易随时”,“佻易无威重”[51]的“天下之雄”[52]、“命世之才”[53],除了同出石牌铭文“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所表现的悍勇雄豪品性之外,其性格心态的另一面,是否也有对于所谓“靓庄”的美的追求呢?通过以“胡粉”为随葬品的消费趋向,可以使人产生相关联想。
据说曹操日常生活非常朴素,如《魏书》记载,“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54]而“胡粉”的使用,可以为曹操研究提供另一视角观察所获得的新鲜具体的生活史信息。
前引《华阳国志》“巴人”“贡粉京师”情节,说明“粉”的生产形式、消费流向特别是转输路径,均指向中原以外地方。与妆饰行为相关的交通文化现象之中,“胡粉”的历史记忆,则涉及丝绸之路史的知识。
4.影响汉魏上层社会生活的“胡”风
自张骞开通西域道路,东西往来益为频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5]据《东观汉记》卷一六《杨正传》记载,“西域贾胡”在都市甚至有组织聚会的能力。[56]马援南征“武陵五溪蛮夷”,进军艰难,时有指挥不力的批评。《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指责上奏御前,“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57]可知朝廷上层对于“贾胡”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方式都是熟悉的。“胡”人在中原地方的活跃[58],会促成社会文化生活中“胡”风的蔓延。《续汉书·五行志一》“服妖”条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59]贵族阶层“皆竞为之”,也会对更广大层面的社会风习形成导向性的影响。
汉魏之际的“京都贵戚”们的相关表现,还见于比较具体的文献记录。刘表的墓葬西晋时被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60]《水经注》卷二八《沔水》写道,“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61]《艺文类聚》卷四○引《从征记》则言“香闻数十里”。并且明确说,“(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62]包括“苏合消疾之香”的“四方珍香”,显现对远国“香”的珍爱。“苏合香”由西域传入。《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讲述“大秦”文化地理,说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63]《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物产,有“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苏合”名列在先。[64]《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记载,李恂任职西域,当地贵族商人“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65]可知西域“香”为中原人喜好。《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写道:“今赉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闟登。”[66]西域“苏合香”已经远销到洛阳。《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曹植《辨道论》:“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67]都说到西域“香”。有的研究者解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68]这样的理解,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中文大辞典》释“香罽”:“毛毡也,言香者,美之也。”书证即“《后汉书·李恂传》”。[69]《汉语大词典》说“香罽”即“华丽的毛毡”,书证亦“《后汉书·李恂传》”。[70]这种解释“香罽”的说法,其实应当予以修正。西域人“数遗”李恂之“香罽”,“西域胡来献香罽”之“香罽”,都应当理解为“香”和“罽”,如班固所市“苏合香、闟登”。汉魏“贵戚”们对于西域“香”的爱重,或许可以从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双”(96)得到文物实证。
5.“胡粉”的民族地理学考察
《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又说:“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71]以“分”释“粉”,称“研米使分散也”,是合理的。“胡粉”即“脂和以塗面”的“粉”,可能即上文说到的“脂粉”“脂油粉黛”,应当是部分符合“胡粉”使用方式的。然而以“餬”作为“胡粉”之“胡”的说明,则并不正确。
前引“虚诬”李固“胡粉饰貌”故事,《资治通鉴》卷五二“汉冲帝永嘉元年”相关记述胡三省注:“烧铅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龟兹国。’”[72]我们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龟兹》、《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龟兹》、《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龟兹》、《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龟兹》都说“龟兹国”出产“胡粉”。[73]《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记述“土贡”“胡粉”的地方,有相州、卫州、澶州。[74]《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河北道》也说相州“贡”“胡粉”。[75]《太平寰宇记》卷五五五《河北道四·相州》说“相州”“土产”,首列“胡粉,贡”。[76]这应当反映了“胡粉”自外传入中原的路径。然而《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一《四夷十·西戎二·龟兹》总说及“土俗物产”条,两次强调龟兹国“土多”“胡粉”。[77]
“胡粉”的“胡”,应当与上文所说汉灵帝所好,且影响“京都贵戚”生活追求的“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等文化存在的“胡”字标识类同,可以理解为指示民族礼俗风格和民族地理定位的文化符号。“胡粉”来自“龟兹”,可以看作体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信息。
与“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艺术构成相类,汉代历史文化遗存又可见西来“胡乐”。《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赞曰:“听笳龙庭,镂石燕然。”李贤注:“笳,胡乐也,老子作之。”[78]《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建初)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李贤注引《古今乐录》曰:“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俗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79]与中原音乐西传同时[80],西域“胡乐”也丰富了中原文化的艺术内涵。“胡笳”又见于《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董祀妻》:“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81]
在物质生活层面,《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蓺五种”,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尔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8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裴骃《集解》:“孟康曰:'戎菽,胡豆也。’”[83]“胡豆”,又见于居延汉简简文(310.2;488.1)。[84]居延汉简又可见可能作为马具的“胡鞍”(EPT40.6A)。[85]《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司马贞《索隐》所见“胡麓”[86],大约是容器。《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又说到“天竺国”有“胡椒”。[87]所谓“胡粉”的构词形式,与“胡豆”“胡鞌”“胡麓”“胡椒”是大略一致的。
《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魏名臣奏》:“中书监刘放奏曰: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88]说“胡粉”的“贩”“卖”曾经为官府经营,“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的批评,反映“利”的生成因社会需求所导致。而“官”与“百姓”相“争”,则其经济收益可能并非“锥刀之末利”。
6.曹操高陵“胡粉”的技术史考察
“粉饰”一语,见于《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89]可以理解为可能与前引被李固“奏免”者因“怨”“虚诬”其“胡粉饰貌”情节相关。“粉饰”,又引申为夸赞表扬,如《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90]以“胡粉饰貌”理解所谓“粉饰”,应当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博物志》卷四《药术》说到“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用以“塗”及“泽塗之”的妆饰方式。[91]而《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隋文献皇后独孤氏》:“后雅性俭约,帝常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92]可知“胡粉”可以入药。
《禹贡锥指》卷四关于“青州”物产,写道:“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对于“铅”,胡渭指出:“《说文》:铅,青金也。《本草》:铅,一名黑锡。今泰山之下,不闻有铅。苏颂曰:铅生蜀郡平泽,今有银坑处皆有之。盖矿利渐开,不必以岱畎为良,遂隐而不传矣。铅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黄丹皆化铅为之。土宿真言:《本草》云'铅乃五金之祖,变化最多,一变而成胡粉,再变而成黄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黄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垩,故贡其材使炼治之,以给绘画涂饰之用也。”[93]制作“胡粉”的原材料及“炼治”程式与“铅”的关系,这里有所提示。“胡粉”的制作,可以参考所谓“香粉”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据《齐民要术》卷五《作米粉法》指出,“如果想制作香粉,则以绢袋盛放香料放入粉盒中进行熏染,或把合适的香料磨碎后与粉混合在一起即可制得。”[94]相关研究涉及若干技术细节。[95]对于考古发掘收获中“疑似'胡粉’的白色粉末状物质”的科学鉴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2006年发掘的盛唐阶段唐高宗时期墓葬中出土物的分析,得知即“贝壳状软体动物的壳体烧制后碳化生成的方解石型碳酸钙”。研究者判断,“主要功用为墓主人柳夫人美颜的药用化妆品'石灰’CaCO3,而不同于以往所见的美白化妆品'胡粉’PbCO3。”[96]论者所谓“以往所见的美白化妆品'胡粉’PbCO3”,据李华峰“胡粉又名铅粉”,“胡粉是生于铅”的判断而来。其认识基点,是因前引《释名·释首饰》“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产生的成见。其实,或许可以说,这种所谓“为贝壳烧制的生石灰经过碳化而制成的唐代'石灰质’化妆品”,或许正是真正的“胡粉”。李华峰文中已经指出,考古发现的“妆粉”,有些与“脂和”的“餬”无关:“在新疆民丰大沙漠1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个精致的粉袋,粉袋上施以彩绣图纹。粉袋的出现,表明当时的铅粉已经告别了糊状的初级阶段,而被加工成粉末状。在山东东平汉墓出土的妆粉,出土时也被包裹在丝绢之内,出土史已成粉团,直径曰为2.4厘米。”[97]据考古清理者介绍,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墓主“可能是大贵人长公主一类的人物”,出土物包括:“粉团1件。直径2.4厘米。外面包以绢类丝织品,留有痕迹。”[98]民丰出土“粉袋”的东汉墓虽然是合葬墓,但是“粉袋”“放在女头左侧”,置于“藤条编成”的“奁盒”中。“奁盒”“内盛铜镜、粉袋、木梳及丝线等”,因此“粉”的使用者的性别,很可能为女性。但是,“男尸胸前绸制木梳袋内,有一个黄绸小包,内有朱红粉少许;还有纸一小块,绉成一团,大部分涂成黑色,长仅4.3、宽2.9厘米。这些文物的性质和用途,须俟正是检验后,方可肯定。”[99]或许此所谓“朱红粉”,也是妆饰用“粉”。
这些发现以及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在讨论曹操高陵“胡粉”发现的意义时应当参考的。唐柳夫人墓出土“白色粉末”,“放置在墓主人头顶部”,“与铜镜一起”,放置在“一个纤维编织的筒状器物”中。同出“绢囊”[100],以及民丰东汉墓出土“粉袋”及东平汉墓“绢类丝织品”包裹“粉团”,都使我们联想到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双”。所谓“香囊卅双”用以盛放“胡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言曹植见邯郸淳:“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101]似乎“傅粉”是“澡讫”的清洁程序,与“仪容”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华佗》裴松之注引《佗别传》说华佗治疗“寒熱注病”,“用寒水汲灌”:“满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102]似乎“著粉”以求“汗燥”。华佗设计的“五禽戏”,据说“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103]也说“著粉”是要解决“沾濡汗出”的问题,以求“身体轻便”。
“粉”还可以用作书写工具,即所谓“以给绘画涂饰之用”。《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阴瑜妻》“以粉书扉上”[104],即其实例。黄巾暴动,“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105]所谓“以粉书扉上”,类同于“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
“粉”尽管有多种用途,但是“胡粉”主要作为妆饰用品出现在社会生活史记录中。曹操高陵石牌文字所见“胡粉二斤”其实际应用意义,极大可能是作为化妆品使用。
有学者指出,古代丝绸之路商队因“进行长途贩运的难度太大”,“所经营的商品当以奢侈品为主,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而价格昂贵、利润高的特点”。[106]西来的“胡粉”,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
《太平广记》卷二七四《情惑》“买粉儿”题下引《幽明录》故事,说到有男子“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女子“卖胡粉”经营于“粉店”。男子意外死去,“当就殡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107]《奁史》卷六一《术业门·三姑六婆》载录这一故事称引《北窗丛录》,“大小一积”作“大小一例”。[108]参考此“胡粉”包装称“裹”,所谓“大小一积”“大小一例”,即规格一致的情节,由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而前引“隋文献皇后独孤氏”故事有“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之说,推想或许“胡粉”之“裹”“大小一积”“大小一例”者,不排除“一两”一“裹”,即以“一两”为一个包装单元的可能。参考相关信息,对于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的理解,或可产生因计量方式得知的定量感觉。“胡粉”平时收存使用的量的一般惯“例”,也可以由此大略推知。
[1]本文系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史”(项目编号:2017010247)的阶段性成果。
[2]〔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0页。
[3]〔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324页。
[4]〔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重印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2页。
[5]“倍其初”,陈奇猷注:“奇猷案:较初时面倍其美。”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99—1101页。
[6]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330页,第1364—1366页。所谓“粉以玄锡,摩以白旃”,《吕氏春秋·达郁》高诱注作“扢以玄锡,摩以白旃”。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9月版,第567页。
[7]〔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第1755页。
[8]〔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7月影印版,第550页。
[9]《史记》,第3039页。
[10]〔唐〕韩愈著,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67页。
[11]〔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第868页。
[12]〔宋〕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329页。
[13]〔明〕张萱撰:《疑耀》,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第40页。
[14]《汉书》,第2429页。
[15]《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003页。
[16]《后汉书》,第2038页。
[17]《后汉书》,第2766页。
[18]《后汉书》,第2161页。
[19]《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0页。
[20]《三国志》,第1468页。
[21]《后汉书》,第3506页。
[22]《后汉书》,第2821页。
[23]《三国志》,第855页。
[24]《史记》,第2675页。
[25]〔宋〕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136页。
[26]《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721页。
[27]《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1页。
[28]《史记》,第3197页。
[29]《后汉书》,第2084页。
[30]《三国志》,第292页。
[31] 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608页。
[32]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
[33]《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7册,第481页。
[34]《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服饰拟于太子。”第292页。
[35] 有的辞书对于“自喜”的解释,指出有“自我欣赏”之义。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8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1327页。
[36]〔清〕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清《广雅书局丛书》本,第122页。
[3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2381页。
[38]〔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7月影印版,第550页。《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志》:“《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汪撰。”中华书局,1973年,第967页。
[39]〔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330页。
[40] 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41]《汉书》,第3733页。
[42]《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014页。
[4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页。
[44]《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第3页。
[45]《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诏曰,第48页。
[46]《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9页,第37页至第38页。
[47]《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53页。
[4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65、364、168、166页。
[49]《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荀彧语,第20页。
[50]《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54页。
[51]《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第54页。
[52]《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载王儁谓刘表语,第31页。
[5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第5页,第10页。
[54]《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54页。
[55]《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56]〔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9页。吴树平校注标点作:“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分断“西域贾胡”,似有不妥。应读作“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京兆尹出西域”应当是不可能的。
[57]《后汉书》,第844页。
[58] 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1期。
[59]《后汉书》,第2272页。
[60]《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引,第216页;《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李贤注引《代语》,第2423页。
[6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663页。
[62]〔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732页。
[63]《后汉书》,第2919页。
[64]《三国志》,第865页。
[65]《后汉书》,第1683页。
[66]〔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456页。
[67]《三国志》,第806页。又见《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技传下·甘始》,第2750页。
[68] 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8、193页;中华书局,2016年,第278、286页。
[69]《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第45496页。
[70]《汉语大词典》第1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438页。
[71] 任继昉纂:《释名汇校》,齐鲁书社,2006年,第253—254页。
[7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第1702页。
[73]《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6页;《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917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2页;《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7页。
[74]《新唐书》,第1009、1010页。
[75]《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2127页。
[76]〔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5页。
[77]〔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3464页。
[78]《后汉书》,第823页。
[79]《后汉书》,第1577页。
[80] 王子今:《丝绸之路与中原“音乐”的西传》,《西域研究》2019年4期。
[81]《后汉书》,第2833页。
[82]《史记》,第4页。
[83]《史记》,第1340页。
[8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05、590页。
[8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86]《史记》,第2381页。
[87]《后汉书》,第2931页。
[88]〔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7月影印版,第550页。
[89]《史记》,第3211页。
[90]《三国志》,第1266页。
[91]〔晋〕张华著,唐子恒点校:《博物志》,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92]《北史》,第532页。
[93]〔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
[94] 李芽:《中国古代妆容配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95] 高宇:《中国古代化妆品制作技艺研究》,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96] 原注:“李华峰.中国古代妆粉的种类和制作工艺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1):160-162.”冯健、吴晨、赵凤燕、魏书亚、郭瑞:《西安南郊唐墓出土“石灰”的分析与探讨》,《考古与文物》2017年4期。
[97] 李华峰:《中国古代妆粉的种类和制作工艺研究》,《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6期。
[9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第4期。
[9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100] 冯健、吴晨、赵凤燕、魏书亚、郭瑞:《西安南郊唐墓出土“石灰”的分析与探讨》,《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4期。
[101]《三国志》,第602页。
[102]《三国志》,第804页。
[103]《三国志》,第801页。
[104]《后汉书》,第2799页。
[105]《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第2299页。
[106] 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主要交易品特点》,《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9年1期。
[10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2157页。
[108]〔清〕王初桐纂述,陈晓东整理:《奁史》,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919页。
(本文原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53~65页,引用请核对原文)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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