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印章的故事

——纪念容庚先生诞辰128周年

孙稚雏

今年（2022）9月5日是容庚先生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我很想写一点文字纪念自己的老师，但因眼疾双目近盲，不能查阅资料，无法执笔撰文，只得借助 iPad-Pages 在网上收集资料，加上追忆凑合成文。网上资料没有平面书籍谨严，每多讹误，如有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提起往事，得先从春江水暖的1978年和容老收藏的一枚印章说起。

一九七八  春江水暖

1978年春，古文字研究室由康乐园中区数学大楼迁到马岗顶下东北区19号一栋二层的小红楼里，二楼大厅分隔为两部份，里面是书库，由黄光武老师管理，外面则是工作室，研究室同仁每人都有一张书桌。记得容老的座位在靠南窗边的第二位，书桌上摆有砚台、毛笔、墨、水盒和十多方印章，一枚印章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些印章中的一方。这方名言章是容老四舅邓尔雅先生镌刻的，内容摘自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关于这方印章后面还要详谈，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看看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一年春天，春江水暖，中华书局赵诚先生南来，他是来串连南北高校召开古文字研究会的，赵先生逐家访问，他到建设新村我家详细询问了我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后，建议先出《金文著录简目》以应学界之需，至于集释等其他研究，做一篇发一篇，不要等到积累了许多篇才一起发表。我听从了赵先生的意见，次年《金文著录简目》手写影印，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8年春夏之交，香港许礼平先生来访，当时研究室同仁俱在（独缺商老），许先生在研究室楼下给我们拍了一张著名的合照（图一），大家笑逐颜开，这张照片就成了当年我们在小红楼里温馨生活的写照。

图一

左起：孙稚雏 张振林 曾宪通 容庚 陈炜湛 黄光武 

1978年夏，商老从河北平山带回了中山三器中铁足大鼎和方壶铭文的晒蓝本，文长字多，极其珍贵。商老在研究室开会时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会后又带回家去了。次日容老提出借阅这两件铜器铭文的晒蓝本补《金文编》，商同意借三天，只能在研究室观看，于是容老以84 岁高龄就坐在研究室孜孜不倦地为《金文编》补字了。容老补了一会就对我说：“孙稚雏，你来做一个释文吧！”我用了大半天时间按原铭行款写了释文，照我的习惯凡确识的字用楷书隶定，不识或未确识的字则照原铭描下来，加上句读交给了容老。三天后商老就将这些晒蓝本收走了，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按我当时的学力，没有其他考释文章可参考，许多字尚未确释，短时间内是绝对写不出全面考释文章的，但我也不想放弃这次学习机会，于是遍查史书，根据不完整的释文，利用我语言学上的知识，避开全铭考释，写了一篇《中山王错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的稿子。

1978 年秋，陈抗、陈永正、张桂光、陈初生、唐钰明、许伟建六位考取中大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陈初生在考研前曾写信给容老，请求到研究室看书，容老命我复信同意他来并在信上签了名。初生很聪明，投石问路先拜码头，很合容老的口味，因为他老人家青年时北上求学，也是先抱着《金文编》稿本去叩罗振玉的门，由中学学历一跃而成北大研究生。初生兄在回忆读研经历时深情地说：

“容老年事已高，没有精力讲那么多课了，说我的观点都写在书里了，你们去看我的书。他还委派古文字研究室的曾宪通、张振林、孙稚雏、陈炜湛四位中年老师给我们上课,他们四人是校内外闻名的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四大金刚。能得到那么多的老师教诲,我们可有福了。”（《睹物思人忆容师》——新快报轻报纸）

1978年12月商老、曾宪通、张振林和我赴长春吉林大学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我在会上提供了《中山王错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一文，这篇文章是我只查了一些文献没有看到任何考释文章闭门造车写出来的，铭文中好些字没有确释，其实是很不成熟的，例如连一个“也”字（铭文作施）也没有认出来，在会上经人指点才恍然大悟，幸好当年中华出书手写影印，我在抄正时顺手将这些错误改正了，否则白纸黑字就贻笑大方了。会后路过北京，故宫博物院赠我们中山三器拓本一套，回校后我就根据这些拓本做了摹本。

摹本很不好做，试用了各种毛笔和纸张都不理想，后来想起在长春时曾听启功先生说邓散木用绘图笔写小楷，于是找了一枝我太太读大学时做园林设计用的旧绘图笔，用硫酸纸临摹，才摹出了象样的摹本。这些摹本后来附在我的论文后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上发表。

图二

当年做摹本时我耍了一点小聪明，在摹本空白处画了一方图章，仿中山王字体写了“稚雏临写”四个篆字（图二），后来果然张政烺先生看到书上的摹本时脱口而出说“张守中摹的”，但当他再看到我画的图章时就不出声了。记得那时候我还用这枝笔写了好几张扇面，有的随手送人了，自己只留下一张（图三），在那张扇面上我也学邓散木先生的样用绘图笔写小楷，写了八句铭文，铭曰：

 “中山佚事，史籍缺闻；

   刀笔书法，世之奇珍。

   我欲仿之，硬笔临文；

     先求形似，再得其神。”

图三

中山王铜器铭文的书法特点是线条两头尖中间粗，有很强的刀刻风味，几十年来许多学写中山王铜器铭文书法的人都写成均匀的线条，对照原铭就大异其趣了。

这一年我满四十周岁，对于一个古文字学研究者来说，学术上的春天来得晚了一些，但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锲而不舍”的老人和他的藏印

1940年12月25日，圣诞节燕京大学放假，容老校《商周彝器通考》稿，曾对并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曰：

“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容庚北平日记》638页）

这位“锲而不舍”著作等身的老人即使到了八十四岁的高龄，精神依然矍铄。当时他住在东南区一号离研究室不远，每当天朗气清，大约上午九点左右容老就会拎着塑料提包，左手臂挂着弯钩柄长布伞，慢慢踱到研究室来，容老在他的座位上坐下后，或为《金文编》补字，或看书写字，偶尔闭目养神打个盹，十一时许收拾好东西去光武旁边坐下，取出“555”香烟自吸一支，也请光武吸一支。因为书库严禁烟火，光武老师只好婉言谢绝，眼光却一直盯着容老手上的香烟，直到容老吸完烟，再在烟灰缸中倒点水，确认烟头完全熄灭了，才微笑着送容老离开研究室自行回家。

上面提到研究室容老书桌上放着十多枚他常用的印章，我出于好奇曾用宣纸全部钤印下来（图四），这些印中除姓名章斋号印外，还有一枚比较特殊的名言章，字较多，我拿起来随口读道：“有饭疏衣，练……”就读不下去了，容老看着我的窘态就说，这是他四舅邓尔雅刻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里的话，时间久了印面不清晰，回去要好好清理一下。

图四

（图四）容老书桌上摆放的常用印章钤本。共十五方，右首行第三印与末行第二印重出。第四行第三印即邓尔雅所镌刻李清照名言印。

我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赵明诚的《金石录》不是我们的必读书，但大名鼎鼎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没有读过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后来我特地仔细的读了这篇大著，才知道原文是“便有饭，疏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邓尔雅先生少刻了一个“便”字，我就把句读读错了。这方印章曾多次出现在容老的书法作品上，印章的真伪和钤印的方式、部位就成了鉴定容书真伪的一种证据了。

我过去为了研究容老的书作，曾试图用考据的方法（如金文研究中的“标准器断代法”），依照作品时间的先后树立若干标杆，然后据相同元素系联起来，写成《颂斋书法编年笺注》一文（未刊），这样就可对容老不同年代书作的行款格式、书写风格、签名式样、钤印习惯等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下面选择一张标杆作品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973年（癸丑）夏，马国权先生为容老镌刻了一方“容庚八十以后所书”的白文印，容老回赠金文条幅一张（图五）。

图五.容老赠马国权金文条幅和两方印章

这张书作落款为“国权吾兄正临 癸丑夏八十老人容庚”，下面钤有马国权为容老刻的印章。

稚雏按：癸丑夏容老尚未满八十周岁，自书八十老人乃虚岁。马刻此印是为容老祝寿而作（《容庚印存》127页），故容老自书八十老人与之呼应。难得的是这张条幅还盖了长方形的“颂斋”起首章和右下部压边线的李清照名言章，切合书法条幅钤印的规范，十分美观。

正如用标准器断代法研究青铜器铭文一样，建立书法标杆系联同一书家不同年代的书作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某一书家的整体研究极为有利。

标杆的建立与书法综合研究

标杆的建立将所有的书作系联起来，按年代先后排列形成一个系列，这样就对某一书家不同年代书法创作的书写格式、笔墨技巧、签名特点和钤印习惯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利用这些系统资料对比网上流行的署名作品，自然很容易辨别书作的真伪。请看下面的例子（图六）。

图六

左边这张条幅曾在网上流传、拍卖，颇受竟拍者青睐。其实这张作品有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

（1）笔法、格式问题。

这种写条幅的笔法和格式不见于容老现存的书法作品。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田炜教授指出：

“这幅字多用侧锋，用笔干涩，造形生硬，民国时候的人写魏碑不是这种方法。容先生无论是写篆书还是楷书、行书甚至隶书，都很强调中锋的运用。这幅字既没有民国的格调，也不能融入容先生的书法体系。把《爨龙颜碑》和《石夫人墓志》两个不同的内容各取一段混在⼀起,其中⼀部分正文又写得跟款⼀样大小。这都是现在书法家的习⽓。而且这篇文字中还有明显的错字，伦字少了一笔，开字里面写成了弁，误把石花当作了笔画，玄字把第二笔撇折分成了两笔。容先生是文字学大家，不会这样写的。”

（2）签名问题。

容老中年以后有一种签名的格式即将古文字直接转写成楷书，尤其是庚字，下面的三竖笔基本上是等齐的，不熟悉古文字的人往往象写楷书平字、华字那样把中笔拉长或写成悬针形，这都是因为不熟悉古文字的缘故，熟悉古文字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签名的差异。

（3）引首章用印问题。

一般写条幅引首章往往较小，呈长方形、园形或不规则形，文字多为斋堂名、年代或吉祥语等。如果引首章太大或文字较多，整张条幅就有头重脚轻之感，选用李清照名言章作引首章显然不妥。上述容老赠马国权字就是一个用印极佳的范例。

（4）钤印较果问题。

本条幅上的李清照名言印字口清晰，与我以前用原印盖下来的效果不尽相同，而与《容庚印存》38 页上的印面十分接近，说明此印是经过清理后才打上去的。容府后人为了将这批印章捐赠国家，曾请人清理印面打谱传世，印章离开过容府，印面经过清理，怎么能肯定说这一定是容老亲手盖上去的，从而证明条幅也是容老亲手写的呢？

上述四问仅供参考，孰真孰伪，最后仍请读者自行酌定。

右边的一张字近年来也在网上流传，笔法格式问题、签名问题同上。条幅没打引首章，仅在签名之下钤印两方名字章。第一方白文鸟虫书“容庚私印”不见《容庚印存》著录，可见长期不藏容府；下一方朱文“希白”印亦不见《容庚印存》，应为他人仿刻。这张条幅和上一张是同一路货色，仅文字内容和所钤印章有所不同而已。

一枚印章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但总觉得还有些剩余的话要讲，于是又写了如下一段文字“賸言三则”。

賸言三则

（1）

记得2016 年写《契斋书法辨伪》时，黄光武老师不无揶揄地对我说：“老孙教人作伪”。此语虽不合我的原意，但指出赝品的缺欠无异于授人以漁，也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后果。其实我主要是想借辨伪来讲做摹本应注意的事项。

临摹是学习书画的必经之路，面对漫漶不清的照片或拓本要做一张准确无误神形兼备的摹本是很困难的。商老曾说做摹本要先“无我“而后“有我”，这就是说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又要通过深入研究辨析笔划，还要有书法的根底才能做到。以牟利为目的粗糙滥制的赝品哪里能做得到呢？

（2）

我很幸运，当年能在容老书桌上钤下他老人家十多方常用印章，其中首行第三印是容老很喜欢使用的一枚姓名章，我曾请容老给我题过一张书签，用的就是这方图章。（图七）

图七

这方印章著录于《容庚印存》69页。马国权师兄曾评价说：“容老这方印章如果混在一堆古玺里，很难辨认出是近人所刻。”

（3）

我今年八十有四，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花了两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成这篇文稿，我没有能力写古文字考释文章了，只能写一点并非如烟的往事。我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不求语出惊人，不讲假话，也不做作。（如不“为赋新诗强说愁”之类）当我在iPad上写完最后几行字时，东方已出现一线曙光，遥望南天，但见长庚启明， 东方既白。此所谓肇庚之所以字希白者也，愿先生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书画印鉴……都将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

2022年4月完稿于

珠江南岸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之蒲园

来源：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