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三星堆埋藏坑：新发现与新认识

三星堆埋藏坑，又称“器物坑”“祭祀坑”，是中国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南部，当地砖厂取土发现了两个装有象牙、玉石、青铜、黄金等材质器物的埋藏坑（编号为一、二号坑），轰动了海内外的学术界。2018-2019年，在先前发现两个埋藏坑之间的位置，又陆续发现了6个类似的埋藏坑（编号为三至八号），一度沉寂的三星堆遗址又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随着新发现埋藏坑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考古工作开始最晚、规模也最大的八号坑也清理完全部的象牙层，露出了其下青铜器等器物。随着新发现三星堆埋藏坑一些典型器物被媒体逐渐披露，掩盖在三星堆埋藏坑上的神秘面纱开始揭开，三星堆埋藏坑逐渐露出了其庐山真面目。下面，笔者就对三星堆埋藏坑的部分新发现所带来的新信息，谈谈初步的新认识。

一、三星堆埋藏坑的相对年代与埋藏性质

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坑与原先发现的2个坑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其中6个较大较深、形态规整的坑是同时规划布置，一次性挖掘埋器的遗存。这些坑排列相对整齐，方向西北东南向，与三星堆城和青关山大型建筑等重要遗迹的方向类似。所有坑的地层关系类似，坑口似都位于同一地面上，坑口周边有平行的可能存在关联的建筑基槽或沟槽遗迹；坑穴打破人工鋪垫的混杂有烧土的渣土层和其上的纯净黄土层。坑内器具的掩埋顺序也基本相似，都是先在坑内放置不同材质的像设和器具，然后其上铺放象牙，最后再盖以炭渣和泥土。最为重要的相似性是，这6个坑内出土器物，完整者少，不少器物在掩埋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导致它们在被埋藏时，同一件器物的残件被放在不同坑中。换句话说，就是不同坑出土了不少来自同一件器物的残件，它们可以拼对复原。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尽管目前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不同坑出土器物的拼对复原工作还未展开，但发掘者已经指出，不同坑出土的铜神树枝条应该可以拼合，新出土的一件大铜人面像与原二号坑出土的残片也可以拼合复原；八号坑最新出土的凸目獠牙、人首人身的铜神像，与先前二号坑出土的下着短裙、鸟爪踏云铜神像可以拼接，组成一个人鸟合体、足踏鸟形云气的好似飞天的造型。这些都说明，三星堆8个坑中这6个坑都是同时掩埋的。只有五、六号坑，坑穴较小，六号坑形态还不规则，坑内埋藏物较细碎，没有上述6个坑的埋藏规律性，其中六号坑还埋有一口外表烧焦的大木箱。由于六号坑打破了七号坑，从地层关系可以证明，六号坑比一、二、三、四、七、八号坑要晚。进而可以推断，与六号坑埋藏现象相似的五号坑，其年代可能与六号坑一样，都是晚于另外6个坑。

三星堆8个埋藏坑分为两类，属于先后两次埋藏行为的产物，这是现在可以得到的基本认识。至于这两个批次埋藏坑的年代距离，应该不会太久。目前关于后一批次两个坑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来自主持埋藏坑发掘的冉宏林，他认为这两个坑是先前六个坑埋藏后，三星堆人在埋藏现场举行祭祀活动的遗存；另一种看法是笔者的观点，推测这两个坑是处理前一批坑漏埋物品的埋藏坑。这两种看法无论谁是谁非，二者的年代差距很小，这是可以推断的。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年代学实验室最新公布的测年结论，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坑除了第一批次坑的4号坑和第二批次的五号坑测年标本量还不够外，其余4个坑都已经有了系列的测年数据，第一批次3个坑与第二批坑的6号坑，其测年数据都落在相同的年代区间内。这更加说明，第一、二批坑的年代距离是很小的。

三星堆8个埋藏坑基本同时，或者说第一批6个有规划的埋藏坑是同时的，这就基本否定了过去的主流观点，也就是这些坑属于祭祀行为遗存的认识。因为祭祀活动是社群、族群、国家的经常性行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很长时间只举行一两次祭祀活动。早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发现之后，笔者就基于二者埋藏现象和年代相同或相近的判断，认为二者是三星堆人因内乱毁坏神庙后的神庙物品埋藏坑。只是当时只发现了两个埋藏坑（当时还曾问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负责人，在一、二号坑附近还有其他的埋藏坑没有，当时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因而曾将这两座埋藏坑当作三星堆人一座或两座神庙的全部神像、人像和礼仪用器的埋藏坑。现在新发现的6个埋藏坑，与原先的2座埋藏坑构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至少其中6座是一个整体），所有这些埋藏坑才构成了三星堆神庙内从神像、人像到二者之间供奉礼仪用器的全部。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应该跟随新的发现进行调整和修正。

二、三星堆埋藏坑的绝对年代与埋藏背景

三星堆埋藏坑的绝对年代，也就是这些坑埋藏时间在历史纪年年表中的位置。这个年代位置，目前只能通过碳十四等现代科技测年手段获得，还没有当时的其他纪年信息可以参照，还不可能得到完全精准的绝对年代。碳十四测年数据，本来就有一个误差范围，属于概差绝对年代，而非真确绝对年代。受采样方法的恰当性、测年样品的系列性、测年技术的精确性的制约，不同时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置信度自然有所不同。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

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发现的上世纪80年代，那时国家经济还没有腾飞，考古学家获得的经费支持有限，只能采集很少几个的测年样本，无法提供侧年的系列样本。那时的考古学家对碳十四测年样本的要求也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再加上要满足常规碳十四对测年样本较大量的要求，采集的炭标本都是大块的木炭，这些可能来自大树木心的炭标本可能导致测年偏早。那时极大推进我国考古年代学发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还没有起步，能够使用极少炭样的高精度测年的加速器质谱仪尚未采用。所有这些原因，使得三星堆一号坑当时仅有的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其数论校正年代一个为公元前1880—前1430年，一个为公元前1520—前1470年，前者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后者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年代，大大早于这两个坑铜器和玉器风格所能体现的年代范围。正由于这个缘故，《三星堆祭祀坑》报告的作者只能采取谨慎的态度，舍弃了这两个年代数据，根据器物常识推断三星堆一号坑年代上限“应在殷墟一期之末与二期之间”，“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二期”；二号坑“未见晚于殷墟二期的器物”，“埋藏的时间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

三星堆埋藏坑的绝对年代问题，包括了三星堆埋藏坑内器物的年代和三星堆埋藏坑本身的年代，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被埋藏器物的年代，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器物的形态、纹饰与已知年代器物的比较分析，将坑内出土的器物划分为不同年代的群组；也可以通过铜木、铜竹、铜皮等复合器物的有机质残留物，依靠加速器质谱的碳十四测年等检测手段，来判断这些器物的绝对年代。埋藏坑形成的年代比较麻烦一些，过去的研究者缺少埋藏坑可能是掩埋时期残留物的技术手段，考古学家除了通过具有年代信息的地层关系来判断其具有相对性的年代外，主要是通过埋藏坑内最晚年代的器物来判断埋藏行为发生的年代。由于坑内埋藏器物存在着主要是甚至全部都是先前制成物的可能性，某个坑中没有或很少掩埋时期的东西，因而采用器物的交叉断代或器物残留有机物所测年代，就容易导致用埋藏物年代作为埋藏坑年代的问题。又由于三星堆青铜器属于“南方青铜器”的范畴，南方青铜器往往存在着所谓“文化滞后”现象，也就是年代比较晚的青铜器顽强保留早期青铜器的风格，因此，早先在三星堆埋藏坑绝对年代的判定上，学术界就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年代范围从公元前1400—前1200年的商代中期，一直到公元前700—前500年的春秋中晚期都有。澳大利亚学者巴纳（Noel Barnard）甚至认为，“用于断定'埋葬坑’年代下限最晚的器物大都明显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这些器物被埋藏，“或许我们可以从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对巴蜀的吞并和掠夺的历史事件中找到确切的答案。”将埋藏坑形成的年代推晚到了秦灭巴蜀之时。我们当然不认同将三星堆埋藏坑推晚至春秋战国的意见，也不同意将三星堆埋藏坑的形成与秦灭蜀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因为根据三星堆一号坑出陶器在三星堆遗址分期年表的位置，三星堆遗址与其后金沙村遗址的关系，尤其是一、二号坑最晚器物的年代，笔者曾经推断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在殷墟中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250年或稍后的推断。现在看来，这个年代推断也偏早，还应根据三星堆新发现埋藏坑的系列测年数据来修正。

据新近在四川广汉召开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发布的消息，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埋藏坑共采集了近200个碳14测年样本， “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人民网2022年6月13日）；“已经得到足够碳十四年代数据的三、四、六、八号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1200BC—1010BC之间”（吴小红2022年6月23日）。如果取这些测年数据的中间值，三星堆埋藏坑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70年左右或1100年前后，相当于商代末期。这个时期正是商王朝衰落和周人崛起的时期，距离周武王灭商的改朝换代也并不太久（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商周更替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那么，三星堆埋藏坑的出现，包括三星堆城址的废弃和中心都城的转移，会不会与周人灭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相关呢？三星堆的神庙被毁和神器被埋，是否与三星堆人内部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内部纷争有关呢？传世文献所说的参加了武王灭商的西土古国“蜀”，有没有可能就有三星堆人呢？这些都是三星堆埋藏坑新发现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需要继续探索。

三、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器物的整体认识

随着三星堆最大的八号坑象牙层的全部清理，该坑青铜器大部分都暴露出来。原先已经清理至器物层的七号坑，也披露了一些新的铜器类型。我们现在对三星堆埋藏坑内埋藏的物品，也有了一个基本全面和大致清晰的整体认识。

首先，三星堆埋藏坑除了二号坑掩埋有3件凸目尖耳的大铜面像外，没有再发现其他类似的凸目尖耳大铜面像。笔者曾经论证，三星堆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原貌是人首鸟身的木质铜面的神像，这样的神像构成一大二小、大者居中的三神体系。现在看来，我们原先的看法还是基本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新发现的凸目尖耳小型神像中，有一种是呲牙咧嘴的形象，如八号坑新出屈身顶尊鸟足铜神像、四人抬杠镂空铜器上中央和四方的神像。前者虽有神性可以踏着鸟形云气飞翔，但却负重托物，好像是为主要大神服役的低等级神祇；后者尽管没有托负重物，却也跻身于抬杠负重的人们之间，体量还比这些负重人像小，其身份似乎也不那么高贵。如此看来，三星堆人的神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三星堆人最为尊崇的三尊人首鸟身、嘴角上翘、没有獠牙的面带笑意的大神；另一类是人首人身、嘴角下勾、獠牙交错的面容凶恶的小神，后者大概是从长江中游等地引入四川的外来神祇，它们主要是从事服侍大神的工作。

其次，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多件造型奇特的组合铜器，除了二号坑先前出土的双兽四人托尊形铜熏外，现在三号坑新出土一件顶尊跪坐铜人像，八号坑新出尊座顶尊人身鸟足铜神像和还没有拼对复原的四人抬杠镂空铜“神坛”各一座。这些组合铜器已经复原的高度，已知信息分别是1.10米左右、1.15米和1-1.3米之间，其高度都相差不多。这样的两件被人或神顶负的盛酒尊和一件尊形熏，应该是放在三位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神像前的供奉用器。过去，我们只知道双兽四人托尊形铜熏这一种组合铜器，相当于在神像前放置着一件铜熏炉；现在，我们知道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空间内，在最主要的三座大神前面至少各放了一件供奉神像的组合铜器，包括一件复杂方尊造型的铜香熏，两件人和神顶着的酒尊，这些再加上数十件普通的盛酒铜尊和铜罍，当时的神庙内外一定香气馥郁，令人心醉。

其三，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铜人面像和铜人头像数量众多，这些原先基本上都是铜面木人像或铜头木身人像，过去只在二号坑出土过一件全躯铜立人像。新发现的6个埋藏坑已经发掘至后期，没有再发现真人大小的全躯大铜立人像。三星堆的真人大小或更大的神像和人像主要都是木质雕刻，只是在最重要的部分使用青铜，这一件身着长衣、赤足站立在四象首座上的大铜立人像，必定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装束的小铜人像，我们在八号坑中也有发现，该坑的双翼神兽头上就站着与大铜立人像装束和姿态一样的小铜立人像。参与八号坑发掘的何晓歌认为，这种铜立人像通常与铜神兽相配，应当表达巫师借助神兽的力量通神的意义。在三星堆八号坑中，还发现了1件金面铜人头像，加上以前发现的4件金面铜人头像，这类妆金铜人头像数量就有5个，笔者以前根据4个金面铜人头像辫发和笄发各二推论他们可能是三星堆贵族集团两个族群的代表，这个观点应该修正。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在三星堆埋藏坑的第一批6个坑中，器物层上都覆盖有一层象牙，而第二批2个坑中却没有象牙层。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两批埋藏坑的性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些坑内的象牙层可能具有特定的“防卫”等象征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编辑：陈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