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苏轼（1037—1101）参加礼部考试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写道：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①]
其中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即“皋陶将'杀死他’说了三遍，尧将'宽宥他’说了三遍”，而不是“皋陶说'杀死他三次’，尧说'宽宥他三次’”，所以不能点作“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围绕这句话，宋代至少有五位学者“接力”演绎了发生在苏轼与梅圣俞（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之间的一段文坛轶事，所谓“何须出处”的出处问题即在其间。
一是赵令畤（1061—1134）的《侯鲭录》卷7指出：
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幕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②]
二是叶梦得（1077—1148）的《石林燕语》卷8指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③]
三是陆游（1125—1209）的《老学庵笔记》卷8指出：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④]
四是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集》卷115《诗话》指出：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三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尧？[⑤]
五是龚颐正（1140—1201）的《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条指出：
东坡《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其间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此语，苏盖宗曹孟德问孔北海：“'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准古，想当然耳。”一时猝应，亦有据依。（据《东汉孔融传》：“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⑥]
以上五种记载略有差异。譬如直接向苏轼提问者，或作梅圣俞，或作欧阳修。更重要的是，苏轼的回答依次被表述为：“想当然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何须出处!”“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想当然耳。”在这五种表述中，“想当然耳（尔）”典出孔融（153—208）之答曹操（155—220），可以视作苏轼“照着讲”；“何须出处”虽是大白话，但可视作苏轼“接着讲”，而且更能刻画一代文豪的个性。就此而言，叶梦得笔下的“何必须要有出处”，被陆游简化为“何须出处”，实乃神来之笔。这五种记载以《老学庵笔记》的历史影响最大，所以“何须出处”最终成为苏轼这段文坛轶事的标识。
所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而“何须出处”，究竟有无出处呢？其一，依据叶梦得的记载，当事人梅圣俞“以为似《孟子》”。这是因为《孟子》13·35说过：“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其二，依据杨万里、龚颐正的记载，主人公苏轼说是“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这是因为《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六十·孔融》说过：“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⑦]其三，杨万里同时认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⑧]这是因为《礼记·文王世子》说过：“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于甸人。”[⑨]
从故事学的角度看，一方面，苏轼原文当中的“皋陶为士”有点像《孟子》设置的那个场景，而“宥之”有点类似《礼记》那段对话里面的台词；另一方面，假托苏轼说的“想当然耳（尔）”吻合着《三国志》那句点睛之笔。但是，后人这样解决出处问题，会让苏轼的在天之灵满意吗？在笔者看来，《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也许早已给出了答案：“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既不是《礼记》《孟子》《三国志》，也不是其他典册与历史，而是亲亲仁民、博施济众、大象无形、穷神知化的圣人之意，方是苏轼心中的出处。唯有抓准苏轼那颗守正创新而又雄俊豪迈的人文心灵，人们才能鲜活地体悟“何须出处”这段文坛轶事。
（2022年4月21日晚写毕，6月26日下午重大修订。《江海学刊》刘蔚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陈泽彬为此文的修订贡献智慧、付出劳作，特此致谢！）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1日，第15版《国学》。
向上滑动阅览
[①]《苏轼文集》卷2，[北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②] [北宋]赵令畤撰，傅成校点：《侯鲭录》，本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又见《侯鲭录》卷7“东坡想当然”条，[北宋]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与《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合为一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③] [宋]叶梦得撰，[南宋]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④] [南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⑤] [南宋]杨万里撰，[南宋]杨长孺编：《诚斋集》（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3页上栏。
[⑥] [南宋]龚颐正：《芥隐笔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5页上栏。
[⑦]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8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71页。
[⑧] 明代敖英的《绿雪亭杂言》亦云：“东坡《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考官得之喜甚。他日，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遂相传为笑。愚按：东坡斯言，非无稽臆断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观东坡之意，得非触类于此乎？”参见《说郛续》卷20，[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81页下栏。
[⑨]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9页上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