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大足重修县志，主持其事的陈习删等人，特邀当时在渝的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组建“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大足考察石刻。参与其事的有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等15人，在清理石刻，“为之编列目录，鉴订时代，椎拓其碑记，摩绘其像饰”之时，发现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马衡撰专文《考释》，盛赞：《孝经》“二十二章之古本，寰宇间仅此一刻!”
范祖禹书大足石刻《古文孝经》，上石年代约在南宋宁宗初政之时。自南宋理宗初年王象之《舆地纪胜》披露以来，元、明、清史志都代有著录。特别是清道光、光绪时期，大足知县张澍、霍勤炜亲自踏勘后所作的题记，对该碑的书者、刻者、形制都有所考察。民国时期，金石学家马衡亲临其下，作专文《考释》加以介绍，初步引起了学人重视。但前人都还未突破传统“金石学”的窠臼，仅把石刻《古文孝经》视为碑刻故迹、“蜀故”谈资加以欣赏，还没有从经学史、历史文献上予以研究。
石刻《古文孝经》的价值
有比较才有鉴别，欲知石刻《古文孝经》在经学史上的价值，必须比较其他《古文孝经》。今传《古文孝经》共有四个系统，一是大足石刻本；二是传世司马光《指解》、范祖禹《说》本；三是朱熹、吴澄改编本；四是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本。朱熹(《孝经刊误》，经一章，传14章，删223字)、吴澄(《孝经定本》，经1章，传12章，删246字)的“改编本”，纂乱古经，固不足论。而传世司马氏、范氏注本，又与玄宗御注今文《孝经》合编，经文已作大量改篡（下称“合编本”）。日传“古文”有所谓孔安国《传》，国内有的学者信以为真，认为“日本古抄本系统《古文孝经》系自我国传去，时代约在隋、唐”，“时代远较司马光之'指解本’为早，文字也比'指解本’可靠”。具体情况如何?待我们将三种《古文孝经》比较后，其真伪优劣自然就清楚了。
历考大足石刻《古文孝经》，其明显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是字数1815字，尚存古式。东汉初桓谭说：“《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李士训《记异》：“大历初(766)，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伯桼拾贰言。初传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又见《经义考》卷222引)与桓谭字数合。我们将大足石刻《古文孝经》1815字，加上章题59字，共为1874字。可是，今传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经文仅1810字，“日传本”《古文孝经孔传》仅1861字，都与桓谭、李士训所说相去甚远，不如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近古。
其二，石刻本《古文孝经》分22章。在分章上，石刻本与“合编本”、“日传本”不尽相同。关于《古文孝经》分章，刘向《别录》曾依据“孔壁古文”的情况指出：“(《古文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即今《圣治章》)为三，又多一章(即《闺门章》——引者)，凡二十二章。”魏晋六朝又有《孔传》古文流传，陆德明亦有所见，《经典释文·孝经音义》于《庶人章》“故自天子”下、《圣治章》“父子之道”下、“不爱其亲”下，都指明“古文自此以下别为一章”。《孔传》古文梁末已亡，隋刘炫声称复得《孔传》，司马贞述其分章说：“(古文)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别为一章。”也与陆氏所说相同。可见，“孔壁本”、“孔传本”和“刘炫本”《古文孝经》所分三章，位置清楚，起讫相同。石刻古文则不然，于第六章(即今文《庶人章》)从“子曰：因天之道”以下，直接“故自天子”至章末，并将下章首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九字移入上章，合为第六章；第八章(今文《三才章》)“子曰夫孝天之经”，至“不严而治”为一章；自“子曰先王见教”以下，至章末“民具尔瞻”别为一章，不仅与今文异，而且与汉魏六朝所传诸古文都不相同。只有第十章(即“曾子敢问章”或《圣治章》)所分三章与诸本同。黄震《黄氏日钞》卷1《读孝经》：“案，《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略)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肃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所述分章则与石刻本完全一致，而与汉魏六朝所传异，可见宋代《古文孝经》本为别一系统，不与刘向、陆德明、刘炫、司马贞等人所见一致。
这一现象让我们想起大历年间李士训的发现。李士训发现“绢素《古文孝经》”之后，初传李白，李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此皇太子即后来的德宗李适，该本一直藏于秘府，故新、旧《唐志》都有著录；北宋司马光从秘府所见“科斗”文字《古文孝经》、《崇文总目》著录的“隶古文与章数存焉”的《古文孝经》，应该都是此本的异代流传。另一方面，李阳冰又以其本传儿子服之，该本一直传于民间。韩愈《科斗书后记》：“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即书法家归登---引者)。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略)因进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北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唐贞元中，李阳冰子开封令服之有家传《古孝经》及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授之韩愈，愈识归公，归公好古，能解之，因遗归公。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当为“灞上” ——引者)耕者所获。”可见，李阳冰家传《科斗孝经》乃是李士训大历初年发现的“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可能出自“项羽妾墓”。五代时，蜀人李建中、句中正亦有所传。《宋史·李建中传》说，建中“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句中正《三体孝经序》自称：“得旧传《古文孝经》”，复辑秦人小篆、汉八分书，作《三体孝经》。句中正、李建中所传《古文孝经》，五代郭忠恕曾选录入《汗简》，北宋夏竦《古文四声韵》(有仁宗庆历四年序，1044)，又将《古孝经》科斗字形尽行录入，多达404例。这些都章章可考，有迹可寻。可是文献所载的“孔壁古文”，已早经孔安国改从隶书，并不以科斗文行世。种种迹象表明，宋人所传《古文孝经》乃大历出土文献，不与汉魏六朝所传同科。
可是今传“合编本”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却与石刻不同，反而与刘向、陆德明所记一致，说明合编者在将《指解》、《范说》与玄宗御注“今文”合编时，不仅把古、今文的不同注文合编一处，而且割裂“古文”篇章，改乱宋本古文章次起讫，使之与文献所载汉魏六朝“古文”吻合。我们今天见到的司马光等人的《古文孝经》已不再是北宋“古文”旧貌，已不能作为宋本“古文”的典型来谈今古文问题，它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应大打折扣。
其三，从文字上看，石刻古文字体除“参”字作古篆外，通本皆楷书正体，“字画遒劲，有晋人风”(霍勤炜语)，从中已无法寻找桓谭所说古文“今异者四百余”的具体情况。在内容上，篇首“仲尼闲居，曾子侍坐”比今文多“闲”、“坐”二字，下句“参先王有至德要道”多“参”字。第三章“子曰在上不骄”、第四章“子曰非先生之”、第五章“子曰资于事父”、第六章“子曰因天之道”、第八章“子曰先王见教”、第十一章“子曰父子之道”、第十二章“子曰不爱其亲”等，章首“子曰”二字，俱为今文所无，亦为“合编本”所无(因其与“今文”合编，已被删去)。其他，石刻古文较今文常少语助“也”字，如“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之下俱少“也”字。而《汉书·艺文志》所述“'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视为今古文重要区别的内容，石刻本却没有。《闺门章》“严父严兄”，与《唐会要》所引及日传《古文孝经》作“严亲严兄”异。此类异同之处，马衡先生文已有指出，兹不复列。
南宋真德秀曾说：“自唐玄宗御注《孝经》出，世不复知有古文。先正司马公作为《指解》、太史范公复为之《说》，于是学者始得见此经旧文。”《古文孝经》在宋代广为世人所知，端在于司马光、范祖禹的表彰。可惜的是，今传司马光《指解》、范祖禹《说》本《古文孝经》已经改编，并不是原来的样子。陆秀夫《孝经刊误序》说：“《孝经》一经，古文不可得而考见矣。所可考者，汉世《艺文志》颜氏(贞，献《今文孝经》)、刘氏(炫，信《古文孝经孔传》)、司马氏编次之文而已。要之，皆〔非〕古文之旧也。”司马氏即司马光，陆秀夫称“司马氏编次之文”，可能他所看见的《指解》本已经过改编了，故有“编次”之言。日传本《古文孝经》承袭“合编本”的错误，其出现肯定在合编之后，文献价值已不及合编本，更遑论“文字比司马光《指解》本更可靠”呢?
结语
我们将石刻本与传世司马光、范祖禹注本《古文孝经》、日传“孔传”本《古文孝经》比较，发现石刻《古文孝经》保存文字较为完整，其字数与桓谭、李士训所言1872字十分接近；其章数也是22章，也有《闺门章》24字，但是具体分章起讫又与刘向所述“孔壁本”、陆德明所述“孔传本”、司马贞所述“刘炫本”不同，这是源于大历初年李士训从灞上石函所得的“绢素《古文孝经》”，李白、李阳冰、李服之、韩愈、归登、张籍、贺拔恕等人都相继传承过；五代后周和后蜀时期，李建中、句中正亦有研习；北宋郭忠恕、夏竦又将《古孝经》科斗字形录入《汗简》、《古文四声韵》；仁宗时司马光据之作《指解》，哲宗时范祖禹又作《古文孝经说》，并手书其文刻石。这是与汉魏六朝所传不同的另一系统的《古文孝经》，弥足珍贵，不可多得!
今传司马光等注《古文孝经》乃是与玄宗注《今文孝经》合编后的改编本，从分章起讫到内容都不是真正的宋本《古文孝经》了。我们可以用“石刻本”来考察“合编本”之误，以恢复其旧观，澄清自鲍廷博以来，学界普遍以为今传“指解本”经文即是宋世古文旧本的错误看法。还可以用“石刻本”来衡量日传《古文孝经》的真伪，以纠正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糊涂认识。石刻本《古文孝经》在经学史上、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是目前各种《孝经》传本无法比拟的，切不可等闲而视之。
作者：舒大刚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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