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先秦詩歌總集稱《詩》,“詩”則是包括逸詩在內的總稱。目前所公佈的清華簡中,涉及詩的文獻有《耆夜》(原注: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芮良夫毖》和《周公之琴舞》(原注: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叄)》,中西書局2012年)三篇,每篇各包含一組詩。《耆夜》篇的大意是:周武王八年,伐黎凱旋,在飲至禮上君臣酬酢唱和,武王酬畢公和周公,作詩兩首;周公酬畢公和武王,作詩兩首。周公正待飲酒,見蟋蟀降於堂上,有感於心,作《蟋蟀》一首。其中《蟋蟀》見於今本《詩·唐風》。《芮良夫毖》記載芮良夫見周邦驟起禍,外寇方興,君昏臣亂,國家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作詩兩終以儆戒。兩首長詩皆爲逸詩(原注:詩、文的單位在《史記》中或用“篇”,或用“首”,爲了便於區別,文稱“篇”,詩稱“首”)。《周公之琴舞》記載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成,錄其詩一首的前半部分;又記載成王作詩九首。其中成王詩第一首見於《周頌·敬之》。在這些新材料中,不僅見到了戰國的《詩》,而且得知這些詩的作者和創作場合,彌足珍貴。簡文詩與今本相比,多有差異。總體上看,簡文詩大都文辭古奧而文義順暢,解決了部分《詩》學歧見,也提出了更多新問題。
一、簡文詩與《詩》的差異
《耆夜》中的《蟋蟀》,一方面與今本聯繫密切,可以確定是同一首詩的不同寫本;另一方面,二者差異巨大。詩三章,首章與尾章都有殘缺,有些缺字可以補出,所缺字數大致可以推測。全詩用楚文字書寫,許多文字寫法與今天不同,例如“蟋蟀”寫作“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驟降於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
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丕喜丕樂,(原注:原詩作“不喜不樂”,“不”如字還是破讀,直接關系到詩主旨的理解。)夫日□□,□□□忘(荒?),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爲良士之
蟋蟀在席,歲遹云落。今夫君子,丕喜丕樂。日月其蔑(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唯良士之懼懼。(韻:席、落、夕、祚、懼,魚、鐸合韻)
蟋蟀在序,歲遹云□,□□□□,□□□□,□□□□,□□□□,□□□□。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荒,是唯良士之懼懼。(韻:序……懼、懼,魚部)
今本《詩》《蟋蟀》也是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韻:莫、除、居、瞿,魚部)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韻:逝、邁、外、蹶,月部)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韻:休、慆、憂、休,幽部)
簡文詩與傳世詩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因爲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不同寫本,用字必然不同。把戰國楚文字,經過隸定和現行通用文字兩重轉寫就可以釋讀了。今本《蟋蟀》的轉寫過程更爲曲折。用漢代經學術語說,簡文詩就是“古文詩”。“古文”、“今文”最初就是文字、文本的不同,古文詩經過用通行文字轉寫,文字上與“今文”差別不大,剩下的就是文義闡釋之不同,繼而演化爲學派之不同。以今律古,可以對漢代“今文”、“古文”有更確切的理解。
簡文詩與《唐風》在形式上有諸多不同:
第一,章序不同。二者皆爲三章,但首尾兩章互爲顛倒,簡本的首章是今本的尾章,今本的尾章是簡本的首章。
第二,句式不同。簡本詩句長短不齊,以四言爲主,雜以五言、七言;今本皆爲四言,整齊劃一。
第三,用韻不同且差異巨大,李學勤先生已有詳細論述(原注:參見《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 年第33 期)。茲再補充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韻例不同。簡本首句全部入韻,“堂”、“席”、“序”字各不同;今本全部是“落”,皆不入韻。其二,舒促不同。簡本或舒或促,有的地方句句連押,有的地方數句不入韻;今本皆偶句用韻,十分整齊。其三,韻部不同。簡本第一章韻在古音學家所說的陽部,首尾通壓,個別句子不入韻;今本內容與其對應的是第三章,韻皆在幽部,完全不同。
從內容上看,由於簡本《蟋蟀》出現在一個敘事的故事中,作者、使用場合非常清楚,詩的主旨非常明確。武王伐黎凱旋,太廟飲至,飲酒作歌,君臣唱和,丕喜丕樂。周公見蟋蟀降堂,知歲之將暮,憂大功未成,懼喜樂過當,戒革命(周革殷命)同道:不要過度享樂,享樂適當,才能永享安康。康樂而不荒怠,是良士懷揣的憂懼之心。這種告誡在武王克商之前,尤其必要。《書·酒誥》的思想與詩意一脈相承。
李學勤先生指出兩篇蟋蟀成文的時期和地域應該有較大距離,簡文很可能較早,經過演變才成爲《唐風》的樣子(原注:參見《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年第33期)。脫離了詩的創作背景,經過句式、用韻等形式的整齊劃一和文句的改動之後,原詩主旨愈加隱晦。毛詩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意思是諷刺過分節儉,齊、魯說也大致相同(原注:參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第414頁,中華書局1987年)。這與簡本《蟋蟀》所表達的主旨恰好相反。宋代以降,學者不再相信舊說,就詩立說,如方玉潤本朱熹之說,在《詩經原始》中進一步發揮曰:“其人素本勤儉,強作曠達,而又不敢過放其懷,恐耽逸樂,致荒本業。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復回者爲樂不可緩,又更以職業之當修,勿忘其本業者爲志不可荒。無已,則必如彼瞿瞿良士,好樂而無荒焉可也”,其說比刺儉之說要好得多,得到學者們的認同(原注:參見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第306頁,中華書局1991年)。但這僅就刪改過的《蟋蟀》所作的合理推測,竹簡“古文”的出現,完全顛覆了舊知,開闊了研究新視野。
今本《周頌·敬之》出現在簡文《周公之琴舞》中,用現代漢字轉寫如下:
元入,啟曰:敬之!敬之!天隹顯帀,文非易帀。(原注:“帀”在古文字中多用作“師”,簡文中音義與語氣詞“也”相當。)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監在茲!亂曰:訖我夙夜不兔(豫),敬之!日就月將,教其光明。弼持其又肩,示告余顯德之行。
簡文明確交代這是成王所作的詩,內容是敬畏天之明監,戒自己夙夜不懈,戒群臣勉力輔佐自己承擔國君重任。
今本《毛詩》與簡文有所不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兩本相較,同大於異。其不同主要表現爲如下幾點:
第一,簡文詩分“啟”與“亂”兩部分,這主要是音樂節奏的需要。
第二,今本多有異文,多系同音假借。例如,“陟降厥士”中的“士”舊注讀爲“事”,與簡文合。
第三,今本有訛脫和錯簡。例如“不聰敬止”、“學有緝熙於光明”這些難以理解的詩句,過去學者多有鑽研,但終無達詁。現在可知前一句有訛脫,後一句“緝熙”錯衍。
對於詩旨的理解,詩家舊注,與簡文相去不遠。《毛傳》說是“群臣進戒嗣王也”,已經正確指出詩與成王有關,內容關乎對成王的儆戒。林義光更進一步指出是“嗣王告誡群臣”,明確了詩的作者是成王,這與《周公之琴舞》完全相合。《敬之》前後兩個文本之間的差別以及漢儒對文義的理解,比起《蟋蟀》來,差異要小得多。
《詩經》中的《風》《頌》與簡文之間的差異爲何如此不同?按照簡文所說,《蟋蟀》是一首周初貴族詩作,後來在唐地廣爲流傳,逐漸融入民歌系統,在傳唱過程中經過不斷再創造,最後又經過整理規範,才成爲“詩三百”之一。《頌》詩用於廟堂祭祀慶典,使用範圍很小,代代相傳,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很小。當禮樂崩壞,容易散亂錯訛,這正是簡文文意顯豁,今本多有錯亂的原因。
二、刪詩之說再思考
刪詩之說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提出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選擇可施於禮儀者三百零五篇。唐宋一些學者開始懷疑,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各持理據。清代以後,不相信刪詩之說的人漸多。現代學者一般認爲三百多首的詩集在孔子之前就出現了。先秦出土的詩及與詩有關的文獻,讓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據《周公之琴舞》記載,周公作詩九篇,僅存其半,只有首篇的啟,沒有亂,其它八首皆沒有載錄,但曾作九篇當是事實;成王之詩九篇俱在。這些詩在《詩經》中只存《敬之》一首,確實是十不存一。芮良夫是周厲王之臣,其事多見於典籍。《左傳》說《大雅·桑柔》是其所作。清華簡《芮良夫毖》中說:“芮良夫乃作毖再終”,兩篇的風格與《大雅》很相近,應是西周晚期作品,今《詩》中不存。《耆夜》中周武王與周公之間的唱和詩如果真是西周作品,《詩》中也都不見。編《詩》的時代有多少詩存世已經無法確知,根據這些情況推測,那時有詩三千當不是誇張之辭。
歐陽修說:“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詩本義》)這實際上相當於古籍整理的一種方法,按照一定的標准使其整齊劃一。從簡文《蟋蟀》到《唐風·蟋蟀》,說明這種形式的“刪詩”確實存在。
從古籍整理或通行讀本的編纂角度可以很好地理解《詩》的形成過程,《詩》在編輯過程中按照一定的體例經行篩選和訂刪是自然的事情。一旦與“聖人”,與“經”相聯繫,學術問題政治化,就變得複雜了。把孔子還原爲一個學者,漢儒認爲孔子做過這種“刪詩”的整理工作,我們沒有必要完全否定。不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孔子都是“《詩》學研究的第一人”(原注:參見洪湛侯:《詩經學史》第66頁,中華書局2002年)。孔子不論研究詩還是利用詩,都要有一個便利的文本,即使孔子之前三百多首的詩集已經存在,孔子可能對其進行適當調整刪削。先秦古書的成書與流傳十分複雜,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簡單理解。
如果說編輯《詩》的作者是從三千多篇中選出三百零五篇,那麼刪選的原則是什麼?司馬遷說是選擇“可施於禮儀者”,但驗之實際,並不可信,而且成爲反對刪詩說的理由。從清華簡來看,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芮良夫毖》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比《詩》《狡童》那樣的短章更合乎“施於禮儀者”,但並未入選。不入選不一定是選擇的問題,也可能是流傳範圍的原因。《周頌》是西周初年的作品,這是共識,但它支離破碎,無法用於祀典演唱。傅斯年推想這些短章是組合使用,但苦於文獻無徵。(原注:參見傅斯年《周頌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冊第97頁,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周公之琴舞》問世,成王所作九篇詩成套,在九成大禮上歌舞,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徹底證實了傅斯年的猜測。但另一個問題接踵而至,這些詩除了《敬之》外,其它爲何均未入《詩》呢?
《周公之琴舞》是戰國中期的寫本,《詩》的編寫者不晚於春秋,從時間上說,應當見到類似文獻。如果見到成套的組詩,爲何刪除八篇,只留下一篇?難道爲了讓人讀不懂?筆者懷疑更大的可能是《詩》的編者所見有限。緣何戰國人能夠看到,春秋人反而看不到呢?這就涉及到詩的流傳問題。
三、戰國時期詩的流傳與整理
楚簡中曾經出土過一些詩和詩的篇名,例如上博簡(四)中的《逸詩》與《采風曲目》可能是前代流傳下來的,也可能是戰國時代的新作。已經公佈的清華簡的十六首詩,基本可以確定是戰國以前的作品,使我們看到戰國時期詩流傳過程的複雜性。
春秋時代,“詩三百”編輯已經完成。從《國語》、《左傳》等先秦典籍的賦詩、引詩來看,確實是“不學詩無以言”,尤其是在外交場合,列國貴族賦詩言志,以詩應答,一旦應答不上,就會被譏爲無知失禮。因此,通用詩需要有一個範圍。從其引詩來看,大都不出《詩》三百的範圍,(原注:據趙翼《陔餘叢考》統計:《國語》引詩31條,逸詩僅1條;《左傳》引詩217條,逸詩13條。)而且與今本的差異也很小,這說明很可能《詩》在當時是一個在列國間通行的選本。
春秋以前列國之間交往,文化上多有相通之處。文字差異很小,晉、楚、齊、秦雖然書寫風格有異,但彼此都能認識。語言上有通用的“雅言”,從出土的列國韻文押韻的一致性上可見一斑。《詩》則是共同學習的雅言讀本,編者很可能是周之樂官。
這個讀本之外,當時還有許多詩存在。有些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有些是時人創作的。但這些《詩》的編者未必都能夠見到。
清華簡中的周詩,都是用楚文字書寫且經過若幹傳抄轉寫的過程,它們最初是什麼樣子已經無從得曉,何時傳入楚國也無法確證。筆者懷疑它們在編《詩》之前就傳入楚國,獨立發展,保存了這些詩作較原始的面貌,這些詩,編《詩》者並沒有見到。這樣才能解釋簡文《蟋蟀》與《唐風》差別爲何如此之大,成王頌詩成套,《周頌》則支離破碎。列國《詩》的不同寫本就像語言有方言一樣。以《蟋蟀》爲例,它本是周公所作,藏在官府,後來流入楚,流入唐。楚人把它當做文獻保存,就是今天所見到的樣子。唐人把它當作詩歌不斷歌詠,在歌詠中不斷發展變化。編《詩》者見到的是這樣的《蟋蟀》,經過一番整理就是現在所見的《唐風》了。
除了“通用讀本”《詩》外,流傳到列國的文獻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周公之琴舞》中周公和成王的詩文辭古奧,很多詞彙見於西周金文,當是西周作品。周公的半篇詩與成王的九篇詩組合在一起,令學者多有困惑。《周公之琴舞》的成文可能晚到戰國時期,但把它們組合在一起未必是周初的原始形態。(原注:參見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詩前面的序“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和“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中,也羼入戰國時代的說法。這也可以看作先秦學者對詩的另外一種整理方式。
上博簡(一)中《孔子詩論·蟋蟀》的主旨是“知難”。如果就清華簡來說,評論顯然十分准確。一時的勝利而不忘大業的艱難,眼前的喜樂而引發內心的憂懼,“知難”之論,甚合詩意!《孔子詩論》用楚文字書寫,從所論之詩的篇題來看,基本上與後來的《詩》是一個系列,作爲通行讀本,自然也在楚地通行。對《蟋蟀》能夠作出正確評價的作者,很可能見過保存在楚地的抄本。如果不考慮文字異寫,《孔子詩論》中共出現49 篇詩的篇題,其中43 篇與《詩》同,另有《仲氏》、《北風》、《子立》、《涉溱》、《河水》不見於《詩》中。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詩》不只一個整理本。
《耆夜》篇中除了上文討論的《蟋蟀》外,還有武王詩兩篇、周公詩兩篇,詩的作者是否如簡文所說尚無從斷定,但全篇文字不古,文中每詩都有篇題:
王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旨酒》:樂旨酒,宴以二公
王舉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飾,人服余不胄
周公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
周公舉爵酬王,作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
從出土文獻看,先秦詩的創作和後代的“命題作詩”不同,創作時並無篇題,篇題是收藏者或整理者後加,大都寫在簡背面的首端,目的是爲了檢索方便。上博簡《交交鳴烏》、《多薪》本無篇題,現在的篇題是竹書整理者所加。《周公之琴舞》與《芮良夫毖》兩篇係同一個書手所寫,《芮良夫毖》本無篇題,這個篇題是整理者所加,《周公之琴舞》是原有篇題,但誤寫在《芮良夫毖》的簡背上,顯然不是正文的一部分。《耆夜》中的詩皆以篇首二字命題,符合先秦詩的命題習慣,但“作歌一終曰《樂旨酒》:‘樂旨酒,宴以二公’”,這樣的表述顯然晚出,應當是《詩》均加上篇題之後的習慣說法。《耆夜》的史料當有所依據,但它不是周初文獻的抄錄,應當是後代學者的改寫。
先秦詩整理方式多樣,有的保存原始面貌多一些,有的刪改大一些,不能輕言真偽。清華簡所公佈的詩,極大地拓展了研究視野,其中的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編按:
一、《周公之琴舞》釋文“訖我夙夜不兔(豫)”中,釋爲“兔”的字寫法與下端从肉的寫法不同,參看同篇八號簡“爿兔”字的寫法。但釋爲“象”缺少標誌性的象尾,釋爲“兔”下端與所从肉旁的筆順不同。甲骨文中兔、象二字區別明顯,形體並不相近,其演變過程比較複雜。簡文字形當是象訛變爲兔的過渡字形。象、兔讀音相近皆可讀爲豫。
二、由於清華簡整理所分的篇與詩的單位篇所指不同,文中加以區分:“詩、文的單位在《史記》中或用“篇”,或用“首”,爲了便於區別,文稱“篇”,詩稱“首”。”如此,就可以說《芮良夫毖》一篇中有兩首詩,《周公之琴舞》一篇中有九首又半首詩。但原文中未能稱謂一貫,自亂其例。逕改統一。
原載《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收入李守奎:《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中西書局,2015年,第272—282頁。
微刊小編:夏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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