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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一部记载设官分职的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汉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最早收藏《周官》，因缺《冬官》，补充以《考工记》。王莽改制时，经刘歆建议，立《周礼》于官学，后传授不断。汉郑玄、唐贾公彦、清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他们的研究著作《周礼注》、《周礼疏》、《周礼正义》，都是《周礼》研究的代表作。《周礼》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基本文献。
关键词：《周礼》 郑玄 贾公彦 孙诒让 经学
《周礼》是《三礼》之一，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周礼》之作者、成书年代，自汉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受此影响，对其价值的认定，也不一致。为了方便学术界进一步讨论，我们对《周礼》的书名、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和内容、价值及其影响、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以见《周礼》研究之概貌。
《周礼》一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初名《周官》、《周官经》。《史记·封禅书》曰：“《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此文除“迎长日之至”一句出自《礼记·郊特牲》外，其余乃意引自《周礼·春官·大司乐》。又曰：“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册第1357、1397页。《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传》、《郊祀志》、《王莽传》，数次提到或征引《周礼》，并称《周官》。
《周礼》，《汉书·艺文志》、荀悦《汉纪》也称为《周官经》。《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汉纪》云：“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荀悦：《汉纪》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上。《周礼》专门讲设官分职，在西汉时称《周官》、《周官经》，是名副其实的，刘歆奏《七略》时犹沿用。
《周礼》概论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王莽时，《周官》更名为《周礼》，列为礼经，时间大约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九月之前（公元6年至8年间）；刘歆担心《周官》与《尚书·周官》相混淆，所以改名为《周礼》。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册第3页。此后，《周官》、《周礼》二名互用，但以《周礼》之名，最为常用。
郑玄认为，《周礼》又名“经礼”。《礼记·礼器》曰：“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玄《注》曰：“致之言至也。一，谓诚也。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册第986页。孔颖达据此提出，《周礼》有七种异名，分别是“礼经”、“经礼”、“礼仪”、“礼义”、“正经”、《周礼》、《周官经》。《礼记正义》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认为，“礼经”当做“礼义”。《礼记正义》上册第16页。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礼记正义》上册第3页。对此，孙诒让《周礼正义》加以辨析说：《汉艺文志》亦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颜师古注从韦昭说，亦以礼经为《周礼》。又引臣瓒云：“《礼经》三百，谓冠昏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瓒说最析，足正郑、韦之误。盖《周礼》乃官政之法，《仪礼》乃礼之正经，二经并重，不可相对而为经、曲。《中庸》礼仪、威仪，咸专属《礼经》，与《周礼》无涉。《孝经》、《春秋》、《礼说》所云礼经、礼义、正经者，亦无以定其必为此经。郑、韦、孔诸儒，并以三百大数巧合，遂为皮傅之说，殆不足凭。《周礼正义》第1册第4页。“经礼”是指礼之大纲，“曲礼”指礼之细目，三百、三千，是说礼之纲目繁多。“礼经”、“经礼”、“礼仪”、“礼义”、“正经”，皆非《周礼》之别名。
关于《周礼》之作者及成书年代，自汉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刘歆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36页。，即周公所作。东汉末年，郑玄将刘歆之说坐实。郑玄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受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639页上。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和贾公彦等学者，皆遵从此说。孙诒让说：“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义眇旨，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正典，卓然无疑。”“周公作《周礼》虽在六年，其班行则在致政时，故《明堂位》孔疏亦谓成王继位乃用《周礼》是也。”《周礼正义》第1册第4、11页。郑玄、贾公彦、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所以，周公作《周礼》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意见。
然而，与郑玄同时的临硕、何休，表示反对。临硕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636页。郑玄著文反驳。然因他们辩驳之书不传，莫详其说。
《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杨伯峻先生《注》说：“《周礼》，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今已亡其书矣。若以《周官》当之，则大误。今之《周官》，虽其间不无两周之遗辞旧义，然其书除《考工记》外，或成于战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2册第633页。《左传》所说《周礼》，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周礼》。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周礼〉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认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的”。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6，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册第2204页。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清末，康有为将此说坐实。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伪造群经，《周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康氏观点，在学术界犹如地震，应者云集。其实，对于刘歆伪造《周礼》的主张，四库馆臣早有反驳。《四库全书总目》说：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铏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槪睹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上册第235页。纪昀等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周礼》一书既非周公所作，也不是刘歆伪造。与其他先秦文献一样，《周礼》作者很难落实到具体人。纠缠于《周礼》作者的考辨，就目前资料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于是，很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考察《周礼》的成书年代上，他们依据《周礼》的内容，分析其思想、制度和语言特色，论述其成书年代，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和秦汉说四种。蒙文通先生《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陈汉平先生《西周册命制度研究》、日本学者林泰辅《周公と其时代》认为，《周礼》成书于西周；朱谦之先生《〈周礼〉的主要思想》认为，《周礼》是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
金景芳先生《周礼》一文、刘起釪先生《〈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的真实依据》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时期。洪诚先生《读〈周礼正义〉》认为，《周礼》起于周初，历经累积，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前676~前652）。
钱穆先生《〈周官〉著作时代考》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晚世；郭沫若先生《〈周官〉质疑》认为，《周礼》是周末人所作；杨向奎先生《〈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年代》认为，《周礼》出自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顾颉刚先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认为，《周礼》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是齐国人所作。张舜徽先生认为，《周礼》是战国的好事者将各国的官职、礼制作了一个汇编。沈文倬先生认为，“《周礼》成书确实较晚，成于晚周（但决非汉初）；而且其书散乱，是在秘府的乱书堆里发现的。……残存三百四十五官（《考工》是记，当别议），基本上取诸于两周实制（周初创建和晚周更制）。”沈文倬：《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上册第498页。吕友仁先生《〈周礼译注〉前言》、杨天宇先生《郑玄三礼注研究》，同意顾颉刚等先生的意见，倾向于战国说。沈长云、李晶先生《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认为，“《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或当在这之后不久的战国时期”。沈长云、李晶：《春秋官职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李晶在博士论文《〈周礼〉成书时代与国别问题研究——基于〈周礼〉所见若干制度的考察》中，依据《周礼》所见职官制度和《周礼》的结构体系，进一步认为“《周礼》的时代范围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周礼》与战国时期的齐国关系更为密切，而与秦、楚无涉。”李晶：《〈周礼〉成书时代与国别问题研究——基于〈周礼〉所见若干制度的考察》，赵伯雄教授指导，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164~165页。
清人毛奇龄《经问》卷二认为，《周礼》是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先生《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认为，《周礼》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胡适先生《论秦畤及〈周官〉书》认为，《周礼》是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徐复观先生《〈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职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侯家驹先生《〈周礼〉研究》认为：“《周礼》是集体编著，刘歆为其总提调，其所用底稿乃是战国时代人士所撰，为河间献王于武帝时所献而藏于秘府之《周官》原文或残本，再予以损益。”侯家驹：《周礼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75页。史景成先生《〈周礼〉成书年代考》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以后，秦统一天下之前；陈连庆先生《〈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可能成书于秦始皇之世；彭林先生《〈周礼〉成书于汉初说》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关于《周礼》成书年代的总结，参考彭林、杨天宇和吕友仁等先生著作。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杨天宇：《〈周礼〉译注前言》，《〈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20页；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周礼〉译注》第4~5页。
我们认为，《周礼》记载的名物、职官、礼制，绝大部分与其他先秦古籍相合，书中多用古字古义，往往与金文相合，其为先秦作品无疑。钱玄先生经多年研究，认为钱穆先生在《〈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中，从《周礼》所载祀典、刑法、田制及其他方面，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论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晚世，较为允当，并据《周礼·职方氏》所载九州名称之增改，证明《周礼》必成书于战国晚期，为钱穆说添一有力佐证。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33页。较之他说，二钱之说，言之有据，实为确论。
《周礼》缺《冬官》，汉人以《考工记》补之。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郭沫若、贺业钜等先生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杨宽、王燮山等先生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初期；梁启超、史景成等先生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后期；刘洪涛先生认为，《考工记》多是周朝遗文；夏炜瑛先生认为，《考工记》就是《周礼》的一部分，即《冬官》，是战国年间齐国的阴阳家所作；沈长云先生认为，《考工记》成书于秦汉；闻人军：《〈考工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23~138页。钱玄先生认为，《考工记》也是先秦古籍，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三礼通论》第32页。
闻人军先生经过仔细研读，认为《考工记》非一时一人所作，其“内容的绝大部分是战国初年所作，有些材料属于春秋末期或更早，编者间或引用周制遗文以壮声威，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有所增益或修订。尽管如此，今本《考工记》大体上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表明其基本内容未变，它作为我国上古至战国的手工艺科技知识的结晶，是可以信赖的。”《〈考工记〉导读》第138页。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周礼》原为六篇，现存五篇，第六篇《冬官》亡，补之以《考工记》。《周礼·天官冢宰》到《秋官·司寇》五篇，每篇前有“叙官”一篇，均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二十字开篇，意思是王建立国都，首先要辨别方向，确定宗庙和朝廷的位置，划分都城和郊野的位置，设立官职，明其职掌，作为百姓行动的准则。此后，分别叙述各种官职的爵位、人数，作为每篇的总序。如《天官冢宰》接“以为民极”是“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太宰，卿一人。……”《地官司徒》是“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春官宗伯》是“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大宗伯，卿一人。……”《夏官司马》是“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政官之属，大司马，卿一人。……”《秋官司寇》是“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叙官”结束，一一介绍各种官职的职权范围。
《周礼》详细记述了天子六官及其分属职官的职掌，即天官太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天官最高首长叫冢宰，又名太宰。冢宰是六官之首，总辖六官，地位略等于后世之宰相，职掌天下政务，以辅佐君王管理国家，其所属从“太宰”到“夏采”，计六十三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法典和王宫饮食、服装、医药等宫廷事务。地官司徒次之，职掌邦教以及土地、赋税等，以辅佐君王安抚天下，其所属从“大司徒”到“稾人”，计七十八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土地、人民和管理政教、赋税、土地、市政、教育、祭祀等各级官员。春官宗伯第三，职掌国家礼仪、宗庙祭祀，以辅佐君王建立礼仪制度，其所属从“大宗伯”到“神仕”，计七十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礼、乐、卜、筮、历史、星象、车旗等事务。夏官司马第四，职掌国家军事，统帅军队，以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其所属从“大司马”到“家司马”，计六十九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封建、疆域、马政、乘车等事务。秋官司寇第五，职掌国家狱讼、刑罚等司法制度，以辅佐君王建立法律秩序，其所属从“大司寇”到“家士”，计六十六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刑法、接待宾客以及与刑法狱讼有关的盟约、禁令等事务。自天官到秋官，共计三百四十六种职官，其中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等十一种官职职文缺。
《考工记》篇首是总叙，论百工的分工，讲述百工的职业范围和百工制作器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磨、抟埴之工的详细分类。制作一种器物，不仅需要多种工人互相配合，而且必须认真考虑制作器物的要领和原理，并举制作车子为例，加以说明；其次是“轮人”到“弓人”，计三十种工种，专载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磨、抟埴之工，记述了各种工种的工艺过程和制作器物的原理。《考工记》中，有段氏、韦氏、裘氏、筐人、楖人、雕人等六种工种职文缺。
《周礼》是记载先秦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国先秦时期即夏、商、周的政治制度，究竟如何？由于资料缺乏，很多问题难以说清。《周礼》是战国晚期学者编写的一部专门记录职官制度的文献，从六官到三百六十多种职官，对官员的级别、人员构成和职责范围，都一一做了规定，内容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和管理等方面。这些规定，不排除有理想化的成分，但绝非完全是虚造。所以，《周礼》对于我们研究先前时期尤其是周代的历史，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是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土地和人是最基本要素。土地如何使用，人如何生活，人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都是当政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周礼》一书，将人划分为王、官员和民众三个层次，王居于国家的中心位置，分封的诸侯国分布在王畿四周，拱卫王城；所有官员，均为王服务，管理民众，王超然于六官，驾驭六官，治理国家。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转，对每位官员的职责，有明确规定，官员之间，有“官联”制度，互相协调，配合工作。透过相关的制度，反映出作者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其中民本思想、礼法思想、科学管理思想和理财思想等，对后世启迪甚多，值得我们借鉴。三是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考工记》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的科技史料，如车轮、兵器、青铜器、玉器、农具等的制造，包含着物理、数学、化学、天文、生物、建筑、冶金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该书上承殷商、西周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启后代手工业制造之先河，至今而观，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都具有崇高的位置。近二十多年来，《考工记》被国际科学界重视，是有原因的。
《周礼》作为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周礼》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王莽改制、西魏宇文泰任用苏绰改革官职、王安石变法，都以《周礼》为依据。后代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即脱胎于《周礼》六官。唐代开元十年（722），下诏书命徐坚等人依据《周礼》制定官制，最后成《唐六典》30卷。《周礼》“太宰”之职有“八法”，其中有“官成”、“官计”，分别指各级官府的年度工作总结和定期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小宰”有“六计”之制，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即从官员的声誉、办事能力、工作态度、道德品行、守法与否、辨别是非等六个方面考察官员的政绩，这些措施，对于秦汉以来历代官吏考核，很有影响。我们从唐代对于官员考核的“四善”、“二十七最”刘昫：《旧唐书·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1823~1824页。中，明显能够看到《周礼》“官计”和“六计”的影子。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外逃，孙诒让在盛宣怀、费念慈的建议下，撰写《周礼政要》一书，以《周礼》为据，阐述变法之必要和西方国家有关情况，提出改革意见。国难当头，《周礼》之影响，再次显现。胡珠生：《〈周礼政要〉探略》，《孙诒让研究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5~335页。
其次，《周礼》对儒家经典文献的形成和儒家学说的传播，功不可没。先秦至西汉，儒家“六经”之中，并无《周礼》。西汉末期因刘歆、王莽的提倡，《周礼》升格为经，并设立博士，取得合法的官学地位。东汉以来，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注释阐发，《周礼》排行《三礼》之首，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备受关注，持续至今。历代学者通过对《周礼》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家学说的传播。
再次，对秦汉以来的城市建筑、手工业生产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甚巨。“匠人”营国制度，在我国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有继往开来之功绩，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前朝后寝、九经九纬的设计思想，影响中国城市建筑数千年，至今，我们从北京故宫还能看到如此井然的格局设计。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一书，就是在《考工记》基础上撰写而成。中国科学技术的源流，如声学、力学、数学、天文学和青铜冶炼、制车工艺、水利设计、纺织业等，无不与《考工记》有关。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多次征引《考工记》，足见其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有多么重大。
《周礼》只有古文，无今文，该书晚出，汉景帝、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得之，献于皇帝，后入秘府，当时研究礼学的人，多未看到。
关于《周礼》的发现经过，《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河间献王刘德立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则此书当出于汉景帝、武帝年间。《经典释文叙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经典释文汇校》第18页上。《隋书·经籍志》记载相同。认为刘德得之于李氏。郑玄《三礼目录》云：“《司空》篇亡。汉兴，购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905页上。据此，郑玄认为《考工记》亦先秦故书。汉兴，求《冬官》不得，非河间献书时求之不得也。马融《周官传》认为《周礼》出自山岩屋壁：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灭绝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按：挟书之律，除于惠帝四年（前191），而非孝武时，马说误。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⑤《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本，第635~636、636页。《汉书》、马融《周官传》的记载，是《周礼》发现的最早文字记录。虽众说有异，但基本可以肯定，《周礼》出现于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之律后，河间献王刘德得到《周礼》时，已经缺失《冬官》，刘德乃取《考工记》补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传》四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研究《周礼》的著作，可惜，已经亡佚。
自刘歆校理秘书后，《周礼》之传授，未有间断。《序周礼废兴》征引马融《周官传》曰：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序周礼废兴》又征引郑玄曰：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⑤又《后汉书·郑玄传》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后汉书·儒林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经典释文叙录》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经典释文汇校》第18页上。
据以上记载，刘歆传《周礼》于杜子春，杜子春传于郑兴、郑众、卫宏、贾逵，杜子春有《周官注》，郑兴、郑众、卫宏、贾逵均撰《周官解诂》，马融有《周官传》，卢植有《周官礼注》。郑玄从张恭祖、马融研读《周礼》，作《周礼注》，郑玄书成，他书皆废。这是《周礼》在东汉时期的流传概况。
三国魏时，王肃学贯古今，博通经书，遍注群经，著有《周官礼注》12卷。西晋朝廷，经说以王肃为主，郑学暂衰，朝廷仪制，俱尊王学。东晋南迁，郑学复兴，郑玄《周礼注》又为学界尊崇，干宝、刘昌宗、徐邈、陈劭等人，或注释《周礼》，或为《周礼》注音。南北朝时期，经学虽有“南学”、“北学”之异，但均重视《三礼》学。南朝学者何佟之、崔灵恩、沈峻、皇侃、戚衮都有研究《周礼》的著作问世；北朝学者徐遵明、刘献之、沈重、熊安生等人，都是研究《三礼》的大家，崔灵恩《集注周官礼》20卷、沈重《周官礼义疏》40卷、熊安生《周官义疏》20卷，是该时期研究《周礼》的代表作。
陆德明《经典释文》30卷，有《周礼音义》上下卷，是研读《周礼》经文读音、字义的重要著作。
隋朝一统天下，经学亦归统一。马光、褚辉、刘焯、刘炫都是研究《三礼》的著名学者。唐朝开国不久，便组织力量，选拔人才，对西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经传进行整理、比较、研究，编纂统一的标准读本，以便通行天下。这项工作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颜师古奉命撰成的《五经》定本，完成了《五经》文字的统一，成为颁行全国的法定标准本。二是统一《五经》义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奉敕领导一批学者分工撰述《五经》义疏，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完成《五经正义》，即对隋唐以前经学研究的成绩，做了一次总结。这两项工作，使学子诵习经书，有所宗主，科举取士，也有了统一的范本。
然有唐一代，《周礼》、《仪礼》的地位较低，研读者甚少。《通典》卷十五曰：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逺，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凡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杜佑：《通典》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旧唐书·杨玚传》曰：又《周礼》、《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穀梁》者，亦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礼记》、《左传》是“大经”，《礼记》字数少于《左传》，故学生在选择“大经”时，选择《礼记》而舍弃《左传》；《周礼》、《仪礼》、《诗经》是“中经”，《周礼》、《仪礼》比之《诗经》，繁杂难读，故学生在选择“中经”时，往往选择《诗经》而舍弃《周礼》、《仪礼》。所以，《周礼》、《仪礼》的地位，在唐代远不如《诗经》、《礼记》。但由于政府嘉奖精通《周礼》、《仪礼》者，并以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为标准，用以科举取士，尤其是贾公彦《周礼疏》一本郑《注》，诠释经文，疏通《注》文，疏解“极博该，足以发挥郑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236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周礼》的传播。
两宋时期，对《周礼》之态度，或相信褒奖，或疑惑批驳，然学者研习，发掘义理，著作颇丰。宋神宗赵顼重视《周礼》，沈季长、蔡卞先后为神宗讲解《周礼》。朱熹也说：“《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但未敢令学者看。《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朱子语类》第6册第2204页。王安石撰《周官新义》16卷附《考工记》2卷，其发挥经义，不失为儒者之言。《周官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官，作为试士标准，统治学界近六十年，至南宋始废。后王昭禹《周礼详解》、胡铨《周礼传》、黄度《周礼说》、叶时《礼经会元》、易祓《周礼总义》、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朱申《周礼句解》、王与之《周礼订义》等书，多以议论经义见长。王与之《周礼订义》80卷，采旧说五十一家，征引宋人之说达四十五家，对宋代《周礼》研究的成绩，进行了总结。
然受疑经、改经之影响，对《周礼》怀疑者，若北宋欧阳修、刘敞、王安石、李觏、晁说之、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以及南宋朱熹、蔡沈等人，对《周礼》均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俞庭椿撰《周礼复古编》3卷，谓《冬官》不亡，只是错简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等五官之中，乃割裂经文，以足其数，开割裂五官以补《冬官》之先河。后元代吴澄《周礼考注》、陈友仁《周礼集说》、丘葵《周礼补亡》继之，明代何乔新《周礼集注》、王应电《周礼传》、陈深《周礼训隽》、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诸书，又从而推波助澜，变乱《周礼》原书，使《周礼》几不可读。
南宋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2卷，注释明白，浅显易懂，且附有图，甚便初学，对后世专门研治《考工记》者，有一定影响。
元明时期，对《周礼》不够重视，虽有研治者，大多不脱宋人窠臼。然也有可称道者，元毛应龙《周官集传》16卷，参考诸家训说，引据颇博，宋以来诸儒散佚之说，藉其得存崖略；明代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30卷，立足郑《注》贾《疏》，间采宋以后之说，时有发明，二书均收入《四库全书》。
清代以考据学为正统，故《周礼》之研究，一反宋、元、明之传统，崇尚汉学，为学重视版本、目录、校勘及文字、音韵、训诂，专究名物、典章、制度，或对《周礼》重新阐释，考辨名物；或对前人《周礼》研究的著作，校勘整理，汇集刊刻，出现了很多研究《周礼》的名著。若惠士奇的《礼说》、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徐养原的《周礼故书考》、郑珍的《考工记轮舆私笺》以及《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等丛书中之有关《周礼》研究的著作。清末，孙诒让撰《周礼正义》，详密审慎，博采众长，对历代研究《周礼》的重要成果，几乎甄录无遗，堪称《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周礼》白文经曾刻于石碑，首见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清“乾隆石经”曾效仿。
近百年来《周礼》研究的成绩，大致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注重考察《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并利用《周礼》记载与先秦其他文献互证，研究周代历史；二是结合时代特征，多角度的分析《周礼》所涵盖的思想；三是利用考古资料若金文等，考辨《周礼》中之官制及相关礼制；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四是对《周礼》进行“今注今译”，推动和普及了《周礼》的传播；五是整理《周礼》研究的代表作，编著《周礼》研究论著目录。这些成绩，有些以专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有些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行。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增订本），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
总之，《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一部记载设官分职的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汉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最早收得，因缺《冬官》，补充以《考工记》。王莽改制时，经刘歆建议，立《周礼》于官学，后传授不断。郑玄、贾公彦、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他们的研究著作《周礼注疏》、《周礼正义》，是《周礼》研究的代表作。《周礼》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基本文献。
作者：王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和礼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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