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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一部记载设官分职的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汉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最早收藏《周官》,因缺《冬官》,补充以《考工记》。王莽改制时,经刘歆建议,立《周礼》于官学,后传授不断。汉郑玄、唐贾公彦、清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他们的研究著作《周礼注》、《周礼疏》、《周礼正义》,都是《周礼》研究的代表作。《周礼》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基本文献。
关键词:《周礼》 郑玄 贾公彦 孙诒让 经学
《周礼》是《三礼》之一,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周礼》之作者、成书年代,自汉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受此影响,对其价值的认定,也不一致。为了方便学术界进一步讨论,我们对《周礼》的书名、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和内容、价值及其影响、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以见《周礼》研究之概貌。
《周礼》一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初名《周官》、《周官经》。《史记·封禅书》曰:“《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此文除“迎长日之至”一句出自《礼记·郊特牲》外,其余乃意引自《周礼·春官·大司乐》。又曰:“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册第1357、1397页。《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传》、《郊祀志》、《王莽传》,数次提到或征引《周礼》,并称《周官》。
《周礼》,《汉书·艺文志》、荀悦《汉纪》也称为《周官经》。《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汉纪》云:“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荀悦:《汉纪》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上。《周礼》专门讲设官分职,在西汉时称《周官》、《周官经》,是名副其实的,刘歆奏《七略》时犹沿用。
《周礼》概论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王莽时,《周官》更名为《周礼》,列为礼经,时间大约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九月之前(公元6年至8年间);刘歆担心《周官》与《尚书·周官》相混淆,所以改名为《周礼》。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册第3页。此后,《周官》、《周礼》二名互用,但以《周礼》之名,最为常用。
郑玄认为,《周礼》又名“经礼”。《礼记·礼器》曰:“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玄《注》曰:“致之言至也。一,谓诚也。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册第986页。孔颖达据此提出,《周礼》有七种异名,分别是“礼经”、“经礼”、“礼仪”、“礼义”、“正经”、《周礼》、《周官经》。《礼记正义》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认为,“礼经”当做“礼义”。《礼记正义》上册第16页。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礼记正义》上册第3页。对此,孙诒让《周礼正义》加以辨析说:《汉艺文志》亦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颜师古注从韦昭说,亦以礼经为《周礼》。又引臣瓒云:“《礼经》三百,谓冠昏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瓒说最析,足正郑、韦之误。盖《周礼》乃官政之法,《仪礼》乃礼之正经,二经并重,不可相对而为经、曲。《中庸》礼仪、威仪,咸专属《礼经》,与《周礼》无涉。《孝经》、《春秋》、《礼说》所云礼经、礼义、正经者,亦无以定其必为此经。郑、韦、孔诸儒,并以三百大数巧合,遂为皮傅之说,殆不足凭。《周礼正义》第1册第4页。“经礼”是指礼之大纲,“曲礼”指礼之细目,三百、三千,是说礼之纲目繁多。“礼经”、“经礼”、“礼仪”、“礼义”、“正经”,皆非《周礼》之别名。
关于《周礼》之作者及成书年代,自汉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刘歆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36页。,即周公所作。东汉末年,郑玄将刘歆之说坐实。郑玄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受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639页上。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和贾公彦等学者,皆遵从此说。孙诒让说:“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义眇旨,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正典,卓然无疑。”“周公作《周礼》虽在六年,其班行则在致政时,故《明堂位》孔疏亦谓成王继位乃用《周礼》是也。”《周礼正义》第1册第4、11页。郑玄、贾公彦、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所以,周公作《周礼》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意见。
然而,与郑玄同时的临硕、何休,表示反对。临硕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636页。郑玄著文反驳。然因他们辩驳之书不传,莫详其说。
《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杨伯峻先生《注》说:“《周礼》,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今已亡其书矣。若以《周官》当之,则大误。今之《周官》,虽其间不无两周之遗辞旧义,然其书除《考工记》外,或成于战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2册第633页。《左传》所说《周礼》,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周礼》。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周礼〉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认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的”。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6,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册第2204页。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清末,康有为将此说坐实。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伪造群经,《周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康氏观点,在学术界犹如地震,应者云集。其实,对于刘歆伪造《周礼》的主张,四库馆臣早有反驳。《四库全书总目》说: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铏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槪睹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上册第235页。纪昀等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周礼》一书既非周公所作,也不是刘歆伪造。与其他先秦文献一样,《周礼》作者很难落实到具体人。纠缠于《周礼》作者的考辨,就目前资料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于是,很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考察《周礼》的成书年代上,他们依据《周礼》的内容,分析其思想、制度和语言特色,论述其成书年代,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和秦汉说四种。蒙文通先生《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陈汉平先生《西周册命制度研究》、日本学者林泰辅《周公と其时代》认为,《周礼》成书于西周;朱谦之先生《〈周礼〉的主要思想》认为,《周礼》是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
金景芳先生《周礼》一文、刘起釪先生《〈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的真实依据》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时期。洪诚先生《读〈周礼正义〉》认为,《周礼》起于周初,历经累积,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前676~前652)。
钱穆先生《〈周官〉著作时代考》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晚世;郭沫若先生《〈周官〉质疑》认为,《周礼》是周末人所作;杨向奎先生《〈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年代》认为,《周礼》出自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顾颉刚先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认为,《周礼》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是齐国人所作。张舜徽先生认为,《周礼》是战国的好事者将各国的官职、礼制作了一个汇编。沈文倬先生认为,“《周礼》成书确实较晚,成于晚周(但决非汉初);而且其书散乱,是在秘府的乱书堆里发现的。……残存三百四十五官(《考工》是记,当别议),基本上取诸于两周实制(周初创建和晚周更制)。”沈文倬:《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上册第498页。吕友仁先生《〈周礼译注〉前言》、杨天宇先生《郑玄三礼注研究》,同意顾颉刚等先生的意见,倾向于战国说。沈长云、李晶先生《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认为,“《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或当在这之后不久的战国时期”。沈长云、李晶:《春秋官职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李晶在博士论文《〈周礼〉成书时代与国别问题研究——基于〈周礼〉所见若干制度的考察》中,依据《周礼》所见职官制度和《周礼》的结构体系,进一步认为“《周礼》的时代范围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周礼》与战国时期的齐国关系更为密切,而与秦、楚无涉。”李晶:《〈周礼〉成书时代与国别问题研究——基于〈周礼〉所见若干制度的考察》,赵伯雄教授指导,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164~165页。
清人毛奇龄《经问》卷二认为,《周礼》是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先生《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认为,《周礼》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胡适先生《论秦畤及〈周官〉书》认为,《周礼》是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徐复观先生《〈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职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侯家驹先生《〈周礼〉研究》认为:“《周礼》是集体编著,刘歆为其总提调,其所用底稿乃是战国时代人士所撰,为河间献王于武帝时所献而藏于秘府之《周官》原文或残本,再予以损益。”侯家驹:《周礼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75页。史景成先生《〈周礼〉成书年代考》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以后,秦统一天下之前;陈连庆先生《〈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可能成书于秦始皇之世;彭林先生《〈周礼〉成书于汉初说》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关于《周礼》成书年代的总结,参考彭林、杨天宇和吕友仁等先生著作。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杨天宇:《〈周礼〉译注前言》,《〈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20页;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周礼〉译注》第4~5页。
我们认为,《周礼》记载的名物、职官、礼制,绝大部分与其他先秦古籍相合,书中多用古字古义,往往与金文相合,其为先秦作品无疑。钱玄先生经多年研究,认为钱穆先生在《〈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中,从《周礼》所载祀典、刑法、田制及其他方面,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论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晚世,较为允当,并据《周礼·职方氏》所载九州名称之增改,证明《周礼》必成书于战国晚期,为钱穆说添一有力佐证。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33页。较之他说,二钱之说,言之有据,实为确论。
《周礼》缺《冬官》,汉人以《考工记》补之。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郭沫若、贺业钜等先生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杨宽、王燮山等先生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初期;梁启超、史景成等先生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后期;刘洪涛先生认为,《考工记》多是周朝遗文;夏炜瑛先生认为,《考工记》就是《周礼》的一部分,即《冬官》,是战国年间齐国的阴阳家所作;沈长云先生认为,《考工记》成书于秦汉;闻人军:《〈考工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23~138页。钱玄先生认为,《考工记》也是先秦古籍,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三礼通论》第32页。
闻人军先生经过仔细研读,认为《考工记》非一时一人所作,其“内容的绝大部分是战国初年所作,有些材料属于春秋末期或更早,编者间或引用周制遗文以壮声威,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有所增益或修订。尽管如此,今本《考工记》大体上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表明其基本内容未变,它作为我国上古至战国的手工艺科技知识的结晶,是可以信赖的。”《〈考工记〉导读》第138页。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周礼》原为六篇,现存五篇,第六篇《冬官》亡,补之以《考工记》。《周礼·天官冢宰》到《秋官·司寇》五篇,每篇前有“叙官”一篇,均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二十字开篇,意思是王建立国都,首先要辨别方向,确定宗庙和朝廷的位置,划分都城和郊野的位置,设立官职,明其职掌,作为百姓行动的准则。此后,分别叙述各种官职的爵位、人数,作为每篇的总序。如《天官冢宰》接“以为民极”是“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太宰,卿一人。……”《地官司徒》是“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春官宗伯》是“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大宗伯,卿一人。……”《夏官司马》是“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政官之属,大司马,卿一人。……”《秋官司寇》是“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叙官”结束,一一介绍各种官职的职权范围。
《周礼》详细记述了天子六官及其分属职官的职掌,即天官太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天官最高首长叫冢宰,又名太宰。冢宰是六官之首,总辖六官,地位略等于后世之宰相,职掌天下政务,以辅佐君王管理国家,其所属从“太宰”到“夏采”,计六十三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法典和王宫饮食、服装、医药等宫廷事务。地官司徒次之,职掌邦教以及土地、赋税等,以辅佐君王安抚天下,其所属从“大司徒”到“稾人”,计七十八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土地、人民和管理政教、赋税、土地、市政、教育、祭祀等各级官员。春官宗伯第三,职掌国家礼仪、宗庙祭祀,以辅佐君王建立礼仪制度,其所属从“大宗伯”到“神仕”,计七十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礼、乐、卜、筮、历史、星象、车旗等事务。夏官司马第四,职掌国家军事,统帅军队,以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其所属从“大司马”到“家司马”,计六十九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封建、疆域、马政、乘车等事务。秋官司寇第五,职掌国家狱讼、刑罚等司法制度,以辅佐君王建立法律秩序,其所属从“大司寇”到“家士”,计六十六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刑法、接待宾客以及与刑法狱讼有关的盟约、禁令等事务。自天官到秋官,共计三百四十六种职官,其中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等十一种官职职文缺。
《考工记》篇首是总叙,论百工的分工,讲述百工的职业范围和百工制作器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磨、抟埴之工的详细分类。制作一种器物,不仅需要多种工人互相配合,而且必须认真考虑制作器物的要领和原理,并举制作车子为例,加以说明;其次是“轮人”到“弓人”,计三十种工种,专载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磨、抟埴之工,记述了各种工种的工艺过程和制作器物的原理。《考工记》中,有段氏、韦氏、裘氏、筐人、楖人、雕人等六种工种职文缺。
《周礼》是记载先秦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国先秦时期即夏、商、周的政治制度,究竟如何?由于资料缺乏,很多问题难以说清。《周礼》是战国晚期学者编写的一部专门记录职官制度的文献,从六官到三百六十多种职官,对官员的级别、人员构成和职责范围,都一一做了规定,内容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和管理等方面。这些规定,不排除有理想化的成分,但绝非完全是虚造。所以,《周礼》对于我们研究先前时期尤其是周代的历史,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是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土地和人是最基本要素。土地如何使用,人如何生活,人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都是当政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周礼》一书,将人划分为王、官员和民众三个层次,王居于国家的中心位置,分封的诸侯国分布在王畿四周,拱卫王城;所有官员,均为王服务,管理民众,王超然于六官,驾驭六官,治理国家。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转,对每位官员的职责,有明确规定,官员之间,有“官联”制度,互相协调,配合工作。透过相关的制度,反映出作者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其中民本思想、礼法思想、科学管理思想和理财思想等,对后世启迪甚多,值得我们借鉴。三是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考工记》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的科技史料,如车轮、兵器、青铜器、玉器、农具等的制造,包含着物理、数学、化学、天文、生物、建筑、冶金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该书上承殷商、西周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启后代手工业制造之先河,至今而观,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都具有崇高的位置。近二十多年来,《考工记》被国际科学界重视,是有原因的。
《周礼》作为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周礼》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王莽改制、西魏宇文泰任用苏绰改革官职、王安石变法,都以《周礼》为依据。后代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即脱胎于《周礼》六官。唐代开元十年(722),下诏书命徐坚等人依据《周礼》制定官制,最后成《唐六典》30卷。《周礼》“太宰”之职有“八法”,其中有“官成”、“官计”,分别指各级官府的年度工作总结和定期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小宰”有“六计”之制,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即从官员的声誉、办事能力、工作态度、道德品行、守法与否、辨别是非等六个方面考察官员的政绩,这些措施,对于秦汉以来历代官吏考核,很有影响。我们从唐代对于官员考核的“四善”、“二十七最”刘昫:《旧唐书·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1823~1824页。中,明显能够看到《周礼》“官计”和“六计”的影子。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外逃,孙诒让在盛宣怀、费念慈的建议下,撰写《周礼政要》一书,以《周礼》为据,阐述变法之必要和西方国家有关情况,提出改革意见。国难当头,《周礼》之影响,再次显现。胡珠生:《〈周礼政要〉探略》,《孙诒让研究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5~335页。
其次,《周礼》对儒家经典文献的形成和儒家学说的传播,功不可没。先秦至西汉,儒家“六经”之中,并无《周礼》。西汉末期因刘歆、王莽的提倡,《周礼》升格为经,并设立博士,取得合法的官学地位。东汉以来,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注释阐发,《周礼》排行《三礼》之首,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备受关注,持续至今。历代学者通过对《周礼》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家学说的传播。
再次,对秦汉以来的城市建筑、手工业生产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甚巨。“匠人”营国制度,在我国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有继往开来之功绩,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前朝后寝、九经九纬的设计思想,影响中国城市建筑数千年,至今,我们从北京故宫还能看到如此井然的格局设计。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一书,就是在《考工记》基础上撰写而成。中国科学技术的源流,如声学、力学、数学、天文学和青铜冶炼、制车工艺、水利设计、纺织业等,无不与《考工记》有关。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多次征引《考工记》,足见其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有多么重大。
《周礼》只有古文,无今文,该书晚出,汉景帝、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得之,献于皇帝,后入秘府,当时研究礼学的人,多未看到。
关于《周礼》的发现经过,《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河间献王刘德立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则此书当出于汉景帝、武帝年间。《经典释文叙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经典释文汇校》第18页上。《隋书·经籍志》记载相同。认为刘德得之于李氏。郑玄《三礼目录》云:“《司空》篇亡。汉兴,购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905页上。据此,郑玄认为《考工记》亦先秦故书。汉兴,求《冬官》不得,非河间献书时求之不得也。马融《周官传》认为《周礼》出自山岩屋壁: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灭绝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按:挟书之律,除于惠帝四年(前191),而非孝武时,马说误。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⑤《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本,第635~636、636页。《汉书》、马融《周官传》的记载,是《周礼》发现的最早文字记录。虽众说有异,但基本可以肯定,《周礼》出现于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之律后,河间献王刘德得到《周礼》时,已经缺失《冬官》,刘德乃取《考工记》补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传》四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研究《周礼》的著作,可惜,已经亡佚。
自刘歆校理秘书后,《周礼》之传授,未有间断。《序周礼废兴》征引马融《周官传》曰: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序周礼废兴》又征引郑玄曰: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⑤又《后汉书·郑玄传》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后汉书·儒林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经典释文叙录》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经典释文汇校》第18页上。
据以上记载,刘歆传《周礼》于杜子春,杜子春传于郑兴、郑众、卫宏、贾逵,杜子春有《周官注》,郑兴、郑众、卫宏、贾逵均撰《周官解诂》,马融有《周官传》,卢植有《周官礼注》。郑玄从张恭祖、马融研读《周礼》,作《周礼注》,郑玄书成,他书皆废。这是《周礼》在东汉时期的流传概况。
三国魏时,王肃学贯古今,博通经书,遍注群经,著有《周官礼注》12卷。西晋朝廷,经说以王肃为主,郑学暂衰,朝廷仪制,俱尊王学。东晋南迁,郑学复兴,郑玄《周礼注》又为学界尊崇,干宝、刘昌宗、徐邈、陈劭等人,或注释《周礼》,或为《周礼》注音。南北朝时期,经学虽有“南学”、“北学”之异,但均重视《三礼》学。南朝学者何佟之、崔灵恩、沈峻、皇侃、戚衮都有研究《周礼》的著作问世;北朝学者徐遵明、刘献之、沈重、熊安生等人,都是研究《三礼》的大家,崔灵恩《集注周官礼》20卷、沈重《周官礼义疏》40卷、熊安生《周官义疏》20卷,是该时期研究《周礼》的代表作。
陆德明《经典释文》30卷,有《周礼音义》上下卷,是研读《周礼》经文读音、字义的重要著作。
隋朝一统天下,经学亦归统一。马光、褚辉、刘焯、刘炫都是研究《三礼》的著名学者。唐朝开国不久,便组织力量,选拔人才,对西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经传进行整理、比较、研究,编纂统一的标准读本,以便通行天下。这项工作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颜师古奉命撰成的《五经》定本,完成了《五经》文字的统一,成为颁行全国的法定标准本。二是统一《五经》义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奉敕领导一批学者分工撰述《五经》义疏,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完成《五经正义》,即对隋唐以前经学研究的成绩,做了一次总结。这两项工作,使学子诵习经书,有所宗主,科举取士,也有了统一的范本。
然有唐一代,《周礼》、《仪礼》的地位较低,研读者甚少。《通典》卷十五曰: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逺,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凡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杜佑:《通典》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旧唐书·杨玚传》曰:又《周礼》、《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穀梁》者,亦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礼记》、《左传》是“大经”,《礼记》字数少于《左传》,故学生在选择“大经”时,选择《礼记》而舍弃《左传》;《周礼》、《仪礼》、《诗经》是“中经”,《周礼》、《仪礼》比之《诗经》,繁杂难读,故学生在选择“中经”时,往往选择《诗经》而舍弃《周礼》、《仪礼》。所以,《周礼》、《仪礼》的地位,在唐代远不如《诗经》、《礼记》。但由于政府嘉奖精通《周礼》、《仪礼》者,并以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为标准,用以科举取士,尤其是贾公彦《周礼疏》一本郑《注》,诠释经文,疏通《注》文,疏解“极博该,足以发挥郑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236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周礼》的传播。
两宋时期,对《周礼》之态度,或相信褒奖,或疑惑批驳,然学者研习,发掘义理,著作颇丰。宋神宗赵顼重视《周礼》,沈季长、蔡卞先后为神宗讲解《周礼》。朱熹也说:“《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但未敢令学者看。《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朱子语类》第6册第2204页。王安石撰《周官新义》16卷附《考工记》2卷,其发挥经义,不失为儒者之言。《周官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官,作为试士标准,统治学界近六十年,至南宋始废。后王昭禹《周礼详解》、胡铨《周礼传》、黄度《周礼说》、叶时《礼经会元》、易祓《周礼总义》、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朱申《周礼句解》、王与之《周礼订义》等书,多以议论经义见长。王与之《周礼订义》80卷,采旧说五十一家,征引宋人之说达四十五家,对宋代《周礼》研究的成绩,进行了总结。
然受疑经、改经之影响,对《周礼》怀疑者,若北宋欧阳修、刘敞、王安石、李觏、晁说之、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以及南宋朱熹、蔡沈等人,对《周礼》均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俞庭椿撰《周礼复古编》3卷,谓《冬官》不亡,只是错简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等五官之中,乃割裂经文,以足其数,开割裂五官以补《冬官》之先河。后元代吴澄《周礼考注》、陈友仁《周礼集说》、丘葵《周礼补亡》继之,明代何乔新《周礼集注》、王应电《周礼传》、陈深《周礼训隽》、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诸书,又从而推波助澜,变乱《周礼》原书,使《周礼》几不可读。
南宋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2卷,注释明白,浅显易懂,且附有图,甚便初学,对后世专门研治《考工记》者,有一定影响。
元明时期,对《周礼》不够重视,虽有研治者,大多不脱宋人窠臼。然也有可称道者,元毛应龙《周官集传》16卷,参考诸家训说,引据颇博,宋以来诸儒散佚之说,藉其得存崖略;明代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30卷,立足郑《注》贾《疏》,间采宋以后之说,时有发明,二书均收入《四库全书》。
清代以考据学为正统,故《周礼》之研究,一反宋、元、明之传统,崇尚汉学,为学重视版本、目录、校勘及文字、音韵、训诂,专究名物、典章、制度,或对《周礼》重新阐释,考辨名物;或对前人《周礼》研究的著作,校勘整理,汇集刊刻,出现了很多研究《周礼》的名著。若惠士奇的《礼说》、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徐养原的《周礼故书考》、郑珍的《考工记轮舆私笺》以及《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等丛书中之有关《周礼》研究的著作。清末,孙诒让撰《周礼正义》,详密审慎,博采众长,对历代研究《周礼》的重要成果,几乎甄录无遗,堪称《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周礼》白文经曾刻于石碑,首见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清“乾隆石经”曾效仿。
近百年来《周礼》研究的成绩,大致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注重考察《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并利用《周礼》记载与先秦其他文献互证,研究周代历史;二是结合时代特征,多角度的分析《周礼》所涵盖的思想;三是利用考古资料若金文等,考辨《周礼》中之官制及相关礼制;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四是对《周礼》进行“今注今译”,推动和普及了《周礼》的传播;五是整理《周礼》研究的代表作,编著《周礼》研究论著目录。这些成绩,有些以专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有些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行。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增订本),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
总之,《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一部记载设官分职的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汉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最早收得,因缺《冬官》,补充以《考工记》。王莽改制时,经刘歆建议,立《周礼》于官学,后传授不断。郑玄、贾公彦、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他们的研究著作《周礼注疏》、《周礼正义》,是《周礼》研究的代表作。《周礼》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基本文献。
作者:王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和礼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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