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尚执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时为清华中文研究所研究生的周祖譔先生因在图书馆线装书库看书，有幸结识常去借阅古籍的钱先生。借着向钱先生请益的机会，周先生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身着西装、学问渊博、不徇流俗的前辈学者，得以真切了解其读书生活和性情为人。在后来撰写的清华园旧事里，周先生不仅详细回忆了他与钱先生交往之点滴，还生动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钱氏轶事，如与陈梦家先生的暗中较劲、显示其博学和惊人记忆力的“掉书袋”本领，等等。
下面即周先生这篇忆旧之文，借以纪念在十八年前今天辞世的钱钟书先生。
钱先生走了，尽管思想上早有准备，但刚得知噩耗的时候，仍感到突然、茫然，无法接受中国人文科学界可以没有钱先生这样一位大师的现实。
去年五月间途经上海，住在复旦，钱先生60年代初的硏究生王水照教授到住所来看我，谈到钱先生的病情，他说：“钱先生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外界的传说不可信。”我听了很高兴。5月15日，在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看到了杨绛先生刊登在《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说明钱先生没有说过批评吴宓等人的话。我怦然心动，回头跟同行的内人说：“看来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想在钱先生生前了却一桩公案，可能钱先生病情有所恶化。”谁知七个月后，猜想竟成了预感。
钱钟书一家20世纪50年代于清华大学新林院居所
我认识钱先生，是建国初期在清华园。当时钱先生执教外文系，我在中文硏究所学习，由于不同系，开始时没有什么接触，但有两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钱先生衣着是相当讲究的，每次在图书馆碰上他，不是西装革履就是挺括的毛料长褂，这在解放初期清华园的教授中是颇为罕见的。在整个社会提倡工农化的情况下，钱先生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服饰也须随风气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尚，这多少反映了钱先生不徇流俗的性格。第二，钱先生上图书馆是很有规律性的，几乎都是每星期一的上午九时左右，手提两网袋的书交回出纳台，然后进书库找书，再提两网袋书回去。借的多数是线装书，两袋估计有十五六函上下。一星期看完，下星期一又来更换，包括寒暑假在内，很少发现有什么间断。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钱先生当时阅读的线装书每年在千函左右，假定每函平均为四册二十卷，那么，每年读书不在二万卷以下，而其他外文书籍、学术期刊等等更不在其内。人人称钱先生为天才，钱先生确实是天才，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谈到，但在我看来，钱先生的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心不旁骛的读书精神，更值得我们景仰、学习。
由于在线装书库多次碰到钱先生，钱先生对我留下了一点印象。1950年春天，钱先生的硏究生乔佖对我说：“今天钱先生问起你，还夸奖你很用功。”我听了之后，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当天晚上，我约乔佖陪我去拜访钱先生，钱先生一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知道他是指曾在图书馆多次见到而言，但一下子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对答是好。入座以后，钱先生询问了我的硏究方向，接着就中国历代诗的特征谈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后来他突然问我：“你知道英文译音用到中国诗里最早在什么时候？”我不禁愣住了，想了一下说：“我所知道的是黄遵宪《人境庐诗钞》。”他听了摇了摇手说：“不对，不对，那太晚了。”随即大声呼唤他女公子钱瑗（当时只有十一二岁上下）的名字并说：“我昨天晚上指给你看的那本书你拿出来，给叔叔们看一下。”在这本明朝人的别集里，竟然把英语dog（狗）的译音用在一首诗里，我称奇不置。钱先生说：“我所见到的，这是最早的了。”从这件事上，我深感钱先生读书之细。
本文作者周祖譔教授
过了不久，钱先生在图书馆线装书库看到了我，走了过来，问我找什么，我说最近读元稹《梦游春》及白居易的和诗，深感这两首诗和《莺莺传》有密切关系，想对《莺莺传》作进一步的考察。听说南宋王铚对《莺莺传》有所考订，刚才我细查了《知不足斋丛书》王铚《默记》，找不到这一记载。钱先生说：“王性之对《莺莺传》是有论述，但不在他的著作《默记》里，而是在赵德麟《侯鲭录》里。性之以后，元明人尚有不少论述，说得最详细的是你的老乡徐时栋《烟屿楼笔记》。”随即带我到另一书架前，顺手拿出《烟屿楼笔记》，并说在某卷。我打开一看，卷数丝毫不差。我简直佩服到五体投地。我说：“钱先生，您的记忆力太惊人了！”他回答说：“我想记的东西是不会忘的。”语气是这样的自然、平淡，毫无半点高傲自负的味儿。不少人说钱先生傲慢，而我在和他的接触中，始终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有时甚至感到他过于谦虚。当然钱先生内心对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不大可能没有评骘，但从没有对我谈起过。
同年暑假，燕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硏究生写了一首诗呈献给钱先生，口气颇大，大有要做钱先生传人的味道。我看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也写了一首七律呈献钱先生，最后两句是：“钝根不敢求衣钵，小乘禅那望一经?”是有意针对这位研究生的诗而发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过了两天，钱先生叫乔佖带了一首绝句送给我，诗云：
微名忝窃已伤廉，漫与诗篇律未严。
周昉丹青真妙手，如何刻画到无盐！
诗末署名“槐聚”。我只知道钱先生字默存，这是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槐聚”的别号。在签名后面，钱先生又加了一个注：“东坡《续丽人行》为周昉《美人图》而作。”在这首诗里，钱先生不仅以丑女无盐自况，还认为自己的名声也是不应得而得。说得何等谦虚，使我深深感受到真正的大学问家总是虚怀若谷的。这对于今天学术界自吹自擂之风，不无警世之用。所以不揣冒昧，把这首《槐聚诗存》已明言“概从削弃”的诗作随文发表。
清华中文硏究所毕业考试的办法是比较特别的。它规定在论文答辩之前还得先通过学科考试，学古典文学的学生要考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三门课。其理论根据是文、史、哲相通，对史、哲没有一定的基础是不可能硏究文学的。考试方法是口试半天。参与考试的是本系的所有正副教授，还有两位本校外系的教授和外校本系的两位教授。以七十分为及格线，无记名投票，如有两票不到七十分，就判定为不及格。不过明年可以再考，明年仍不及格，后年还可以考。据说有人曾经过八次考试才过关的。此事未经核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不少人因这一关没有过而未能毕业则是事实。
1952年6月，我参加学科考试，本校外系请的是钱先生和历史系周一良先生。外校本系是请的北大俞平伯和游国恩两位先生。就在考试前的十天左右，钱先生叫乔佖带给我一本岭南大学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的线装本《元白诗笺证稿》，要我好好读一读，并一再叮咛把这本书保存好。当时我感到一点奇怪，钱先生为什么对这本书如此珍视？打开扉页一看，知道这是寅恪先生送给钱先生的，我就恍然大悟了。
《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1950年排印本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寅恪先生是非常尊重的。另一方面，寅恪先生在清华园的老同事和助手是不少的，我的导师浦江清先生就是寅恪先生的第一位助教，但他没有接到陈先生的赠书。就我所知，接到赠书的人为数极少。钱先生比陈先生少二十岁，钱先生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先生在清华园已被普遍尊称为“教授的教授”，应该说，钱先生是陈先生的学生辈了。而陈先生特意把自己最新的著作题款签名送给钱先生，足见他对钱先生的契重。可见被不少人认为是现代最博学的两位大师，他们之间是相互尊重而且非常友好的。但有些人以为两位大师治学门径不同，猜测以至谣传二人不和甚至互有腹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认为绝不可信。
我学科考试那一天，俞平伯、周一良两位先生因事未来。钱先生一进来，陈梦家先生就以不那么友好的口气说：“江南才子钱钟书。”钱先生不假思索地还了一句：“上虞学人陈梦家。”在兹后的答辩过程中，梦家先生问我：“敦煌壁画和唐诗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显然是有些含混不清，如果他问敦煌壁画或遗书对硏究唐诗有何作用，那当然是可以的，所以我为此犹豫了好一会儿未作回答。钱先生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不大合适，站起来说：“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得如何回答。”不仅替我解了围，而且弄得梦家先生也有点不好意思。事后我一直想这样一个问题：梦家先生早年是新月派诗人，以后专攻甲骨文，与钱先生在业务上风马牛不相及，平时又没有什么接触，为什么两人碰到一起就会擦出火花？我所能做出唯一的解释是，在当时北京高校中，夫妇两位都是教授的为数不多，同为教授而且有一定声望的更是凤毛麟角。钱先生夫妇是名教授可说人尽皆知，而梦家先生的夫人赵萝蕤先生也是燕京大学外文系有名的教授，两家虽是旗鼓相当，但在名声上总没有钱先生夫妇那么响亮。正由于此，使梦家先生心理上有点不平衡，一有机会就想刺一下，而钱先生当然不是好惹的，必然要采取“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办法予以还击。这是我认为两人之间发出不和谐音的症结所在。至于此外是否尚有其他原因，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次答辩考试中，钱先生问我的问题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幽咽泉流冰下难”，一本作“水下难”，哪种本子是正确的，有什么根据？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上曾做过详细的考订，我就按其所言作了回答。钱先生说：“很好。但我还要问你，这一版本上的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瞠目不知所对。钱先生随后列举了不少宋人诗词中的有关句子，证明宋代流行的本子都作“冰下难”，没有错。到了元人散曲中，开始出现了“水下难”这样的字眼。可见这一版本上的错误始于元代。当时，我的神经因考试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对钱先生这一段话根本无暇思考，只是深感钱先生的博识而已。事后我一直在思索，钱先生为什么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呢？这当然和人们都知道的他具有特强的记忆力和勤奋有关，但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和他特殊的读书方法有关。
钱钟书先生的读书笔记
一般说来，读书方法是因人们读书的目的不同而互异的，对于一位学者来说，读书的目的如清华中文系教授常说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各人所硏究的问题不同，所以即便是对同一本书，各人注意的侧重点也会不同。因而人们常常吸收了与自己硏究有关的东西，而对书中其他很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无意中丢弃了。钱先生则不然，他读书时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几乎能很快地把书中一切有价值的养分全部吸收。在我看来，这是钱先生之成为钱先生，人们极难企及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特强的记忆力是天才，那么，一遍读下来，能全方位、多角度掌握所读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则更是天才。
离开清华园以后，一直过了二十三个年头，至1975年8月，才再谒钱先生，作了半日之谈。那已不属清华园旧事的范畴了，留待以后追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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