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之千之 去愚去诬 ——读《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感言
20年前，在容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本人曾经就容先生治学的方法和途径加以归纳，指出“以目录为治学之阶梯”，“以原始材料为治学之根本”，“以考据为治学之手段”，和“以善通变为治学之目标”四项，是容庚先生治学的四大特色。现在，《容庚学术著作全集》出版了，它再次具体而生动地证明，容先生的这些治学特色，既是先生自己学术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为先生大量学术成果所证明了的一条成功之路，它对于从事相关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可以终身受益的。
然而容庚先生的《学术著作全集》在为学、为师和为人方面，更加具有普世的价值。先生经常向学生强调的是，见于《礼记·中庸》中的这一段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里的“百之”、“千之”，意思是说：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事，自己要做它一百次；别人十次就能做到的事，自己要做它一千次。果真能够做到，那么，愚蠢者一定会变得聪明，柔弱者也一定会强大起来。容先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每天黎明即起，必伏案读书写作数小时，即便是“文革”期间身处逆境之中，也莫不如是。容庚先生这上千万字的著作，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而每一个字也都是一笔一笔写成的”（1978年容庚先生将《丛帖目》手稿交给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的李祖先生时说的话）。正是先生这种“百之”、“千之”坚毅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成就他从一个中学生到大学者的“质”的飞跃。
容庚先生经常强调的另一段话，是见于《韩非子·显学》篇的名句，容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金文编序》的结尾中着重指出：“吾闻之《韩非子》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著录彝器，审释文字，余惟愚且诬是惧。读是书者，希纠正焉。”在这段文字里，容先生引用《韩非子》的话来解释什么叫“愚”？什么叫“诬”？先生认为在治学的问题上，凡是没有经过验证就加以肯定的做法是愚蠢的；无法加以肯定便把它作为论证的依据则是欺诈的。容先生进一步联系自己的工作强调指出，“著录彝器”、“审释文字”，自己最惧怕的就是这种既“愚蠢”又“欺诈”的行为。所以，他希望读《金文编》的学人，能够本着这种精神来加以纠正。这句话的正面理解，就是先生所著录的青铜彝器和所考释的古代文字，都是经过严格的“去愚”、“去诬”的。由此可见，“去愚”、“去诬”正是容庚先生治学严谨和注重实证精神的具体体现。杨树达先生在《颂斋述林·序》中也盛赞先生“立言矜慎不苟，于其所未达，丘盖不言。凡缪悠之谈，怪奇之说，于君所著书中穷搜力索，决无由得其踪影。其示从学者之言曰：‘古文字之学，纂录其文，考释其义，而参证于经史，乃为尽之。’”值得指出的是，容庚先生这种“为学”的态度，也同他“为人”的态度互相吻合和互为表里的，可以这么说，“去愚”、“去诬”就是容先生在学术上的高风亮节。本人深信，凡是读过《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的人，一定会亲身体验到，先生这种严谨、正直的精神，也完全贯穿于这部皇皇巨著的字里行间，这也正是我们必须从中学习和认真吸取的精华所在。
容庚先生在《金石书录目》中引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的话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容庚先生毕生献身于教育和学术事业，既著专门之书，又传专门之学，更献专门之藏，造就专门之才。使“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这就是先生对我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不朽贡献。
（《古文字研究》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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