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要有所持，做人要有所本，这“所持”与“所本”，大而言之，就是一种信仰，失去了它，治学和做人就会失去根本和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摄于珞珈山
求真、实证、新解
——谈石泉教授研究历史地理的方法
鲁西奇
石泉先生在三十年代，由于受到《禹贡》杂志以及顾颉刚、钱穆、侯仁之等先生的影响，开始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自四十年代中期起，又以荆楚历史地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半个世纪以来，他本着科学的求真精神，悉心探索，经过由微观而宏观、又由宏观而微观的反复研究，发现了自唐初《括地志》起逐步形成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传统说法中的一系列矛盾难通之处，并以严密的考证突破旧说而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解说体系，自成一家之言。应该说，石泉先生提出的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新解，因为与千余年来逐渐形成的流行说法相扞格，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熟悉并赞同传统说法的学者们的反对。迄今为止，他的新解在学术界虽然获得了逐渐增加的支持，但总的说来，还是“少数派”。然而，石泉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来自实践的研究历史地理的路数与方法，并以严肃的求真精神与谨严、细致的论证程序，在治学方法上作出了一个范例，这一点，却可以说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因此，在这里，笔者仅就自己所能体会到的，谈一谈石泉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一、大胆提出问题与缜密求证。
石泉先生的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是从五十年前探讨春秋时期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究竟在今何处开始的。他在考订这次战役的有关地名位置时，对于流行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感到无论在情理上和史料上都矛盾百出，很难讲得通。于是，他对《左传》所记这次大战中涉及的二十几个地名的位置，进行了一番逐本探源的重新考订。他跳出隋唐以来直至近世形成的旧传统框框，主要依靠更早的先秦、两汉、六朝（直到齐梁时）的古注和经过鉴定的有关史料，以此与《左传》所记相互印证，结果得出了与流行说法全然不同、意外而又不得不然的新解（核心内容是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长江边今湖北省江陵县境，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以南的今湖北省宜城县南境）。这一问题的提出及石泉先生的初步结论，对于流行说法来说，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与关键性的突破。问题还不止于此，传统说法是一个经过长期的复杂过程而形成的庞大的解说体系，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能触动唐以来对于古荆楚地理的解说体系，那么，他对于吴师入郢路线的新解说一旦置入整个传统解说体系之中，就必然缺乏逻辑的合理性。因此，他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对相关的古地名，逐一重新定位。同时，当他的新解在五十年代初步提出以后，各方的反驳意见和各种疑难，对他也具有启发和促进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环环紧扣，彼此呼应，又都与古郢、江陵地望这一中心问题密切相关。石泉先生最初只打算解决古郢都地望问题，而这些相关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的渐次提出，又促使他把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个的具体研究课题，按照逻辑顺序，逐个进行探索，以至于最终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新解体系。
石泉先生最初提出古郢都、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的看法，及其对相关问题的新解说，虽然有其自身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假说”。但是，这个假说却绝不是无根据的主观臆测，而是以相当强的史料根据和逻辑根据为基础的。同时，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以及自己的新解，与他的史学功底和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古人治史，讲究“德、才、识”，所谓“史识”，就是读史的见识与眼界。石泉先生师从史学大师陈寅恪，深受寅恪先生的影响。义宁之学，善于从表面上似无牵涉的各种现象之间，看出其相互联系与因果关系，从而发现重大问题，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诠释，往往从极常见的史料中分析出使人出乎意料继而又感到理所当然的独到见解。这些对石泉先生学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都大有启迪。石先生时常要求我们，对一些通常人们视为当然的说法，多问几个为什么；遇到显然存在矛盾、但又通常被忽视或避而不谈的问题时，更不能轻易放过，而要下功夫探明究竟，弄清真相。石先生自己也正是一贯这样做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而怀疑的目的在于“求真”，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识见”并不等于科学的结论，“求真”的精神也并不等于真实本身，石泉先生关于荆楚历史地理的新解说体系，由于对传统说法有很大的突破，常常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但他所作的微观的细密考证已形成了一个系统，如果不能否定其所依据的全部主要资料，就很难否定这个系统。他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逻辑的合理性与实证的合理性的统一。他对于楚郢都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山川城邑湖泽位置的细密考证，无不体现了这种统一。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长达4万余字的“自序”中，石泉先生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让读者认识到他的结论并非主观好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精研覃思中发现前人成说的自相矛盾，为解决矛盾在探索中找到一条新路子，是实证和逻辑推论的必然。
清华大学内的陈寅恪先生故居，这是当年陈先生指导石泉写作学位论文之所。这张照片摄于1997年《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即将出版之际。
二、史料的鉴定与使用。
研究历史以至历史地理，有大量的文献材料可供引用。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实，必须经过鉴定，才能从史料中提炼出可以凭信的史实，并进而去粗取精，评估其价值的高低，然后才能使用。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过要在研究实践中贯彻好这些人所共知的原则，则又远非易事。因为我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史料浩如烟海，种类繁多，层次复杂，所以古文献学本身即相当艰深。一个学者的功力如何，常常在这方面显示出来。
石泉先生治学，首重史料的鉴定与运用。他研究先秦时期楚国地理，主要依靠先秦文献以及汉魏六朝（到齐梁时）人的注释，而对于唐初以后的历代学者注释及有关史料则较少引用，偶而用之，亦必持慎重的态度，以能与先秦记载及六朝古注相印证为原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研究探索过程中发现：有关古代荆楚地理的文献，依照其渊源线索，可以区分为作于先秦至齐梁与作于唐以后的两大类；两类文献记载之间有矛盾，而每类文献内部却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同层次之间亦可大体相通。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梁、陈及北齐、北周诸史皆无地志；后梁是西魏、周、隋的附属藩邦，图籍史册更少流传；《隋书》诸志虽曾以《五代史志》为名，单独成书，但其地理志还是以隋代的地理区划为主，其在荆楚地区范围内所记的梁、陈以及后梁、西魏、北周等辖区诸郡县的地理沿革和治所的迁动，往往很不完整，疏误亦多，常有模糊不清以至自相矛盾之处。后此的唐人著作，在注释前代地理时，也往往习惯于以唐代同名的州（郡）县和一些相关的山川城邑湖泽等的地望来解释、比附六朝时以及前此的同名故址。日久之后，约定俗成，竟被视为定论，但实际上却往往同汉魏六朝人的旧释很不一致，从而去史实更远。现今的流行说法关于古代荆楚地名定位的主要凭借，是唐宋以来直至明清的历代注释，而这种说法无论在史料依据上，还是从学科规律上看，都存在着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以后，石泉先生就澄清了原始材料方面受到的千年蔽障，显示出六朝梁末以前一系列古记载之间彼此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而唐宋以来诸多矛盾错乱的地名定位解释，在还它本来面目之后，也就能够各得其所。
石泉先生有一种遵守文献学“纪律”的自觉意识，不大给自己留下随意的余地。在史料面前，他一贯严肃认真，对于互相矛盾的说法，从不调和弥缝，而是清醒地承认它、分析它，以求说明它的所以然。他的这种态度，在面临历史上的一些大权威时也无所改变。例如，郦道元无疑是古代地理学的一大权威，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但此书中经窜乱，讹误亦复不少，其中关于荆楚地名位置的记载，有不少同汉魏六朝时的其他记载不合，而与唐宋以后的流行说法倒是相符，并经常被流行说法引为依据。对此，石先生的原则是：只取其能与齐梁以前其他较可靠的古记载相印证（至少不相矛盾）的部分；而对其中与同时代及前此的其他可靠记载不一致处（也往往是今本《水经注》内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则宁可舍弃，决不轻用，因为这部分材料很可能是后人据后世的地理观念加以“订补”（实为窜改）后的产物，而非《水经注》原有的内容。
前人校书，多在文献与版本上下功夫，校地理书，也多纸上说地。石泉先生研究历史地理，在鉴别与运用史料方面，则运用文献与地理考察双管齐下的考校法，重视实地观测以及文献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的契合。例如，《水经注·沔水篇》云：“沔水又东南与阳（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以下历言扬水东北流、北流，经过楚国许多重要地点，最后东北流入沔（汉）水。关于扬水的流向流程，只从文字上是看不出问题的。石泉先生却按地形核出了其中问题。他指出：现在的江陵附近地区是西北高东南低，江陵以北的水道都是东南流。而今本《水经注》所记扬水流向确是由长江边的江陵往东北流，一直流到当时的竟陵城附近入沔水。这在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他核之以实际地形，无可辩驳地证明《水经注》今本所记扬水流向是错误的，认为扬水只能按地形东南流入汉水，从而订正这段中的“北”为“南”字，再结合汉晋竟陵城的重新定位（当在今钟梓县北、汉水东岸支流的丰乐河流域），这样扬水的源头就不在长江边的江陵而只能在今宜城南境的古江陵城附近了。这样的例证在石先生的论文中是屡见不鲜的。
三、治学与做人。
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谓为“三不朽”。石泉先生之“言”，就是他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新解体系，是否“不朽”，还有待于科学与时间的检验；而先生在探索的道路上逐步树立并始终坚持的勇于向传统说法挑战、认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及通过他的研究所展示出来的思想方法，将会成为一种典范，昭示后学。
石泉先生所提出的新解，由于对传统说法有很大突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石泉先生几乎是一个“孤立派”。对他的新说，一些学者曾目为奇谈怪论，在不了解其体系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就依据流行说法全盘加以否定。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石先生也经历了多次政治、思想运动的冲击，在很长的时间内处境也很艰难，再加上学术观点得不到学术界的一般承认，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外人看来，石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坚持得近乎固执，但是，这种坚持正是以坚实的科学根据为基础的。石先生常讲：做学问就要敢于立新说。当然，这种新说并非是刻意的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如果人云亦云，翻来覆去地“炒冷饭”，那不是学问，也就没有做学问的必要了。而如果一旦认为自己的观点有坚实的科学根据，就要持之以恒，不屈不挠。治学如此，做人也是这样。治学要有所持，做人要有所本，这“所持”与“所本”，大而言之，就是一种信仰，失去了它，治学和做人就会失去根本和目标，陷入机会主义。石先生常常谈及个别青年学者，头脑灵活，但不肯下功夫，抄抄写写，就是一篇文章甚至一部书。表面看来，成果很多，但中心空空，又无所坚持，转眼之间，就可能另有“观点”。石先生要我们以此为戒。
石先生常讲，治学须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他所研究的古代荆楚地理，似乎是一个小题目，但其中却包含着大的意旨。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关涉到如何看待中华文明在南方的兴起、分布与发展层次，重心所在及其转移与扩展；如何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运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建设角度看，则蕴含着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等基本问题。虽然迄今为止，石泉先生在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领域中所作的大量工作，是考订史实，表面看来，是一些细小的具体问题，但从其著作文章中，仍不难见到其因小见大、见微知著之旨。
朱子云：“惟学问可以变化气质。”做人讲究气质，做学问也要讲究“气质”。石泉先生指导研究生，总是要求学生尽可能多读书，不仅要读专业书，还要读其他学科的书。这不仅是开阔眼界的问题，“学然后知不足”，眼界开阔了，知道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还有大量未知的学识，才能逐渐培养一种谦虚博大的胸怀。治学虽然要有所持，但又忌讳自以为是，排斥他说。石泉先生对待不同意己说的意见，一向是持宽容以致欢迎的态度；他在学生中也努力提倡一种自由民主的学风，让学生们畅所欲言，自由发展。他认为，民主的学风和科学的精神是学者的生命。
1987年应邀访美讲学，作有关楚史和荆楚历史地理的学术报告。这是石泉、李涵先生在美国白宫前的留影。
（原稿得到石泉、李涵先生审阅。）
本文发表于《文史知识》1995年第3期，后收入《过去的现实》，中华书局201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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