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作為傳統名篇，《五柳先生傳》所擁有的古今讀者恐怕是誰以計量的。然而就現存的各種批評、研究資料看，對這篇作品的關注焦點似乎始終集中在作者而非文本上。眾所周知，最早在《五柳先生傳》和陶淵明本人事迹間建立聯繫的文獻是《宋書·陶淵明傳》：“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這個觀點也被後來的蕭統《陶淵明傳》以及《晉書》、《南史》的《陶淵明傳》所承襲。在此聯繫的基礎上，人們熱衷探求《五柳先生傳》所反映的陶淵明形象及其人格特點，研究者亦試圖由此反推《五柳先生傳》的繫年——這雖然可以說是文本研究，但仍是由作者研究衍生的。
史傳關於陶淵明的記錄不甚詳細，是驅使《五柳先生傳》研究偏於指向作者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們暫時拋開《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所作這一事實，直接面對文本，一些更基本性的問題就浮現出來。
一 體制
在陶淵明之後半個世紀，袁粲寫過一篇《妙德先生傳》，其文曰：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清）嚴可均輯《全宋文》卷四十四，中華書局，1958年
比較《五柳先生傳》，二文從整體結構到人地、氣質、學術、隱居的內容要素，甚至敘述順序都相當一致。雖然沒有明確記載證明，《妙德先生傳》的這段文字仍自有可能是模擬陶文而來。但值得注意的《宋書》的陳述：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
所謂續寫《高士傳》，《三國志·魏書·嵇康傳》注引《嵇康別傳》云：
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
又《南史·阮孝緒傳》：
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日：“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在隱逸思想盛行的魏晉南朝文化中，嵇康《聖賢高士傳》是一部影響很大的文獻，在它問世後有阮孝緒《高隱傳》這樣同類型著作嗣出，也有與陶淵明過從的名隱士周續之為之作注，還有袁粲這樣希求附驥的單篇作品。《五柳先生傳》的寫作是否也有續《高士傳》以自況的意圖，史無明徵，但《妙德先生傳》、《五柳先生傳》的體制與《高士傳》諸篇在體制上的相同，確是非常明顯的。
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據戴名揚先生重新輯錄整理的結果，嵇康《高士傳》現共存傳62篇，傳主69人。這些篇目有的已非全帙，但仍可見出其各傳的基本格式是以“某人者，某地人也”的傳主基本信息開篇，下敘事迹，最後系贊。如《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游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游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托疾不與公卿大事，終於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首書人地而繼之事迹，這是依《史》、《漢》舊法，但作為“甄錄貞範”的類傳，《高士傳》在內容上只須突出作為類的主題的高士形象，而不須如《史》、《漢》或魏晉南朝流行的家傳、單行別傳之類具列傳主平生行誼，所以每傳篇幅都控制得比較短小，觀《司馬相如傳》之節略前史即可知。從現存的六朝高士類人物傳來看，其體質特點基本相同。事實上，以上這些體制特點也是漢魏六朝各種類傳，如《列女傳》、《列仙傳》所共有的，惟《高士傳》系列可由高士逸民自撰，故既可以列述前修而“缺一自擬”，也可以單作一篇以“自況”。
二 傳主信息——“不知何許人也”
陸以湉《冷廬雜識》謂：“《後漢書·逸民列傳》：‘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陶靖節《五柳先生傳》仿用之。”實際上，在嵇康《高士傳》的現存篇目中，即有9篇出現了“不知何許人也”的措辭，涉及11位傳主，分別是石戶之農、伯成子高、卞隨、務光、商容、榮啟期、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河上公、求仲、羊仲。這9篇傳的史源都可考知，如《伯成子高傳》：
伯成子高者，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復去而耕。
文出《莊子·天地》：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又《長沮桀溺傳》：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文出《論語·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清）浦起龍著：《史通通釋》，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
通過對比史源可知，凡9傳中“不知何許人也”一句都是《高士傳》後加入的。《史通·釆撰》謂：“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異言。”又《雜說下》謂：“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嵇康不僅將“虛辭”釆入著作中，而且還依照體制，將它們加工成統一的正式史傳的面貌——凡知傳主何地人的，則寫明；凡不知者，不是缺書這一項，而是補入“不知何許人也”。在現存卷軼較多的皇甫謐《高士傳》中，“不知何許人也”的措辭亦常見，除了同於嵇《傳》的幾位傳主外，又有老商氏、東海隱者、漢濱老父等數篇。可見這本是高士類雜傳的通例，目的是為了增加傳的徵實效果。除了高士傳類雜傳外，此例也見於其他類傳中，如魏晉時期大為風行的《列仙傳》，其人物或書其地，如“忽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或書其時，如“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亦有書不知地者，如“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高士類雜傳史料部分來自寓言虛有人物不同，神仙類雜傳的傳主如不知為何許人，也可能與西漢以來號為神仙者自晦來歷以自我神秘化的伎倆有關，即如《史記·孝武本紀》所載“匿其年及所生”，使人“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的李少君之流。但無論是妄言還是虛構造成的“不知何許人也”，作傳者特為補入這句話，仍都是為了保證諸傳體制格式的統一，表明自己徵實的態度。《五柳先生傳》襲擬了六朝高士神仙類雜傳常用的“不知何許人也”格式，不過此傳如是“自況”，則未免近於自匿來歷之意了。
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中華書局，2007年
三 傳主信息——“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在《五柳先生傳》之前，不詳傳主姓字的人物傳，大概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其開篇曰：“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大人先生傳》篇幅較長，傳體與《五柳先生傳》亦不同，是篇反復設客顯志，其所謂不知姓字，亦是虛設傳主，如非有先生之類也。另一種則如陳壽《益部耆舊傳》：
廣漢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又如《太平御覽》卷五〇三引王隱《晉書》：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泰和末，常居宣城郡界。山中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溫常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這樣因（隱居）地命名的隱士。“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的構思，顯然與這一種人物傳更為符合。又王隱其人，有學者推測其卒年最晚不超過升平五年（361），但此段文字述及桓溫，按桓溫拜大司馬並辟伏滔為參軍，已在興寧元年（363）。又陶淵明外祖孟嘉此前亦已應桓溫之辟，總之《瞿硎先生傳》於陶淵明而言，正是近人所書之近事了。
劉宋時期也出現了一部重要的高士類雜傳，這就是袁淑的《真隱傳》。此傳專門“集古來無名高士”（《宋書·隱逸傳》），故傳主自然全無姓字。如：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
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書言陰陽事。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閒。年老隱居，掌勸為務，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為號。
鹖冠子，或日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鹖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
據《宋書·何尚之傳》，何尚之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南史·何尚之傳》又謂：“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隱士隊伍向來不純潔，但陶淵明是否也有類似袁淑的“真隱”概念，以“不詳姓字”為真隱士的標志，則無可詳考了。
四 事迹
無論從體制，還是傳主信息的措辭上，《五柳先生傳》都是一個帶有很強模擬性的文本。至於傳文的主體即述五柳先生事迹的部分，包括最後的系贊，同樣是有所依傍的。下表將《五柳先生傳》自“閑靜少言”後全文內容與《漢書·揚雄傳》中的一段文字作以比較（為比較方便，《揚雄傳》文序有調整）：
| 《五柳先生傳》 | 《漢書·揚雄傳》 |
| 閑靜少言。 | 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 |
| 不慕榮利。 | 清靜無為，少耆欲。 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
|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 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
|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 家素貧，耆舊，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
|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 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
|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 顧嘗好辭賦。 |
|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 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
已有學者提出《五柳先生傳》就是仿照《揚雄傳》一節而成，需要指出的是，因為《漢書·揚雄傳》在班固“贊曰”之上的內容，是全錄揚雄《自序傳》的文字，所以上引《揚雄傳》除了“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一條外，其餘都是《自序傳》中的內容。可以看到，除了贊文的最後一句外，凡是《五柳先生傳》中有的內容要素，《揚雄傳》中俱全。即錢鍾書先生敏銳指出的《五柳先生傳》“‘不’字為一篇眼目”，也同樣可以移評揚雄的這一段自傳。
錢鍾書撰：《管錐編》，三聯書店，2008年
其實，《五柳先生傳》未必需要直接從《自序傳》或《漢書·揚雄傳》中取材，劉知幾曾提到，嵇康《高士傳》中亦有一篇《揚雄傳》，按照《高士傳》的編撰方法，這篇傳文自也是抄錄前史而來，那麼上表中《揚雄傳》的文字，可能正是嵇康從舊史中選中并鈔出作傳的部分。
五 結論：互文的歷史
《五柳先生傳》不僅來自於作者的生活經驗，也來自於其閱讀經驗。從體制、筆法到內容，《五柳先生傳》都是一個承襲性很強的文本，它與前此的文獻群形成互文關係，亦即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所謂：
每一篇文本都聯繫著若干篇文本，並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
（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在此基礎上，討論《五柳先生傳》的繫年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理論上說，它甚至可能直接由前文本生成，因此它可能作於作者有寫作能力的歲月中的任意一年。
但這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模擬之風盛行的時代，這種模擬，不僅限於詩文創作，蓋“六朝著述，率趨模擬”，雖子史亦然。而歷史撰寫由於牽涉歷史的真實性問題，其模擬尤致讀者迷惑。故《史通》專闢《模擬》一章以言其得失。但《史通》所論，又僅限於書法、筆法，如今史濫用前代稱謂，或今史善擬《左傳》敘事之法之類，這些問題仍基本無關歷史真實，只有像《五柳先生傳》這樣的互文問題，才最會造成難以解讀的困境。因為比起歷史撰寫中常見的訛誤、曲筆、誇飾等現象，互文更加隱蔽，比如《宋書·顏延之傳》云：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
因為東晉建康城實際上並無磚土城牆，這裹所謂“居負郭”只能解釋為與《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一句互文，泛謂其處地僻遠而已。但更多的情況下，我們根本無從考證其歷史真實，即使揭示出所有參與互文的文獻。如《太平御覽》卷四九八引王隱《晉書》：
（阮籍）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鈴下共飲酒歌呼。
（清）顧沅輯《古聖賢像傳略·阮步兵像》
這明顯來自《史記·陳丞相世家》“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一句。那麼，是阮籍、顏延之與陳平行事暗合？是這二人有意效仿陳平？是王隱、沈約以陳平目其人？都有可能。新文本下有舊文本，顏延之背後有陳平，即如陶淵明背後有揚雄。以同一套傳記話語施之於二人，有可能符合歷史的真實嗎？答案是可能有也可能無。可能陶淵明行事即類揚雄，也可能他只是藉揚雄建立一個理想型，也可能只是他自認為達到了這個理想型（如袁粲即是）。《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裴注引鍾會《張夫人傳》載會母張氏謂會曰：“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這不是劉備給劉禪的遺詔中說的“勿以善小而不為”（《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注引《諸葛亮集》）嗎？張氏不知劉備作此語而與之偶合嗎？張氏知劉備此語而借用之嗎？此為當時流行語而劉、張皆用之嗎？鍾會作傳故意移花接木嗎？都有可能。所以可以說，無論訛誤、曲筆還是誇飾，都只是掩蓋真實，而互文則幾乎是在消解真實。從這個角度上看，《宋書》提出的“自況”，可能是對《五柳先生傳》最好的理解維度了。
魏晉南朝人對“擬”的熱情，不僅停留在撰述上，亦體現在行為上。《莊子·達生》謂：“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而王忱云：“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是必師《莊子》之意也。《莊子·列禦寇》云：“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送賫。吾葬具豈不備邪？”而《世說》謂：“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楝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人吾褌中？’”又阮籍“露頭散髮，裸袒箕踞”，王徽之“蓬首散帶”，王忱“或裸體而游”，顏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是活用《莊子》意又轉相效仿也。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陶淵明出仕則是因“公田之利，足以為酒”。凡此行事相類，此期諸史雜傳中在在皆是，不一而足。。如果將這種風氣與歷史撰述的互文性聯繫起來，就會使後者的情況更為複雜——人物行為的雷同是傳記告訴我們的，我們因此無法分辨這雷同到底是傳記在文本層面上的互文，還是傳主在歷史真實中的互仿。
六 餘論：類化的人
無論是陶淵明還是袁粲，製造互文的傳記，目的都是獲得一種歸類：歸入高士的隊伍，以及歸人揚雄的隊伍。
魏晉南北朝雜傳的發達，即是在高漲的“歸隊”意識下獲得的成果。高士歸入高士類雜傳，神仙歸入神仙類雜傳，地方名士以地緣為類歸入郡書。後世人如果想將某人打造為“某一類人”的形象，可以輕易地從六朝史傳中依類之標籤找到素材。這裹最好的例子就是李白的形象。倪豪士曾在《舊唐書·李白傳》中讀到與魏晉史料中描述諸葛亮、阮籍、袁宏形象類似的措辭，他引用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文章解讀人物傳中的這種現象：
很多策略用來填補這個履歷所提供的綱要。第一個要提出的並且也是最為廣泛傳播的是對程式化片段和傳統場景的使用，意在顯示歷史學家把研究對象歸入某個類別是合適的。Herbert Franke教授已經引導我們關注一些這樣的母題（topoi)，這個母題名單可以繼續擴大。……對這個特點讀者應該一直保持警覺，這種文字——即使在間接和隱喻的意義上——是對研究對象的行為和官位的描迷，又常常把研究對象和古代的模範人物聯繫起來。
（美）倪豪士著：《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中華書局，2007年
實際上，李白的許多著名事述都有六朝的史傳與之“互文”，比如他的“謫仙人”之號，即見於《南齊書·高逸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又《舊唐書》所載李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之事，裹面也有《南史·顏延之傳》“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的影子。李白還有一個著名的特點，正是“不知何許人也”，即使李陽冰受他所托為之編集作序，魏顥親見李白本人并為之編集作序，劉全白與他有交而為之作《碣記》，范傳正親訪其後人而為之作碑文——凡四人四文，且其中前三人的傳記信息來源甚至有可能是李白口述，而我們仍長期不知李白“何許人也”。至於李白自己，則忽而稱“白本家金陵”（《上安州裴長史書》），忽而稱“本家隴西人”（《贈張相鎬二首》），這未必沒有混亂視聽，有意造成個“不知何許人”的效果的可能。至於其“指天枝以復姓”（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立墓碑並序》）、“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陽冰《草堂集序》）的傳奇誕生命名故事，則是直接襲用葛洪《神仙傳》，而比類於老子了。
魏晉南朝本就是一個類化的時代，九品官人，士庶天隔，清濁殊途，僑吳異調，每個人身上都有各種身份標識。類書出現，目錄學發展，每一種知識也獲得了類的標識，於是貴族圈子裹流行起考驗同類知識儲存量的“隸事”的游戲。在《世說新語》中，士人的日常言行被分類編輯；在《文選》中，士人的文學創作也被分類編集。在這個類化的時代裹，《五柳先生傳》通過互文得到自己的定位分類，而這一時期大量的史傳作品正是這樣地各歸各類，成為豐富的素材庫，等待著與後世的文本結成新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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