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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百余年来，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筚路蓝缕、捧土培根，才铸造了武大数代的辉煌，百年武大才更显厚重，更具魅力。珞珈山上的学术大师灿若群星，他们的爱国情怀、学术成就、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穿越时空，成为武汉大学弥足珍贵的财富。谨逢武汉大学建校125周年之际，我们特推出“珞珈学者故事”栏目，选取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做出重要历史贡献的学者，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再现他们的精神与风采，以期其学术风范泽被后学，学术薪火世代相传。
▲石泉先生
石泉（1918-2005），原名刘适，字蘧孙，祖籍安徽贵池。1938年入读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44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1948年8月在华北解放区学习。1949年2月参加北平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建国后，在教育部高教司及高教部任职。1954年2月调至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任历史地理学科博士生导师，2004年被评为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主要著作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古云梦泽研究》（合著）《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主编）等。
清泉石上流
——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
刘 聪
“竭毕生心血研治荆楚史地，硕果累累传后代；施浑身长技培养后学弟子，人才济济续新篇。”作为荆楚历史地理研究大家，石泉将其大半人生献给了荆楚大地。他严谨治学，开创了荆楚历史地理的新体系。他竭忠尽智于国家、社会，并以其高尚无私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代代后学。亦如他的名字——石泉，他既有石头般的刚毅与坚韧，又如泉水般奔涌向前，清澈无瑕，浸润万物。
▲1938年于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的石泉
01
❖ 坚韧的“学术卫士”❖
1938年秋，石泉进入被称为抗战时期“自由孤岛”的燕京大学学习历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1942年秋，石泉从江西兴国的中学岗位上回到刚复校于成都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习，在此他有幸受教于先后来校任课的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和国学大师陈寅恪两位名教授。1944年春，石泉在徐中舒指导下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成为他后来全面开辟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新途径的起点。1944年秋，他成为陈寅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其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全程由陈寅恪指导完成。陈寅恪治学不尚空谈，要求言必有据、立论务必实事求是，他经常对石泉提出的分析性见解从反面进行质疑，必至无懈可击，始予首肯。陈寅恪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熏陶，培养了石泉日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石泉1997年摄于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前
石泉于1961年调整科研方向，开启了他长达40多年的荆楚历史地理研究。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石泉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他对于史料十分熟悉，善于从原始材料中发现与分析问题，在修改学生论文时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并提醒学生没有关注到的史料。他注重对史料进行鉴别，对于任何文献必须弄清其渊源来历并认真加以鉴别、核实，才引以为据。此外，他也非常重视多学科研究方法、成果的结合与互补，对地理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方法与成果十分重视，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求得多方材料、结论的互证，检验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主观失误。因此只要身体允许，他总是带着有关问题开展相应的田野调查，不辞劳苦地走村访户，考察地貌环境的变化，了解古文化遗迹遗物，以与自己的文献分析相佐证。
▲1988年由石泉（右三）与中外学者在宜城楚皇城遗址考察时所摄
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荆楚历史地理，是石泉学术生涯中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历时最长、牵连最广、有重要突破、同时也是最引起争论的研究领域，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编》和《古云梦泽研究》（与蔡述明合著）等著作及一系列论文之中。他的研究突破了千年来逐步形成的传统解说，否定久已被公认的流行说法的观点和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义的见解。但改变甚至否定千年的传统认识并非易事，由于攻关难度巨大，石泉的论文经常多至七稿、八稿，特别是《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等论文经过几十年的修改、打磨后才予以发表。
长期一段时期，学界对于石泉关于荆楚历史地理的新解不予认可。由于石泉的论证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定的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体系，所以旁人无法在两者间调和或兼顾，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有朋友曾善意地提示石泉知难而退，也有个别同行对其学术成果不以为然。但石泉依然迎难而上，从不轻言放弃或半途而废，他强调做学问就要敢于立新说，如果人云亦云，翻来覆去地“炒现饭”，那不是学问。为此，他反复呼吁学界就其学术新解从三个层次进行严格审查，即：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存在不可信靠的？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果对材料的理解无误，是否在运用方面有片面性，或者移花接木现象？并强调“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当年，石泉的硕士研究生侯甬坚曾小心翼翼地向他询问：“如果最后的事实不能说明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对的，那该怎么办？”石泉听了，像一位为科学英勇献身的斗士一样坚定地回答道：“如果真是那样，也就给后人说明了这一条路不可行。”
石泉曾多次对他的学生说过，我过去是“孤立派”，现在是“少数派”，希望今后能成为“多数派”。近年来，随着长江中游地区的诸多考古发现越来越能证明石泉一系列学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如今在荆楚古史学界，石泉的许多观点已经逐渐由“少数派”演变为“多数派”了。
02
❖ 忧时济世的“传奇学者”❖
石泉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各种民主运动，他于1944年在成都复学期间参与筹建了“创社”，这是当时燕大民主学运的核心团体之一。由于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石泉于1948年夏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搜捕名单。当时燕大校园中共有8位被通缉的学生，其他人在师友的帮助下逃出并辗转进入华北解放区。但不凑巧的是，由于石泉当时正患肺病，不能长途跋涉，只能暂时留了下来。在时任校长夏仁德教授的安排下，石泉带着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躲在学校一处人迹罕至的荒草地里，一藏就是3天。只有在深夜时，他才可以到附近的侯仁之（后成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家，与自己的妻子会面，作些休整，并打听消息。8月24日一早，由于驻校军警离开，石泉便在同仁的帮助下，穿着一身白色西装，骑着自行车，和一位美国青年教师一同离开北平。两人骑至北平德胜门时，见有军警设立哨卡、盘查证件，石泉与美国青年教师以眼色会意，并排骑行，不下车、不理睬，故意用英语谈笑风生。军警未敢阻拦这位身着白西装、满口流利英语、又有美国人陪伴的神采洋溢的中国青年。石泉顺利闯出北平城，后与稍晚出城的妻子李涵成功相聚，几经辗转最终到达解放区。进入解放区后，为不给他人带来麻烦，夫妻两人便改了姓名，“刘适”改为“石泉”，“缪希相”改为“李涵”。
▲石泉1987年访美期间与夫人李涵的合影
石泉早年有感于国患日亟、时事日非，选择以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以及甲午战争对于此后中华民族更为动荡历史的影响。该研究后来形成石泉迄今所见惟一的一部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在这部著作中，石泉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与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于一身，既上承中国古代士人“疾世著述”的优良传统，又下得陈寅恪的言传身教，其年轻时的识见、功力、才学以及热切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赤子之情得以彰显。
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石泉若干近代史观点受到严厉批评，因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便不再讲授近代史，转而投身到与政治相对较远且自己也饶有兴趣的历史地理研究之中。石泉之所以选择历史地理，一方面是受到侯仁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家国情怀使然。历史地理是最具有现实关怀的人文学科之一。石泉对古云梦泽富有成果的研究，几乎成为湖北省水利工程研究、规划与设计部门专家们所熟知的科学技术史常识。湖北江汉平原以及湖南洞庭湖平原的防洪排渍与抗旱工程，都离不开石泉在研究中所“恢复”的古水系历史痕迹。石泉当年探索汉江改道的目的，本是论证有关先秦楚国都城郢与鄢的地理位置的研究，但他在探索过程中，注意到了汉江上游修筑大坝对于汉江环境影响的问题（即自丹江口大坝建成以后，丹江口以下的汉江逐渐演变成不能长年通航的“沼泽河”，沿江自然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这样其历史地理研究直接与当今人们特别关心的自然生态及环境研究挂上钩。
▲20世纪90年代石泉（左）与侯仁之夫妇的合影
石泉曾这样自述：“一个学者惟有胸怀天下，抱济世之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不愧‘知识分子’的称号。”作为湖北省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他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献言献策。如在国家决定修建京九铁路后，有关单位对文物保护并不重视，在修筑的线路上有几处文物已被毁，如不抢救，仅鄂东段就有几十处文物将被全部毁坏。石泉与湖北省政协几位老同志共同提出了《京九铁路鄂东段56处古文物急需拨款抢救》的提案，被列为省政协重点提案之一，引起了湖北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最后这些文物得到了抢救和保护。
03
❖谦逊仁爱的“吾长吾师” ❖
在石泉的房间里一直挂着一幅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其中的“我心”不仅有对学术执着追求、坚持自我之心，也有谦逊仁爱、淡泊名利之心。
1954年石泉由教育部高教司调到武大，按照当时的规定，有研究生学历就可以被聘为副教授，石泉却谦虚地说，“就当讲师吧”，他的讲师一当就是24年。
石泉长期担任民进湖北省负责人和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完全可以享受副省级待遇。但他无论是参加社会活动还是学术活动，都表现出谦逊和简朴。有一次，石泉去参加省里的会议，没有找学校安排车辆，穿着一身便装骑车前往，以至于被门卫拦住进行查问。还有一次，石泉需要到湖北省文化厅面商宜城发掘事宜，便和学生骑自行车前往，回校时天色已晚，文化厅厅长坚持派车送石泉回家，并另安排一位工作人员将石泉的自行车骑回去。石泉对此深表抱歉，他的学生笑言道，“先生本是怕给学校添麻烦，结果给文化厅添了更多麻烦。”
▲1986年9月石泉（中）与首届博士生张国雄、历史系教师刘涛的合影
石泉参加学术活动时，从不接受高于其他教授的照顾，也不愿在主席台就坐，对前辈十分尊重，遇到同辈人也总是谦让有礼。1993年夏，在长沙举行的一次全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石泉作大会学术报告，当主持人提示报告时间已到时，石泉没有提出延长时间的请求，而是立刻拿起讲稿，向主持人与台下听众鞠躬后，迅速离开了讲台。
石泉爱生如子，对学生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喜欢在自家的书房里给学生上课，课间休息时，常让妻子送些水果、茶水、点心之类的“犒劳”；如果下课晚了，他担心学生回到食堂没饭吃，就留下学生一起吃饭。学生生病或有关学习方面的花销，石泉也都会力所能及地进行帮助。有一次，他的一位学生进行硕士论文答辩，因经费不足，石泉便自己拿钱增补进去答谢了几位校外老师，而且还不让他的学生知晓。
上世纪80年代起，石泉担任了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平日十分繁忙。但他对学生的培养没有丝毫懈怠，规定学生每周（后来改为半个月）汇报一次学习心得，形式不拘，对于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循循善诱。对学生期末写的读书札记，石泉也必认真批改，对于其中的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总是细心地用铅笔勾出，再写上自己的看法。对学生写的学位论文，从参考文献的核对到文字和标点符号的推敲，以及材料的运用和文章的组织，石泉都亲力亲为，指导学生仔细修改。
▲1988年11月石泉在楚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
石泉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中，培养了大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已成长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与骨干，取得一批在海内外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使武汉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之后的第四个具有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
文中图片均来自石泉著《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朱士光：《风范垂后世 学脉有传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
3.唐晓峰：《人格的诠释——追记石泉先生的青年时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第3期。
4.侯甬坚：《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
5.王克陵：《石泉先生与史学研究价值观一二》，《武汉大学报》第1050期。
6.徐少华：《良师益友 永远的楷模——追忆恩师石泉先生》，《武汉大学报》第1048期。
7.鲁西奇：《回忆恩师石泉李涵》，《中华读书报》2018年4月18日第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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