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益
男，1965年2月出生，祖籍江苏南通。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出版著作有《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六朝隋唐道教文献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等修订，2013年8月
司马迁《史记》创立“史表”之体， 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成就之一。虽然唐刘知幾对史表的内容在史书中的作用存有异议，但对史表的形式功能仍深为推崇，谓之“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1]至宋郑樵则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2]后世遂无异辞。《史记》十表之首为《三代世表》，其形式特征，汉人桓谭总结为“旁行斜上”。《梁书·刘杳传》载：
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3]
后人遂常以“旁行斜上”概括“表”体本色。其中，“旁行”即谓“横行”，亦即由右而左之“左行”。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文书〔画〕诚异，传理则同矣。”[4]中国古代书写以竹简为主要载体，遂造成文字“直行”，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文字迥异。但就史表而言， “直行” 、“旁行”并不是指文字方向，而是指意义的逻辑方向。表格与单纯的文字书写有所不同，它是一种二维结构的意义表现方式，因此必然形成经纬交织之体，经为“直行”，纬即“旁行”。
但“斜上”何谓， 前人均未明言， 仅宽泛认为所谓“旁行斜上”即“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于条贯而已”。如宋程公悦《春秋分记》“周天王内鲁外诸侯年表”所云：“余今表周鲁以及外诸侯，旁行斜上，年经国纬，以统其时。”[5]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汤秀琦《春秋志》提要：“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6]凡此云云，所解释的实为“直行”加“旁行”的表体二维结构，并没有回答何为“斜上”的问题。
理解“斜上”意义的关键，还在于桓谭“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一句。此语指出两个事实：一是《三代世表》而非《史记》其他九表“旁行斜上”；二是《三代世表》有所继承，乃效仿《周谱》而来。这一点刘知幾《史通·表历》已说得很清楚：“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 [7]以上两个事实中，后一个尤其重要。《三代世表》之所以效仿《周谱》， 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帝王继嗣世系的记载。世系记录，也是“谱”的原始意义：“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8]至汉时，古世谱之书当有不少，司马迁撰十表曾“稽诸历谱”，参考各种谱牒甚多，《史记》提及者即有《五帝系谍》、《春秋历谱谍》等。《汉书·艺文志》亦著录有《世本》、《帝王诸侯世谱》。
从今世之科学观点来看，记述继嗣或世系之“谱”，却并非是一种“二维结构”， 而是一种“树形结构”。“谱”的树形结构，乃由其专载“继嗣群”的性质所决定，表现为主干以下之分支所形成的扩展递进，瓜瓞绵延，可至无穷。以《史记》所述“五帝”为例，如果我们绘图表示，即为（虚线为世次不明）：
在表现功能及阅读效果两个方面，此类图示因其直观易晓，可以大胜繁文。后世家谱、族谱中，大多绘有树形图示（只不过绝大多数采用分栏形式而已），已可不论。早期世系著作，今唯《世本》尚存片羽，惜已无从窥其形式原貌。据诸家所辑佚文来看，《世本》大约有“帝系”、“王侯谱”、“卿大夫世”、“王侯”、“氏姓篇”、“居篇”、“作篇”、“溢法”等目[9]。梁启超曰“《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贵族之系牒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10]，所言略有不妥。“谱”非年表，“王侯谱”、“卿大夫谱”显与“帝系”相同，皆为记载世系之书。既载世系，无论是否绘图，都必然以树形结构为内在形式，不可笼统地划归二维结构的“年表之属”。
由此，桓谭所云第一个事实的核心也就非常清楚了：《史记》其他九表是“表”，《三代世表》实质上是“谱”（或表、谱之结合）。尽管《史记》行文中“表”、“谱”并用，又将其编纂成果统一在“表”的名目下，但并不意味着司马迁没有认识到“二维结构”与“树形结构”的不同。《史记》分十表为“世表”、“年表”、“月表”三个不同类别，即明显表露出此一认知。以表、谱为一物，当是马迁以后事，如郑玄《诗谱》实质是“表”，亦名为“谱”。后世史书中世系内容均称为“表”，惟家谱、族谱仍名为“谱”。清人赵翼谓《史记》“十表以系时事”，又谓十表均“防于周之谱碟”[11]，笼统宽泛，非尽事实，未能明白“表”与“谱”的实质差异[12]。
根据以上认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史记·三代世表》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没有完全照搬旧有谱谍，而是进行了创造性发明，在一个图示中同时表现了“世次”与“世系”：
首先，总体上以“旁行”与“直行”结合的二维方法，建立以“世次”为经，“世系”为纬的二维表格。
其次，每一帝王又以阶梯形式构成不同树形结构的“世系”。
再次，将夏、殷、周部分按旁行方向再次提出，即把接续“是为禹”的“帝启”和接续“是为殷汤”的“殷汤代夏氏”以及接续“文王昌生武王发”的“周武王代殷”，均予以“提行”，将第二栏以下原本的旁行方向改为朝左斜上的方向进行阅读承接，通过下文空白实现与第一栏的合并。
如下图所示：
孙德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其《古书读法略例》卷六《旁行例》有曰：“帝泄以下之直行，既帝禹提行，帝泄诸帝，乃夏之帝王世，而周属一格，讫于‘文王昌生武王发’，又恐其混杂，故旁行为直行耳。”[13]但孙氏仅道其一，未道其二。《三代世表》如此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夏、殷、周形成了另外的谱系，既要在一个表格中表现几种谱系，同时又要照顾到表格形式的逻辑性，并避免混乱，只有在大表中有规律性地嵌入小表。其中夏、商部分仅为“简单表格”亦即简单的线性世系（因为其分支谱系，史载本阙，《史记·三代世表》即云：“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而于周代部分，《三代世表》则另起一表以示世次及封建谱系。如此一来，《三代世表》的第一栏方向为严格的“旁行”，形成了从黄帝到“共和”的朝代、帝王次序表，第二栏以下示以各个时期的分支谱系，并与第一栏连通，总体上实现了“二维表格”与“树形图示”的完美结合。而其实现手段“提行”，当正是桓谭所谓“斜上”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论，“旁行斜上”就是一种“表”“谱”结合亦即“二维结构”与“树形结构”完美融合的逻辑表达方式。我们知道，中国文献载籍成熟较早，书面文字之外，亦很早采用图、表（谱）的方式，以图更好地反映内容。但在竹简为主要载体的时代，图表（谱）大都只能另著之于木版，所谓“左图右史”，虽可相辅相成，然颇易于离失。此后知识水平既有提高，加之帛与竹并行，图示、图表之属有了更好的书写载体，遂能不断进化[14]。从这个角度说，司马迁作为中国“二维结构表达法”和“树形结构表达法”的完善者，其知识史意义不容忽视。
注释：
[1]刘知幾：《史通·外篇·杂说上》（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2]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7年，第1页。
[3]《梁书》卷五十《刘杳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
[4]道世：《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之《游学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351页。
[5]程公悦：《春秋分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254页。
[7]刘知幾：《史通·内篇·表历》，第48页。
[8]郑樵：《通志》卷二十一《年谱序》，第406页。
[9] 陈梦家：《世本考略》，载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年，第192-193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12]赵生群谓“《史记》诸表都明显有别于谱牒的体例”（《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 2006年，第72页），将《三代世表》包括在内，亦有未安。
[13]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六《旁行例》，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本，1983年，第338页。
[14]《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还有一些“倒行”亦即用倒行文字表达某种特殊意义，也属于一种逻辑表达法。
原载《文献》2012年第4期
文｜赵益
责编｜虞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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