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津：试论《方言》和汉墓的分区特征与联系

试论《方言》和汉墓的分区特征与联系

朱 津

摘要：《方言》一书体现了西汉晚期的语言分布状况，通过对学界方言分区状况的梳理，本文采用其中的“十二分区”与汉墓分区进行对照。通过对两种文化分区的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区域格局上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时结合《汉书·地理志》的风俗分区对汉墓的分区重新进行了梳理。汉代语言和汉墓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基本都在西汉晚期形成了统一多样性的格局。

关键词：《方言》；汉墓；分区

《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学界大多认为该书为西汉末年扬雄所著[1]。该书描绘了两汉之际的语言分布状况，是中国第一部语言地理学著作。而墓葬是汉代考古中资料最为丰富的一类遗存，考古学界对汉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基本是以汉墓资料为基础。目前各地汉墓分期的体系已经建立，但随着汉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汉墓分区的面貌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其中西汉晚期是最能体现汉代文化面貌的历史阶段[2]，这种共时性为探讨两种分区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方言》和汉墓分区的面貌进行梳理和对比分析，就相关问题作浅显的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01

《方言》所见的分区

关于《方言》的成书过程，应劭《风俗通义·序》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於秘室。及赢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衙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3]由此可知，扬雄所著的《方言》是在周秦时期各地方言的基础上，通过调查访问而创作出的，《方言》中的时代特征既有周秦时期遗留下的，亦有西汉晚期的特征。

《方言》一书中对于地域的表述十分复杂，有学者统计共有三百零三种地名组合[4]。大致分为四种：第一，根据各地对字词的称呼不同，此类划分有较大的模糊性，有的特指区域较大，如自关而东，有的区域较为具体，如南楚、晋、齐等，有的是以流域命名，如河济之间、江湘之间；第二，《方言》中多见两地或多地并举的现象，常见的有“周郑韩”、“秦晋”、“齐鲁”等；第三，区域组合常见有“之间”、“之会”等词汇，如“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南楚江湘之间曰莽……周郑之间谓之公蕡”[5]，这里应该指的是两地相邻的一定区域内；第四，还有少量表示区域范围的词汇，如“之郊”、“鄙”、“之会”、“之内”等，如“眉，棃，耋，鲐，老也。东齐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棃，宋卫兖豫之内曰耋，秦晋之郊，陈兖之会曰耇鲐。”[6]“之郊”、“鄙”表示某一区域的外围，“之会”亦是指两地相交会的区域，但比“之间”较小。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多位学者对《方言》所体现的分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根据各地对某一事物的称呼不同划分为若干语言区。林语堂最早对汉代方言进行分区，并制定了分区的四条通则[7]：第一，甲地在《方言》所见次数多半为与乙地并举，则可知甲乙地方音可合一类，如秦晋；第二，甲地与某邻近地名并举之次数多于与其他方面临近地名次数，则可知甲地方音关系之倾向，如齐地和鲁地；第三，某地独举次数特多者，可单独划为一区，如楚、齐；第四，凡特举一地之某部，其次数多者，可别成一类，将该地分出，如南楚、东齐、北燕等。由此林先生将之分为十四区：（1）秦晋（2）梁及楚之西部（3）赵魏自河以北（4）宋卫及魏之一部（5）周郑韩（6）齐鲁一系而鲁亦近宋卫（7）燕代（8）燕代北鄙朝鲜洌水（9）青徐（10）陈汝颍江淮（楚）而荆楚亦可自为一系（11）南楚（12）吴扬越为一系而越尤近淮楚（13）西秦（14）秦晋北鄙[8]。此后的学者大体遵从这样的分区规则，罗常培、周祖谟运用了林氏的分法，将方言相似的区域做了一定的合并，分为七区[9]：（1）秦晋、陇冀、梁益（2）周郑韩、赵魏、宋卫（3）齐鲁、东齐、青徐（4）燕代，晋之北鄙，燕之北鄙（5）陈楚江淮之间（6）南楚（7）吴越。李恕豪在汲取各家方言划分方法的基础上，主要根据《方言》一书中所提供的方言词语的分布情况，采用“中心地区归纳法”，淡化语音的差异，并参照使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材料，划分为十二个方言区[10]：（1）秦晋方言区，包括梁益地区（2）周韩郑方言区（3）赵魏方言区（4）卫宋方言区（5）齐鲁方言区（6）东齐海岱方言区（7）燕代方言区（8）北燕朝鲜方言区（9）楚方言区（10）南楚方言区（11）南越方言区（12）吴越方言区。学界对于汉代方言分区的结果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各自掌握的标准有宽严之别和对《方言》地名实际所指区域的理解有广狭之异所致[11]。实际上以上诸位学者的分区是大同小异，主要的分歧在于巴蜀（梁益）、西秦（陇冀）是否和秦晋为一区。

前文我们谈到，《方言》一书所体现的语言风貌是在周秦时期的基础上再次整理而成书的，那么对于该书语言分区的渊源应追溯到战国至秦代。陇冀地区是早期秦族的发展之地，经过近年的考古发掘[12]，这一观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巴蜀地区在战国中期已被秦将司马错攻取，并实施了移民政策[13]。实际上，方言与风俗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4]扬雄著《方言》便同了解各地风俗有一定的关系。《华阳国志》载：“古者，天子有輶车之使，自汉兴以来，刘向之徒但闻其官，不详其职，惟闾与严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15]。《汉书·地理志》对各地的风俗有明确的分区，其中秦地便包括了陇冀和巴蜀之地，即“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雟、益州，皆宜属焉。”[16]

由此可知，学界颇有争议的巴蜀方言区和陇冀方言区从整体上是属于秦晋方言区的，但考虑到该方言区过于广大，以及区域的复杂性，暂且将巴蜀、陇冀列为次一级的亚方言区，那么本文将采纳李恕豪和华学诚的“十二区”分法。

02

汉墓的分区特征

文化分区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将史前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17]，分别为豫陕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此后考古学界对文化分区的研究逐渐成熟，邵望平将《禹贡》的九州同龙山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区相对应，并对《禹贡》所记的风土用考古资料进行印证，认为龙山时代所展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同《禹贡》的记载内容是基本吻合的[18]；李学勤将东周时代划分为七个文化区[19]，即：中原文化圈，即三晋两周地区；北方文化圈，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齐鲁文化圈，包括齐、鲁、宋和周边若干小诸侯国；楚文化圈，范围广大，包括部分楚国北部的周朝封国和南部的各方国部族；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圈；西南地区的巴蜀滇文化区；占据关中和西北地区的秦文化圈。从以上学者考古学分区的结果看，史前至东周时期文化区域范围没有大的变动，只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人口流动产生了一定的调整，因此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区面貌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随着历史的进程，各区之间的互动愈加紧密，共性的内容逐渐增多，文化区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但仍旧保留了较多各自的文化传统，如战国时期楚地具有特色的鸟架鼓、镇墓兽等；秦地别具风格的鍪、釜、蒜头壶等。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统一政策，区域文化的格局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但由于秦代存在时间短暂，这种文化格局的面貌至少到汉武帝以后才基本确立。关于汉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将全国的中小型汉墓分为十四区，分别为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幽燕地区、北方长城地带、东北地区、山东地区、苏皖地区、江汉地区、湘鄂（江南）赣地区、东南地区、岭南地区、川渝地区、甘青宁地区和西南地区[20]。

对于汉墓分区的主要标准，《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的分区是依据汉墓的地区分布及特征，同时充分参考了当时郡县以及十三州的行政区划、《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载之文化地理划分，并适当地考虑到自然环境和当今的行政区划，有便于各地汉墓叙述的考虑[21]。这种标准囊括了可能影响汉墓特征的各种因素，针对于整个两汉时期墓葬的分区是基本准确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是处在不断的嬗变过程中，这从史前到秦汉时期分区的结果中便可知晓，而影响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是政治格局的演进而带来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等。秦汉帝国的建立，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中央集权制的确立，“海内为一”的理念贯穿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移民[22]和对边远地区的武力征服屡见于史书的记载，随之带来的交通发展[23]，这些都极大地加速了文化的传播。目前各地西汉墓的分期大多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西汉早期（汉武帝元狩五年推行五铢钱以前）大多延续了战国晚期的文化面貌，中期（汉武帝后期至元帝之前）处于汉墓特征的转变时期，晚期（元帝至新莽以前）则基本确立了汉文化的面貌，因此对于汉墓特征最为准确的分区应选择在西汉晚期。

汉墓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还全面反映了人的精神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社会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24] 那么我们对于汉墓的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应当做进一步的分解，从而探究汉墓分区的具体标准。从《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各区汉墓的分期结果看，西汉晚期的墓葬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强的统一性，突出体现在砖室墓逐渐替代了以往的土坑竖穴墓，随葬品中以灶、仓为代表的模型明器组合已大范围出现，鼎、壶等陶礼器继续存在但已呈现衰落趋势，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日用陶器组合。其中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因素集中体现在日用陶器方面，如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流行大口圆肩罐、关中地区多见肩部模印图案的矮领罐、江汉地区为双耳罐、岭南地区常出土双唇口罐、吴越地区以原始青瓷罐最具特色。另外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导致了模型明器的形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以陶灶最具特色，关中地区流行马蹄形灶，中原地区多为长方形，江汉地区为曲尺形和长方形，长江下游地区多见船形，湘西的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双火眼灶，两广地区的陶灶设置有龙首形烟囱，并在灶门处伸出地台[25]。由此可知，对于西汉晚期分区的关键因素是代表着各地习俗、环境差异的生活用品和形制多样的模型明器。

03

《方言》所见分区与汉墓分区的对比

考古学文化通常和族群文化联系在一起，均是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区域内所创造的遗存。人类学家对语言和族群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论述，“虽然语言一般都很灵活、具有适应性，但是已经存在的术语还是有保留原样的倾向，以反映和揭示某个群体或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世界观。”[26]英国考古学者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提到：“毫无疑问的是，族群常常与语言区相关联，族群和语言的界限也常常重合。”[27]在汉帝国大一统的背景下，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东周时期的族群文化或多或少地在西汉一代有所保留，这种文化因素虽然不能完全与“族群”文化相对应，但从内涵上又具有“族群”文化的特性。由此可知，语言和墓葬的分区在本质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汉墓的十四分区和《方言》的十二分区相吻合的部分较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汉墓分区中的西南地区是指汉代西南夷之地，即如今的云贵高原一带，《方言》中基本没有涉及该地区的内容。我们以中心位置为基准，对二者进行比较，具体情况见下表：

《方言》与汉墓分区对照表

《方言》分区	汉墓分区
秦晋区	关中地区
	川渝地区
	甘青宁地区
	长城沿线地区
	中原地区
赵魏区
卫宋区
周韩郑区
楚区
	江汉地区
	东南地区
吴越区
	苏皖地区
齐鲁区
	山东地区
东齐海岱区
南楚区	湘鄂（江南）赣地区
南越区	岭南地区
燕代区	幽燕地区
北燕朝鲜区	东北地区

通过对照可知，两种分区在整体的格局上是基本相通的，其中南越区和岭南地区、燕代区和幽燕地区以及北燕朝鲜区和东北地区基本是相对照的[28]，以下将对分歧较大的区域逐一进行分析。

《方言》的秦晋区范围较大，对应了四个汉墓区域，以及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关中地区是秦晋区的核心，川渝、甘青宁地区同秦的渊源，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其语言相似是合理的，但从汉墓面貌上看，川渝地区在西汉晚期的本地文化因素依然浓厚，墓葬形制有木板墓、岩坑墓等，葬具为独木棺，随葬品有圜底罐。东汉以后该地区流行崖墓，地域特征依然明显，川渝地区在墓葬文化上可单独划为一区。甘青宁地区的早期墓葬文化因素复杂，具有羌、匈奴、月氏等族的特征，随着汉武帝取河西地、开湟中之后，该地区的土著墓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人墓葬，西汉晚期以后风格基本与关中地区相似，以青海上孙家寨墓地[29]体现得最为明显。长城沿线的状况与甘青宁地区相似，该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汉武帝攻取河朔，并大规模地实施移民活动之后开始的，东汉初年南匈奴归汉迁居此处，该地区汉人归于本土[30]。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墓葬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过程，西汉中期以后出现大量汉人墓葬，东汉早期之后汉墓数量急剧减少，其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与关中地区更为接近，如马蹄形陶灶、小砖墓等[31]。长城沿线地区具有特殊的区域文化格局，亦可单独为一区。

需要注意的是，《方言》中的秦晋区包含了汉代的河东郡一带，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将河东地区视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反映了这一现象。但至少从战国晚期开始，该地区已成为秦国的势力范围，并大量移民至此[32]。入汉以后，由于都城长安强大的辐射力，这一文化现象得以延续，河东地区西汉一代的墓葬面貌基本与关中地区保持一致。因此，西汉时期河东地区的文化分区应属于关中地区，并非学界所划定的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的情况最为复杂，对应着《方言》分区中的周郑韩、卫宋、赵魏和楚区的一部分。周郑韩区为中原的核心地带，大致相当于西汉时期的河南郡和颍川郡的北部区域。赵魏方言区包括汉代的河内郡和赵国的大部分区域，其中河内郡的墓葬文化大致与河南郡相同，而赵国区的墓葬面貌差异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汉初西汉王朝要求中央直辖郡县“奉汉法以治”的同时，允许或默认东方王国不用汉法，从俗而治[33]。赵地在西汉一代均为诸侯国所属，而魏地则是中央政权严格控制的司隶校尉部。在墓葬方面，赵地的墓葬形制在西汉晚期处于竖穴土坑墓向砖室墓的过渡阶段，而魏地自西汉早期便开始大量流行洞室墓，砖室墓在西汉晚期以后基本普及，两地相同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球体罐和长颈壶，这应该便是两地同俗的内容之一。从墓葬分区方面，赵魏区应分别看待，魏地划为中原地区，赵地或单独为一区，亦可作为中原地区和幽燕地区的过渡地带。

卫宋区在《方言》一书中单列的次数并不多，基本和周边的地区并举出现，包括晋、魏、鲁、楚等，因此在区域划分上并不明显，存在较大的模糊地带。西汉时期的东郡、梁国、陈留郡部分地区为其主要分布区，这一区域内西汉晚期的汉墓资料发现不多，淇县大马庄[34]和黄庄墓地[35]包含有数十座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墓葬，墓葬形制与河内郡类似，且均流行罐形仓。梁国和陈留郡缺乏西汉晚期的墓葬资料，因此卫宋区很难确定在汉墓分区上属于哪一区，暂将卫宋区作为相邻几个汉墓区的融合地带，同时更接近于中原地区。

《方言》中的楚区范围较大，其中“北楚”在书中指的是“陈、汝、颍和楚之北郊”，即西汉的颍川郡南部、汝南郡、南阳郡和陈留郡的部分等地，华学诚统计出楚方言地名出现的频次为204次，其中北楚方言内的地名有84次，而北楚的地名与韩地在方言并举的频次仅有13次，与魏地并举31次，说明该地区在语言分区上属于楚地，同时和中原一带的韩地和魏地有一定的关系[36]。而《汉书·地理志》的风俗分区却将“北楚区”划为韩地的一部分，即“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37]近年陆续公布了一批位于汉代颍川郡的墓葬资料，如禹州新峰墓地[38]、平顶山黑庙墓地[39]等，两处墓地的风格类似，西汉中期以空心砖墓为主，晚期逐渐向小砖墓过渡，生活用器常见矮领圆肩罐和高领罐，这些特征与河南郡十分相似，因此“北楚区”的偏北部地区在墓葬分区上应属于中原地区。南阳郡是“楚之北郊”的重要组成，该地区的墓葬风格是对楚、秦和韩等地文化的充分融合[40]，但墓葬形制和中原地区差别较大，几乎不见有空心砖墓，西汉晚期的中小型墓或为竖穴土坑墓，或为竖穴砖室墓，整体特征与江汉地区更为接近，因此南阳郡应归属于汉墓分区中的江汉地区更为合适。

楚区和南楚区分别对应汉墓分区中的江汉地区和湘鄂（江南）赣地区没有太大的问题。《汉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了楚地风俗区的范围，即“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 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这三种文化分区基本可以对应。对于南楚独立于楚区之外，汉墓中也有较多的反映，如长沙国一带流行的阶梯式墓道和双墓室，生活用品类自西汉中期以后同岭南地区有较多的交流，如五联罐、四耳罐等[41]。

对于汉墓分区中的苏皖地区，本文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对照《方言》一书的描述，徐州一带被划为齐鲁区，如罗常培和周祖谟的分区[42]，林语堂更是用“青徐区”代表了齐鲁方言区[43]，《汉书·地理志》中描述了鲁地的风俗区范围，“鲁地，……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44]。刘尊志对徐州地区的汉墓做了系统的研究，认为该地的墓葬风格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与该地在西汉时期是帝乡有一定的关系，与之最为接近的是鲁南地区，而与苏北地区则具有较大的差异[45]。因此，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墓葬风格归属于山东地区更为合适。

吴越区所对应的汉墓分区包括东南地区和苏皖地区的一部分，《方言》中对于代表吴方言的地名与楚并举的次数有21次，而表示吴越方言的地名实际出现的次数共有53次[46]，突出说明了吴与楚的方言有密切的关系，这应该与该地在战国中期以后长期被楚国统治有关。两地的汉墓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漆木器是随葬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均见有印纹硬陶罐等。《汉书·地理志》中亦有“本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47]的记载。《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归纳了东南地区汉墓的特征，“北部地区与长江下游一致，南部与广东地区相同”[48]。《方言》中对于南越和吴越方言区的记载相对较少，南越基本为独立的方言区，与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并举的现象，描述东瓯、瓯以及东越的次数也仅有4次，其中有3次与吴越方言区内的地名并举，说明这一区域的风俗面貌更接近于长江下游地带。由于东南地区南部的汉墓资料过于缺乏[49]，其区域归属则需要更多考古工作证实。

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齐鲁区和东齐海岱区各自独立成为一区，说明二者的差异性远大于共同性。实际上汉墓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山东地区的西汉墓可划分为三个区，分别为鲁北、鲁南和鲁东，其中鲁北和鲁南有一定的共性，即西汉中、晚期流行的砖椁和石椁墓同其他地区均有较大差异[50]。鲁东地区的汉墓特色鲜明，突出表现在积贝墓、土墩墓和施釉硬陶等几个方面[51]。其中积贝墓是区域特色，土墩墓和施釉硬陶在吴越地区亦有较多发现，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但不能忽视的是该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砖椁墓和土坑墓，墓中出土的平底壶和陶罐则与鲁北和鲁南地区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山东地区的汉墓可单独为一区，同时存在三个亚区，其中又以鲁东地区最具特色，这与《方言》分区的内容是基本吻合的，只是在划分标准上具有差异性。

综上所述，《方言》、《汉书·地理志》中所展现出的分区面貌同汉墓分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对学界现有的汉墓分区提供了新的思考，对于汉墓的分区研究应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墓葬是礼制和习俗物化体现的综合体，影响汉墓区域文化面貌的因素较多，包括汉王朝在各地区的统治模式、大规模的移民、历史渊源以及地理环境等，而方言的分布范围是由固定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明代古音学家陈第所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52]这正是《方言》分区和汉墓分区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04

余论

汉代的区域文化格局是随着大一统的进程不断地演进，各地汉墓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西汉晚期以后地方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少，文化的一体性成为发展的主体，具体体现在砖室墓和模型明器等方面。周振鹤从风俗地理的角度论证了“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的过程，认为这一过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在西汉晚期[53]。语言方面亦有类似的发展过程，从春秋时期开始，至少周、郑、曹、许、陈、宋、鲁、卫、齐这一广袤地区有了区域的共同语。到了战国时期就发展成为黄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的共同语了；西汉时期，由于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各地方言在语法方面更趋于接近，汉族的共同语言应当开始形成[54]。由此可知，汉墓和语言所展现的文化面貌，均呈现出相似的现象，即统一性的主体下同时又存在着多样的地域特征。

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KG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16）

作者简介：朱津，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郑州450001）校聘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考古研究。

注释：

[1]  《方言》的书名最早在应劭集解《汉书》中提及，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中也称这部书为《方言》。西晋郭璞对该书做了注本，南宋学者晁公武和洪迈分别在《郡斋读书志》和《容斋随笔》中提及该书在当时的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今天所见的最早版本为南宋李孟传刻本，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近代为《四部丛刊》所收录并沿用此书名，周祖谟又做了校订和笺注，认为该书虽不能确定是否为扬雄所著，但其内容是描述了两汉之际的语言分布状况，见《方言校箋·自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页。

[2] 汉代考古学的文化面貌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前期保留着大量的周代文化因素，后期则形成了典型的汉文化。相关论述见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0-185页。

[3]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页。

[4] 丁启阵：《秦汉方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5] 周祖谟：《方言校箋》，第19页。

[6] 周祖谟：《方言校箋》，第6页。

[7] 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8] 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第16-40页。

[9]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72页。

[10] 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6-38页。

[11]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12] 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13] 《华阳国志·蜀志》：“周赧王元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卷三，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94页。

[14]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15]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卷十，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708页。

[16]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第1641页。

[17]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8]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7页。

[19]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19页。

[22] 赖华民：《论秦汉移民及其特点》，《四川大学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3卷第4期。

[23]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4] 韩国河、柴怡：《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西部考古·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25] 朱津：《论汉墓出土陶灶的类型与分布特征》，《中原文物》2015年第2期。

[26] 威廉A.哈维兰、哈拉尔德E.L.普林斯、邦尼·麦克布莱德、达纳·沃尔拉斯著，陈相超、冯兰译：《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27]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28]南越区基本和汉代的交趾刺史部相对应，北燕朝鲜区与辽西、辽东以及朝鲜四郡相对应，但限于今越南和朝鲜国的资料限制问题，暂无法全面讨论两地的分区问题。

[2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30] 汉武帝时期，“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西汉）司马迁：《史记·平淮书》卷一百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9页；东汉光武帝时期， “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南朝·宋）范烨：《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8页。

[3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墓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2]《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二年，……河东为九县。”

[33]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4]河南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淇县大马庄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35]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鹤壁市文物工作队：《淇县黄庄墓地II区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36]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第92-93页。

[37]（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第1651页。

[38]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许昌市文物工作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禹州新峰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39]河南省文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平顶山黑庙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徐承泰：《南阳秦汉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其历史诠释——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个案进行的考察》，《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

[4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42]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第72页。

[43]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第16-40页。

[44]（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第1662页。

[45]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8-119页。

[46]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第94-95页。

[47]（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第1662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481页。

[49]目前该地区公布的汉代墓葬资料基本集中于西汉前期，即东越国和东瓯国时期，缺乏西汉中晚期的资料。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441页。

[51]王秀伟：《山东东南沿海汉墓的初步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52]（明）陈第：《读诗拙言一卷》，《丛书集成新编》第4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年，第246页。

[53]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

[54]周祖谟：《汉语发展的历史》，《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