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同时也是张颔先生诞辰10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将举办系列学术纪念活动。考古汇特推出“纪念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暨张颔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宣传文章，内容涉及侯马盟书及张颔先生等，以兹纪念。
侯马盟书的发现
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马新建电厂，选址在侯马晋国遗址范围之内，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工作。探明该厂区占地范围内共有长方形竖坑四百余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开始发掘工作，十二月九日这一天中午，在编号为十六的坑中出土六十片玉、石片，上有用毛笔朱书的文字若干，经张颔先生、郭沫若先生初步研究判定，为春秋时期晋国的遗物，是当时晋国盟誓的盟书。后续的不断发掘，在发掘的三百二十六个坑中，四十四个有盟书出土，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结束，共出土盟书一千余件。后来的《侯马盟书》及各论著中所谓的五千余件，数量错误。这一千多件盟书中有少量为墨书，所有盟书等文字内容均写在圭形、璜形、璋形、圆形等形状的玉、石片上，还有一些是写在玉器制作剩余之边角料及鹅卵石上，后来把这些写在玉、石片上的文字材料称之为侯马盟书，时间距今约两千四百余年。
古代盟誓之礼与侯马盟书的性质
盟书，其实在传世典籍中被称为载书。《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大尹谋曰：‘我不在盟，无乃逐我，复盟之乎？使祝为载书。六子在唐盂，将盟之，祝襄以载书告皇非我’。”《左传·襄公》十年：“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据上引文献可知载书是作于行盟之前的文字。那么为什么叫载书？又如何行盟誓之礼？根据《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根据上述材料可知，盟誓前，先掘坎、杀牲，将盟约之辞书写于玉、石片上，举行对天神等自然神或先祖先君祭祀之礼，参盟人将牲血含于口中，即所谓的歃血，向神灵宣读盟辞以表发誓，礼毕，将所有参盟者宣读之盟书加于牲体之上，埋于坎中，故亦将盟书称之为载书。
同时根据史料可知，盟书不止一份，一般一式两份或几份，同辞而书于玉、石片上，歃血宣读之后的盟书，加于牲体上而埋之者为正本，其他均藏于盟府，以作盟约形成后盟主对参盟者的监证，称之为副本。《周礼·司盟》“既盟者二之”，注云：“二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又《吕氏春秋·诚廉》述武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于四内，皆以一归。”此虽为秦始皇时追述殷、周间故事，但可证载书或有数本，其一埋于坎中，其余为副归藏于盟府。那么，今天发现的侯马盟书就是当时盟誓时埋于地下的正本，盟辞之前还要冠以参盟者人名，内容要求参盟者必须按照什么去做，不允许做什么等，否则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盟书的性质其实就是通过神与人的力量对同盟者进行约束监管，以达到其共同的理想与目的。
至于盟誓用牲，一般根据盟誓的级别和环境条件而定，常规为“诸侯用牛，大夫用豭”。《礼记·曲礼下》正义曰：“盟牲所用，许慎据《韩诗》云：‘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鸡。’”侯马盟誓遗址所发掘的三百二十六个坎中，有二百五十九个坎中有牲体，绝大部分牲体为羊，或有少量牛、马，在坎八中发现鸡骨，但未发现有犬、豕之牺牲，还有六个坎中只有盟书，没有牲体，这说明侯马盟书盟誓之用牲和盟礼与典籍记载是不相吻合的。在典籍中关于盟誓的级别与用牲上也有例外，如《史记·晋世家》述悼公：“至降，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这种盟誓级别和用牲的紊乱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还有一种情况，牺牲是不宰杀的，采用活牲祭祀，盟誓后连同盟书一起埋入坎中。如《谷梁传·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注云:”所谓无歃血之盟”。侯马盟誓坎中，有的牲体颈部拉长，头部高昂，呈挣扎状，特别是以羊牲最多，可见，在当时的侯马祭祀、盟誓中已有这种现象。
侯马盟书的性质，即侯马盟书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原因如何？我们知道，春秋末期晋国衰落，即所谓的“六卿强，公室卑。”侯马这批盟书据张颔先生研究，主盟人正是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中的执政卿赵鞅，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就是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相争，直至四卿并立，在此期间，赵鞅所代表的赵氏宗族实力日渐强盛，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遂用家臣董安于和尹铎修筑晋阳城，赵鞅经营晋阳后遇到了一次赵氏宗族内部斗争，即晋定公十二年，赵鞅讨伐卫国，获得卫国进贡的五百家，返途中暂安置在同宗邯郸赵午处，三年后，赵鞅要求赵午移交其五百家，将迁置于晋阳，结果赵午迟迟不还，于是赵鞅大怒，“召午而囚诸晋阳”，接着就杀了赵午，随即赵午之子赵稷发动了叛乱，这时又因范氏、中行氏与邯郸赵氏有姻亲关系，故范氏、中行氏与邯郸赵氏一起谋反，是年秋，联兵将赵鞅打败，于是赵鞅从降都逃奔于晋阳，从此赵氏内部斗争拉开序幕。不久赵鞅因韩、魏向晋定公请求，使赵鞅返回降都，“侯马盟书”就是赵鞅所代表的赵氏集团在侯马为了团结更多的赵氏及智氏等，与敌对势力进行长期斗争而举行盟誓的产物。
侯马盟书的学术研究
自从郭沫若提出这些文字材料为盟书的论断后，为侯马盟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张颔先生根据盟书中的不同内容将其分为六大类，即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其它类。其中宗盟类根据被打击对象人名的不同和多少等内容又分为六类，诅咒类据内容的差别又分为两大类。
张颔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侯马盟书》，通过对盟书篇章的释读，特别是利用《宗盟类一》16:3篇中的时间、月相与古历书对照，结合历史文献综合考证，认为侯马盟书就是春秋末期，三家分晋之前，即公元前四百九十六年赵氏宗族内部以及赵鞅与范、中行氏激烈斗争的产物。
《侯马盟书》问世后，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侯马盟书》的出版，学术界对这批文字资料争相研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或还在争论之中。这是由于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的一种官方文书，盟辞内容非常特殊，再则，关于盟誓，在后世文献中虽有零星记载，但内容十分简单，且与盟书盟辞多不吻合，再加上盟书有些文字模糊难辨、异形繁多、假借严重、繁简杂侧及讹变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和辞义的释读至今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尽管问题存在，但盟书研究成绩斐然。直到今天，有关侯马盟书研究的文章多达一百一十余篇，均从材料公布、释文释义、盟誓制度、历法数术、时代及主盟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侯马盟书发现五十五年来的研究成果。
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
1、侯马盟书文字的运笔。盟书的运笔，均为露锋下笔，形状有圆有方，无任何刻意安排之迹。一般表现为起笔重，收笔轻，整个笔画由粗变细，形状正似古人所谓的“钉头鼠尾”。从字形和笔画的形状分析，书写速度是比较快的，但笔画刚劲率意，有的笔画由于玉、石质地光滑且行笔较快，而出现“回钩”现象。如“不”作
2、侯马盟书的文字结体。盟书文字基本继承了西周金文的结构特征，但又受春秋文字构形混乱的影响，出现大量的异形别构。现将盟书文字形体特点大致总结如下：
① 偏旁随意增损。盟书文字在有的形声字中追加与该字意思有关联的义符，这在古文字发展中是合理的，但有的所增加的义符与该字义毫无联系。还有的文字随意进行简化，不考虑与其他文字相混淆的不合理性。如“趙”省写作“肖”，这种现象在春秋或战国时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东汉刘向整理《战国策》时，曾发现册文中的一些字在写法上混乱不堪，以为脱落或笔误所致，有云：“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现在侯马盟书中“以赵为肖”者多达五十余例，可知并非“脱误”，而是当时文字的一种特有用法。所以，三晋古玺中的姓氏“肖”亦可能是“赵”。
② 部件讹变，繁简杂侧。许多字形讹变过甚，部件繁简不定，若不是因辞例相同，很难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字，如“弁（变）”字作
③ 随意美化，信笔涂点。在文字中任意增加饰笔或””饰件，以达到美化和补白、平衡对称等作用。
3、侯马盟书的文字使用及书法艺术：盟书文字在风格上可分为两类，一种工整娟秀，一种粗犷豪放，从不同的篇章和文字风格中可以看出，盟书书写并非一人一时所为，当出自不同的“诅祝”之手。虽书写急促，但行文潇洒自如。整篇文字的章法如“乱石铺街”，且挪让有致，外肆而内敛，整体浑然，表现出当时文字仍存的一种正大气象。从先秦文化、文字及书法的整体方面考察，侯马盟书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墨迹，也是发现最早使用标点符号的文本。绝大部分文字笔法、结体清晰可辨，是我们了解先秦书法、学习古文字最好的范本资料。张颔先生在病重期间仍不忘对笔者嘱咐：“你在古文字研究上小有成绩，一定要为山西多培养一些年轻的古文字人才，侯马盟书是先秦时期很重要的一批文字材料，除了在古文字、考古、历史学上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外，也可以作为书法发扬推广，是一个很好的书法品种……”。但由于受盟书体例所限，篇章内容相互重复，文字形体虽然在总数上可达一千七百余例，但单字只有三百余字，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字今天已不再使用，故用盟书文字在今天书法的创作上局限很大，这当是我们今天侯马盟书书法艺术发展的主要障碍。
侯马盟书宗盟类四（一五六：八正）
选自二玄社《简牍名迹选·10》
对于盟书书法，我们以为创作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古文字知识，而这一点今天的学书者多数缺乏，光靠查字典堆积字形是不行的。笔者曾参加过两次全国性的“侯马盟书书法”大展赛的评审工作，发现大部分作者在书写上和形式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问题是用字，遇到盟书中没有的字，绝大多数创作者使用楚简文字，其次是利用甲骨、金文、《说文》小篆等形体，更甚者则利用楷书形体进行拼凑，极不协调，这都是不可取的。这一现象也可能是全国先秦文字书法创作中的一个通病，都是会影响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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