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给年轻学者和在读博硕士生提供学习、研究汉语史的经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约请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十五位学者（出生于1970-1980年前后这一时间段）作了访谈，作为“汉语史研究系列访谈”的第一辑。本次访谈设置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受访者可斟酌回答，不拘详略。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对本次访谈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衷心感谢为访谈问题出谋划策的各位年轻朋友！
郑贤章 教授
个人简介
郑贤章，男，1972年生，湖南南县人，文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汉字、佛经语言文字、古代辞书研究，已出版专著《〈龙龛手镜〉研究》《〈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郭迻经音〉研究》《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等。
请介绍一下您求学、研究的经历和治学领域。
我出生在湖南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籍在湖北监利，上个世纪50年代监利发大水，父亲逃难至湖南，后来就在湖南安了家。家里很穷，从小我们就需要干农活，放牛、喂猪、砍柴、插秧、扳禾、挖红薯、搬鱼、摘棉花、纠把子，样样都干过。跳出农村，吃上国家粮，成了我那时读书求学最大的动力与梦想。初中升高中时，成绩达到了师范类中专线，吃国家粮的梦想本可就此实现，然而面试时尽管自我感觉不错，但最终没能录取，只好去了县一中读高中。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读中专竞争非常激烈，没有一定背景，要录取还真不容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高中期间非常勤奋，但因数学成绩不好，心想能考上大专也就满足了。不曾想，1991年国家启动高考“三南改革”，湖南、海南、云南三省将过去高考的文理科分组变为文史、理工、医农和地矿四类，每类只考4门。我选择的是文史组，竟然不需要考数学，就这样我比较幸运地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那时读师范，学费、住宿费等全免，每个月学校还发给我们50多元的生活费，感谢那个时代，让我们这些农民子弟能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期间，我比高中还刻苦，寒暑假基本上没有回去，1995年保送本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8年毕业留校，1999年考取本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2002年毕业继续留校任教，2005年进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工作，2007年出站。我的大学求学经历比较简单，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但这中间有很多个“意外”。高考填报志愿，本想读历史，却被调到中文；读本科的时候，早早就准备报考法律方面的研究生，没有想到大四时获得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机会；选择读研的方向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古代文学，没想到录到了古代汉语；硕士毕业那年本想报考外校的博士，没想到本校的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同年获批，学位点的几位先生说，你就不要报考外校了，报考我们点的首批博士吧，首批有“历史意义”，随后我就成了我们学校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古代汉语方向的第一位博士，同时也成了文学院招生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中的一员。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意外”，我深深感觉到命运有时是不可抗争的，因缘而起，随遇而安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读研期间，导师李维琦、蒋冀骋先生要求我们多读上古文献，多读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论著，打好基础。毕业论文我选择了《汉书》颜师古注作为研究对象，得到了导师的鼓励与肯定，感谢那个时代，没有手机等电子产品，我们每天可安安静静地呆在图书馆、教室看纸质本文献。读博期间，我开始时选择汉文佛典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后来发现题目比较大，短时间内难以完成，转而选择以收录汉文佛典疑难字为特色的《龙龛手镜》作为研究对象。从事博士后工作，我选择了另外一部以收录汉文佛典难字为主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可洪音义》）作专书研究。近20年来，我主要从事写刻本汉文佛典语言文字、历代字韵书研究。
目前正在从事什么研究？
将来有何科研规划？
目前，我主要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历代汉文佛典文字汇编、考释及研究”开展研究。这个课题规模比较大，源自于读博时的想法，那时能获得的汉文佛典文献比较有限，时间不够，时机也不成熟，现在条件好多了，也有时间来认真完成20年前的这一想法。至于将来还有什么研究计划，目前还没有细想过，也许一辈子都会深耕在佛经语言、近代汉字研究领域，也许搞完这个课题，再另起炉灶，一切随缘。
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哪几位）？
“学贵得师”、“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在我求学、研究的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三位导师。
李维琦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在本科期间教过我“音韵学”选修课，是我从事古代汉语研究的启蒙老师，我后来从事汉文佛典语言文字研究也是直接受先生的影响。李维琦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涉及训诂学、修辞学、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方言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学术著作有《修辞学》《古汉语同义词修辞》《祁阳方言研究》《中国音韵学研究述评》《佛经释词》《佛经续释词》《佛经词语汇释》等，还整理点校过《经传释词》《国语》《战国策》《公羊传》，注释翻译过《谷梁传》《国语》《左传》等。李先生是那种真正把治学当作快事而“不知老之将至”的学者，如今年近90高龄，仍笔耕不辍，2017年还出版了《周易古经易解》，发表了考释甲骨文的论文，现在还有两部有关佛经语言研究的书稿待出。李先生既重视传统小学，又善于借鉴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曾引进苏联的同义学说，致力构建一个古汉语的修辞学新体系，是“湘派修辞学”的代表人物。李先生重视新材料的挖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利用佛典语料开展汉语史研究，是佛经语言研究，尤其是佛经词汇研究的代表人物。
李先生教导我们，为学要善假于物，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往往可事半功倍。李先生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时代的变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特别强，9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创立了一套能快速输入汉字的输入法，建立了可检索的包含56部佛经的语料库，利用这个语料库，他先后撰写了《佛经释词》《佛经续释词》。我最初就是从先生的这个语料库接触到佛经，然后阅读纸质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的。
李先生常常为我们讲教研室前辈学者杨树达、周秉钧先生是如何治学树人的，做学问既要有面，也要有点，要以点带面。杨树达先生以《汉书》为点，写出了《汉书窥管》，其甲骨文、金文研究，其语法、修辞研究大量引用《汉书》作为书证，周秉钧先生以《尚书》为点，写出了《尚书易解》，其《说文》研究，其训诂、词汇研究也常常引用《尚书》为证。前辈学者的这一做法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希望通过专书的研究来逐步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
蒋冀骋先生是我的硕士、博士导师，本科就教过我们“古代汉语”。蒋先生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广，涉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汇学、敦煌学、语法学等多个领域，学术著作有《说文段注改篆评议》《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近代汉语纲要》《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敦煌文书校读研究》《敦煌文献研究》等。蒋先生带研究生，是不指定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的，不要求学生跟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致，要研究生自己从读书中发现问题，寻找研究对象，给了学生充分自主研究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其所带学生不拘一格，从事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词汇、方言研究的都有。蒋先生强调研究必须有创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篇文章必须有自己的心得，不能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东西。蒋先生鼓励学术争鸣，曾在书中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学术是公器，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助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求学期间，每次向先生汇报读书体会时，先生问的最多的是读这本书发现了什么，这本书有什么问题没有。先生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增强我们读书时的问题意识，这方面的训练对我们的求学之路影响很大。学问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看你能发现多少问题，能解决多少问题。
吴金华先生是我的博士后导师，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是一位纯正的学者。先生毕生致力于《三国志》的整理与研究，将专书研究做到极致，同时又不拘泥于此，专精与广博融合，材料与理论并重，为中古汉语研究，乃至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先生治学极为严谨，有一次，《古汉语研究》要刊发先生的一篇论文，编辑文章的过程中，先生10余次告知编辑部，文章要改一下，还要改一下，直到编辑部告诉先生文章胶片都已出来，实在不能再变动了，何况文章并无质量问题。
三位先生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爱生如子的高尚境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令我们终身受益。求学路上能遇到一位上面提到的先生就非常幸运了，我是幸运中的幸运者，成了三位先生的学生。
在求学、研究的路上，对我影响较大的著作除了三位导师的，还有许慎《说文解字》、颜师古《汉书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杨树达先生的《汉书窥管》、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训诂丛稿》、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杨宝忠先生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等。这些书都是语言文字学名著，我大都精读过，有的还读过几遍。它们或为我指明了研究方向，或为我提供了材料，或为我打开了研究思路，或为我提供了研究理论与方法。
如何发现并确定一个体量合适、有持续性的题目作为中长期研究对象，博士论文以外又如何拓展研究领域？
作为学生，要认真对待求学路上的每一个阶段，学位论文的选题至关重要，要尽量做到硕士论文经过修改扩充后能出一本书，博士论文能出一本书，如果读博士后，博士后出站报告能再出一本书，如此，基本上可以在学界立足了。要知道，学位论文有导师、学位点老师的指导，有外审专家的评审，还经过了公开的答辩，能通过，大多数质量还是有保障的，自己的研究水平如何是可以从中得到体现的，不少学者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就是其学位论文。
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学生学位论文写得不错，但写完后题目就再没研究空间，算是写死了，毕业后只能重找题目，另起炉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频繁地更换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学问难以做得精深。如何发现并确定一个好的可持续研究的题目，这跟每个研究者自身的经历与条件有关，读了多少书，读了谁的书，导师是谁，思维习惯怎样，性格如何，经济条件好否，这些都会影响自身在选题上的判断。以下几个方面，我个人感觉在选题时是需要考虑的。
要重视所选材料的量，一般来说，某类材料现有或预期发现的量大，其可供持续研究的时间会相对长些；要重视所选材料的质，有些材料虽然体量大，但可供研究的语言文字问题少，这也会影响研究的持续性；要重视所选材料的新，新的材料往往是学界没有或很少研究过的，你发现并拥有了这样的材料，是比较容易出成果的。如果一种材料数量大，语言文字问题多，又是新发现的，其必然会推动语言文字研究走向新的繁荣。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敦煌写本文献的发现，对100年来的语言文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是不是某种材料数量少又不是新的就不能作为研究对象了呢？也不尽然。不断学习新的理论，掌握新的研究方法，这也是让题目能持续研究下去的一种途径。同一种材料，同一个语言文字现象，如采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解释。掌握了某种或多种理论与方法，并能娴熟地运用的话，就可以将自身的研究从这种材料延伸到另外一种材料。如此，可能会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材料和理论都很重要，但硕博士研究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限内对熟悉材料和掌握理论常常觉得顾此失彼，您对此有何建议？
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材料与理论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材料是问题的源泉，也是解决问题的依据，理论可以帮助发现问题，也可以用来指导解决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提供逻辑推理的依据。每一门学问都有其必须阅读的材料和需掌握的理论。具体到汉语史的某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两者的权重可以有所不同。读研期间，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根据导师的指导，选择性地阅读材料，选择性地掌握某些理论。不贪全，但求精。在基本的专业知识具备后，钻研材料可写出好文章，重视理论也可写出好文章，将两者结合更能写出好文章，不必在两者之间过于纠结。研究时不唯材料而堆砌材料，也不唯理论而空谈理论。
对初涉汉语史学习和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来说，您觉得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读研期间，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哪些素养是应备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导师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学术训练方面，我们读研的时候，上文字课，导师要我们熟读《说文解字》，学写书中小篆，掌握常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和本义。上音韵课，导师要我们把《广韵》3800多个小韵填入他设计的声韵调表中，以此来熟悉反切上下字，了解类隔、重纽现象，了解声韵之间的配合等。上训诂课，导师要我们读《读书杂志》，读的时候不要急于看王念孙的论证，先看自己能不能发现他所要考证的那句话中的问题，问题发现了，自己试着去考证，看自己的论证与王念孙的有什么不同，差距在哪，通过这种方式来熟悉了解王念孙的训诂方法与训诂思想，培养问题意识。搞词汇研究、语法研究的也会有相应的学术训练，我们可多读一些这方面的名家的论著，从中学习借鉴一些他们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学术素养方面，做学问要树立问题意识，读书要有目的性，不只是简单地去记忆书中的知识与内容，要善于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举一反三，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及时用本子把它记下来，也许今后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做学问要有恒心，吃得苦，耐得住寂寞，要见贤思齐，取长补短，懂得包容。
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如果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必然面临发表论文的问题，在论文选题、撰写、投稿及提高命中率方面，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我们那时读研，导师强调先多读书，把基础打好，不要急于发文章，积累多了，发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时代变了，“述而不作”对今天的研究生来说似乎行不通了，不发文章，毕业、就业乃至生存都会面临困难。以前导师只需负责指导学生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现在还要指导学生如何投稿，如何提高命中率。估计学生并不想这样，导师更是无奈。投稿命中与否，与稿件的质量有关，也与研究的领域有关。一般来说，研究语言的比研究文学的难发文章，研究汉语的比研究外语的难发文章，研究古代汉语的比研究现代汉语的难发文章，研究传统小学的比研究现代语言学的难发文章，这都是由刊物的多寡及其办刊的导向决定的。有一次我推荐一篇文字学方面的文章到某C刊学报，学报的编辑一看，好多字显示不出来，需要造字，或者要用图片字，他立马跟我说，这无法刊登，刊登出来会影响学报的整体美观，再者这样的文章又会有多少引用率啊。听后，我不再说什么，转头就走了。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好文章，因为能发表的刊物太少，很难在有正式刊号的期刊上刊发，只能发表在以书代刊的杂志上，而以书代刊杂志上的论文在大多数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绩效考核时是不认可的。这样的现状严重影响了学生投身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与持久性。我们的硕士、博士生如果决心以学术为任，就要面对现实，沉下心来，板凳甘坐十年冷，先扎扎实实把专业知识学好，多读名家论著，密切关注学术动态，把握学术发展趋势，咬定青山不放松，围绕着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耕下去，持之以恒。要善于思考，勤于写作，敢于投稿，不怕失败，屡败屡战，直至成功。投向期刊的论文，要注意学术规范，行文格式要符合期刊的要求。一篇文章完成后，自己可先问问自己，文章研究的是新材料吗？是学界关注重视的问题吗？论证时利用了新的材料没？有没有纠正前人的观点或者提出前人没说过的新的观点？论证是否采用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这些问题肯定性的回答越多，论文的质量就会越有保障。此外，不同的刊物，其办刊的宗旨不同，对稿件的喜好也不一样，投稿前，需要充分了解拟投刊物的用稿取向。这个可以从该刊物已发的文章去分析判断。
网络上传说的高校青年教师“007”的生活模式有点夸张，但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生活压力大，这是事实。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的。青年人有点压力不一定是坏事，生活过早安逸了，对学术的兴趣也许就会减退，毕竟人也是有惰性的。如何将压力变动力，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要想尽办法保持对学问的热爱，如何保持，时常有获得感非常重要。在读书中要不断去发现问题，在研究中要不断去解决问题，不管问题的大小如何，不管问题的价值大小如何，学有新获，研有新得，兴趣才不会消退。有了研究的兴趣，研究就会变得相对轻松，你会发现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忘记了疲惫。当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适当地锻炼身体。在忘我的工作状态下，坐久了身体最容易出问题。学问重要，但不是生活的全部。每天能抽出一些时间搞户外锻炼，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像我一样，喜欢宅在家里，不喜欢户外运动的话，那就听听音乐放松放松。我有一个习惯，喜欢做饭菜，常把做饭做菜当作是一种运动，一种乐趣，一种修炼，有时发现这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让家人高兴，自己也得到了锻炼，时不时还有点成就感。在这样的心情下，去做点学问，不亦说乎?
请问您进入汉语史专业的初衷是什么？一路走来，您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变化？您对汉语史研究有何展望和期待？
当初读古代汉语研究生，不是出于热爱，而是纯属“意外”，如果家里条件允许，我也许会放弃保送去考法律的，现在看着书柜里的法律书上密密麻麻做的笔记，还很有感触。研究生读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性格还比较适合干这一行，耐得住寂寞，能坐冷板凳，能在读书中发现一些问题，能从研究中感受到快乐，后来也就不再有其他的想法了。我最初是在读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时接触“汉语史”这个概念的，从中知道了汉语发展的分期，知道了汉语史包含汉语词汇史、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增多，学科分类繁多，汉语史在学生的认识中还是很模糊的，它到底是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研究领域还是课程？汉语言文字、古代汉语与汉语史又是什么关系？时常有学生问起。角度不同，对汉语史的认识也会有异。从我个人来说，我主要研究的是文字，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史领域，但研究文字的时候有时会涉及汉语的词汇、语音，甚至语法，汉字发展的历史与汉语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这次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约我做个访谈，我才斗胆接受。
汉语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无论是共时研究还是历时研究，无论是通史研究还是断代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史未来如何发展，不好研判，我只知道越来越多的汉语现象会被发现与解释，越来越多的汉语发展规律会被揭示与总结，汉语各方面的“史”的脉络会越来越清晰。学问无止尽，汉语史研究有着光辉的过去，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消息来源：浙大汉语史中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