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學術會長
學刊主編虞萬里教授
作者简介：
第一塊三體石經發現地點與時間辨
虞萬里
繼東漢熹平石經後，曹魏在正始二年（241）開始鐫刻三體石經。與漢石經一字隸書不同，魏石經用古文、篆文、隸書三體同時上石，篇幅鉅大，故鎸刻至《尚書》《春秋》二部和《左傳》部分，便與國祚同時告終。兩部石經原本同立於洛陽太學前，旋遭損毀、搬遷，至隋唐已零落依稀，唯拓本尚存。開元之後，拓本也散化殆盡，僅留鴻爪而已。宋時蘇望取其字形完整者翻刻上石，降及元明，翻刻之石亦不知所終，唯宋洪适轉錄蘇望文字於《隸續》中，題爲《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流傳於世。清初臧琳離析《遺字》，抉出《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字，走出了魏石經研究第一步。一九一六年，王國維參據清人成果和光緒年間發現的一塊三體石經《君奭》殘石，譔著《魏石經考》，從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八個方面作全面分析，奠定了石經學的基礎。由於碑石行款必須有實物作參照方能確定，故《君奭》殘石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可惜時過一百多年，這塊殘石被發現的確切年份、地點和字數等，都已衆説紛紜，莫衷一是，茲就此一問題略作考證。
新近出版的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云：“清光緒末年在洛陽故城龍虎灘出土一殘石，刻《尚書·君奭》。存100餘字。”不言具體年份，而且説此石是地下發掘所得，所記存字也是約數。與毛著同時，趙立偉、寧登國在《爲三體石經歷代出土與變遷考》中云：“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洛陽龍虎灘得三體石經《尚書·君奭》殘石，共11行，222字。最初殘石為古玩商廉價購得，再轉售山東丁樹楨。丁氏珍愛之，不輕易示人。殘石後歸周進，最後不知所終。”文章所記與趙氏博士論文《魏三體石經古文輯證》相同，蓋轉錄《輯證》文字，定其年份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未言如何而得，所記字數竟是毛氏二倍有餘，並謂其石今不知所終。
綜此而言，《君奭》殘石之發現流傳，主要涉及到出土與否和發現地點、年份，及最後歸屬，下面引述諸家之說作一辯證。
一涉及石經、墓誌與青銅器等，一般多想到是地下出土之物。所以如慶雲堂的碑帖名家張彥生云“三體魏正始石經即翻刻仿刻亦無傳，自光緒廿一年洛陽出土一石”，耽玩碑帖成癮的施蟄存也説：“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七日，洛陽城東二十里龍虎灘村人黃占鰲家出現殘石一角，則《魏三字石經》之《尚書·君奭》百許字也，是爲魏石經之新發現。”著名學者黃彰健侷居臺灣，只能人云亦云，説“光緒二十一年洛陽故城龍虎灘出三體石經殘石”。碑帖名家應該更關注其發現年月，然楊震方云“清光緒年間（一八七五—一九○八）出土者，現存數殘石，分藏各家”，馬子雲亦謂“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河南洛陽龍虎灘黃占鰲舍之花墻間發現”。河南人編纂河南文物志，當然會根據王廣慶《三體石經記》記成“光緒二十一年，在漢魏故城龍虎灘出土”。但同樣已見王書的孫欽善卻説“魏三體石經殘石，自光緒二十年（1894）始見出土，以後不斷有所發現”。以上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著作，對民國初年甚至晚清之事不免隔膜。然即使是民國間的一些著作，如曾與僞刻石經有莫大牽連的方若説“石河南洛陽出土。其年有云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精於碑刻之葉昌熾亦云“云三體石經也。中州新出土”。從葉與方“云”和“其年有云”之語氣中，想見他們也是聽聞傳言，未有確信。曾著《魏三體石經録》的吳寶煒，在自序中説：“清光緒年間洛陽已出三體石經殘石一方，刻《尚書·君奭》殘篇，歸山東黃縣丁氏。”吳氏既專論魏石經，自當考其來歷，是否傳聞異說，難以論斷，遂乃以含混之語帶過？吳氏此書梓行於一九二三年，上距發現之時亦已三十多年，容有傳聞異辭，遂漫以“出土”概之。再以郭玉堂論，其親歷二十年代以還洛陽石經出土全過程，可謂石經經手第一人，郭在三四十年代追記此石發現年月，也只能説“清光緒年間，洛陽東龍虎灘村黃漢章屋基發現一小石，刻《尚書·君奭》篇”，竟亦無法確指。一塊殘石，發現流傳僅三十年，其身世已變得模糊不清。
今見記述此殘石發現過程最早的是王國維《魏石經考》，王氏一九一六年在《魏石經經數石數考》“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句下作雙行小注云：
羅振玉敘述殘石發現脈絡，看似首尾完整，卻非唯一記載。章太炎學生、于右任摯友、曾任河南大學校長的王廣慶，寫過一篇《洛陽先後出土正始三體石經記》，一九二六年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而王氏自記此文寫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所謂先後出土之正始石經，先出者爲《君奭》殘石，後出者爲《無逸》《春秋》大塊殘石。可見此文之作，亦是因轟動一時的大塊三體石經出土，適可與《君奭》殘石相拼接，故附帶追記之。其記光緒發現之《君奭》殘石云：
王在記述此事之後又有補充，云：
一九二七年，吳維孝《石經尚書·君奭篇殘碑》即信從王廣慶之說，後柯昌泗訂補葉昌熾《語石》，王壯弘增訂方若《校碑隨筆》，王獻唐撰《漢魏石經殘字敘》，馬衡《魏石經概述》，馬子雲施安昌著《碑帖鑒定》，皆從王説。孫海波著《魏三體石經集錄》，呂振端撰《魏三體石經殘字集證》，蔣善國綜述《漢熹平一字石經尚書和魏正始三字石經尚書》，孫欽善編纂《中國古文獻學》，都明確標注其説出於王廣慶之《記》。但所有從王説者，都從劉克明刻印發現説，而厠壁之説似乎無人採納。或許因爲王廣慶之《記》亦有先後主次之別，或許學林覺得厠壁説不雅而舍之，已不可究詰。
王又記殘石發現後之流轉過程云：
范維卿謂其在洛陽某村路旁茶肆得之，事屬可能。但其云是賣茶者以爲坐具，其面已遭椎擊，反面則“字跡顯然”，乃出錢易購。羅振玉覆翰云“二千錢”，王國維《魏石經考》云“五千錢”，是羅氏後來改口，抑王氏誤記，已無法證實。但《石交録》說“乃以他石易之”，卻不言購石錢數。最使人懷疑者有幾點：范云其拓二本，一寄丁樹楨，一寄王懿榮，丁出重資先得，王甚愠忿。但若讀葉昌熾《語石》，云：“乙未（1895）在會典館，福山王廉生祭酒忽以拓本兩紙見示，一行古文，次篆、次隸各一行，云三體石經也。中州新出土，莫能定其真贋。”王出拓本與葉時，謂“中州新出土，莫能定其真贋”，既不知真贋，想必不至慍甚。即使產生怨悔，也當在知其爲真品之後。范庚子（1900）在滬上告羅振玉之際，正王懿榮死節之時，是否想增添一則逸事，誠未可知。范謂“丁出重資先得之”，石經其手轉售，也不云價格。更重要的是，范亦未告羅發現之年份。而考察具體年份也是解開發現地點之關鍵。
王廣慶之《記》首言“光緒乙未三月初七日”，乙未爲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王《記》後寫跋文的俞復也說“光緒乙未所出之殘石”，似乎確鑿無疑。但羅振玉《石交録》云：“光緒甲午（1894，二十年）予在淮安，山東碑估劉金科以正始石經《尚書·君奭》篇殘字拓本乞售。”覈《永豐鄉人行年錄》，其年正直范太淑人病瘧，五妹病傷寒卒，確在淮安。既然光緒二十年拓本就已經落到碑估手中行賣，自然不可能是二十一年才發現。如果懷疑羅振玉此事記憶有誤，則還有一確鑿之證據，就是鈐在《君奭》殘石拓本左下方之印章：
左下印文是“光緒壬辰黃縣丁氏幹圃購得曹魏弎體石經”十八字。壬辰爲光緒十八年（1892），早於劉金科賣拓本二年，早於王廣慶所記三年。此印不知所出，但筆者認爲不能指爲後刻僞作。因爲丁氏得到殘石之早晚年歲，絕無必要作僞，而其既得珍玩，刻印記之，此在清代收藏家早已蔚爲風氣。但如何看待王廣慶之《記》定作“乙未”？首先是，王廣慶之《記》是在一九二三年追記其事，上距發現殘石已歷三十年左右。廣慶1889年生於河南新安縣磁澗鄉掌禮溝，離洛陽尚有距離，即使是乙未發現此石，其亦尚在孩童，必是聽長輩傳說，非親歷所見，記憶不可能真切。辛亥之年，他在西安參加起義，隨新安張鈁出潼關，轉戰豫西。次年入四川任開縣縣長。1914年東渡日本攻讀政治經濟學，畢業回國，羈留北京。1918年復隨張鈁由北京至陝西，1924年胡景翼督豫，始任河南開封和臨潁縣長。就其行歷而言，長成後一直在外鄉遊歷爲官、遊學讀書，三體石經《君奭》殘石之發現，必非其在家鄉或去洛陽親自調查所得，應是展轉傳聞而已。如此則干支容有誤記。誤導王氏誤記的最大可能是葉昌熾之《語石》。《語石》卷上云：
王廣慶“乙未”之説不可靠，范維卿未説確切年份，羅振玉又是在甲午就與劉金科交易拓本，於是只有立足印章印文“壬辰”爲殘石發現之起點。壬辰爲光緒十八年（1892），設若此年三月初七爲劉克明、黃占鰲發現《君奭》殘石，或者在此前後由黃父於厠壁上發現殘石。據王廣慶所記：“惟黃氏不自矜惜，未幾，即以四十金售之古玩商党廉。聞党係山東黃縣丁樹楨資遣來收古物者，歸遺丁。丁色然喜，向所與八百金不復與校。”未幾，時間不長不短之謂，容可在當年歸丁。丁既“色然喜”，喜到以四十金購殘石而可以不計較八百金，則刻印紀念亦在情理中。既已印刻紀念，必自以爲真品而寶愛之，但畢竟希望金石學界認可，所以先拓印多張傳之學林，冀得肯定。及遭“徑斥爲僞”，“乃不出一紙”，也在情理中。但黃家轉手党廉之前，必已椎拓多張殆無疑義。於是社會上古董商、碑估手中，多握有拓本。范氏拓本，有可能出自丁氏，也有可能來自黃氏，因欲居其奇，故而神其事，綰合種種相關跡象，編織一個親歷茶肆摸石背、顯字跡的奇遇，但既不敢說自己賣給丁氏多少金，也無法說其確切年月。在一片混亂聲中，只有阿維越致有這樣記述：
由上所證，殘石由黃家傳出，先歸山東黃縣丁樹楨。王廣慶《記》説：“越數年，石又歸他人，今爲合肥周季木所有矣。”是歸周進之前，曾又轉手，何人已不可考。其歸周進在何年，亦史缺無載，但當在王廣慶一九二三年著《記》之前。蔣善國説“丁死後，歸合肥周季木”，此說是否有據？丁卒於一九一五年。今據周進《居貞草堂漢晉石景自序》云：
《君奭》殘石字數，俞復當時僅説十一行，每行最多者十三字，首行止三字又半。後羅振玉説“殘字百廿二言，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儘管半字認定可能有差別，但字數不會有大的出入。
二○一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至廿六日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十一日增订
责任编辑：张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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