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徐世昌与他们收藏的国宝
大盂鼎、大克鼎和大保鼎均为西周名器。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1891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大保鼎是“梁山七器”中唯一存留国内的国宝文物。大盂鼎、大克鼎和大保鼎分别与晚清著名人物潘祖荫和民国总统徐世昌都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西周太保鼎与“梁山七器”
山东梁山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在这里爆发，一部《水浒传》令梁山享誉海内。七百年后，“梁山七器”在这里出土，其价值连城再一次使梁山名扬天下。梁山，不仅是孕育英雄豪杰的地方，也是蕴藏国宝重器的故乡。
清朝道光（一说咸丰）年间的一天，梁山（时属寿张县）的几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意外地凿出一个地洞。挖开洞窟，发现里面竟然藏有七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饰华丽繁缛，件件精美绝伦，一看便知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英雄的地方又出土了青铜器，这不禁让人深感好奇，消息传来传去，人们就把在梁山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统称为“梁山七器”。一时间，学者们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收藏，成为清末民初金石学界的一件盛事。据考证，“梁山七器”是我国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埋藏于地下沉睡了漫长的悠悠岁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稀世国宝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
“梁山七器”分别是大保鼎、大保簋、大保卣、大史友甗、宪鼎、小臣艅犀尊等。关于它们的铸造经过，历史上没有记载。所幸的是，这些器物上铸有字数不等的铭文，正是这些铭文，为我们揭开“梁山七器”的神秘来历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大保鼎内壁上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线条清晰流畅。在我国古文字中，“大”和“太”字型一样，因此，这件鼎也被称作“太保鼎”。“太保”是我国周朝一种官职的称谓，担任太保的人，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长官，地位非常显赫，与同是辅佐国王的太师、太傅并称为“三公”。查阅历史资料便知，西周初年成王当政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由此，金石学家认定，这件鼎就是西周初年的重臣时任太保一职的召公铸造的。
召公，名奭（音shi）,曾辅佐武王灭商，功绩卓著。周武王去世后，继位的周成王年纪幼小，由召公奭担任太保，辅佐其统治，并以长老身份进行监护。召公辅政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劳苦功高，周成王信赖有加，特准其铸造青铜重器以示褒奖。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因为在商周时期，钟鼎彝器之属为建国安邦之重器，不经国王批准，个人是不能随便铸造的，正由于有这样的规定，当时的贵族们都以获取、铸造青铜重器来显赫法统的承袭和地位的尊崇。大保鼎以及“梁山七器”中的大保簋、大保卣、宪鼎等都是召公铸造的，这些重器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小臣艅犀尊铸造的年代是在商朝的帝乙、帝辛（即商纣王时期），时间比大保鼎等要早，属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从目前的发现看，它是同类型青铜器中年代最早者，所以世所罕见，弥足珍贵。
“梁山七器”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其中的大保鼎尤为珍贵。太保鼎，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重26公斤，方腹四足，鼎口双耳上附(浮)雕双兽，腹部四面用圆雕、浮雕技法，分别饰有蕉叶纹和饕餮双兽纹，四角扉棱突起，别具风格。尤为特别的是鼎的柱足也装饰有扉棱，并在中部装饰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非常独特和奇异、独一无二。整个器物造型庄严厚重，装饰瑰异富丽，气势宏伟，是西周早期的著名重器，也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一个代表作。在鼎腹内壁上清晰地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线条清晰流畅。中国古金文中“大”和“太”字形相同，按照金石学考证，这“大保”二字其实应该为“太保”，因此这件鼎就被称作“太保鼎”。
与其他器物相比，大保鼎的珍贵之处有三点：（1）一般鼎的耳部或圆或方，像大保鼎这样有立体装饰的比较少见。（2）大保鼎的柱足上有圆盘，这是其他青铜器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可谓仅此一件。（3）在鼎的内壁刻有“大保铸”铭文，而目前所知有大保铭文的青铜器传世品仅有四件，此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大保鼎异常珍贵，所以受到国家的格外保护，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文物局将其定为不允许出境展览的64件古代艺术品之一，天津博物馆将其视为镇馆之宝。
“梁山七器”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知道，我国商周时期直接的文献记载很少，所以史学家研究商周历史特别看重青铜器，尤其是对青铜器上的铭文更加重视，铭文有“一字值千金”之说。“梁山七器”上的铭文清晰可辩，记述的内容对于澄清史实、纠偏更误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太保簋铭文：“王伐录□, □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亡□,王□大保,易(赐)休余土,用□彝对令。”此段铭文记述的历史事件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去世后,继位的周成王年龄幼小,由周公、召公辅政,引起管叔、蔡叔不满。商朝遗族、商纣王之子武庚(字禄父)趁机勾结管叔、蔡叔,又联合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等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一直认为是周功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而此段铭文清楚地记述了时为太保的召公奉周王之命东征平叛的史实,使我们对西周初年的历史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
“梁山七器”的出土使梁山名扬中外,也凸现了梁山境域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梁山境域地处古代河(黄河)济(济水)之间,位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自古就有氏族部落集团在此逐鹿征战。武庚在叛乱失败后,史载“王子禄父北奔”,即向北逃到燕地(今北京一带),召公率大军在后追赶到燕,后来,周王便将召公封到燕国。“梁山七器”大部分是召公之器,也称燕器。燕器在今北京一带,如何会在梁山出土?一些史学家认为, 召公逐北途经梁山,“遂有诸燕器出土梁山之事”，“大保七器出土于寿张梁山,地居北上燕土的中途,则未始不可能正因召公追逐北逃的王子禄父,而其后裔徙封于燕”，“梁山七器是曾驻扎在山东梁山的召公一族的青铜器”。从以上可以看出, “梁山七器”在梁山出土不是偶然的,梁山一带在西周初年曾是召公平定武庚之乱的战场之一。3000年前的人鸣马嘶早已远去,但“梁山七器”的出土仍使这片英雄的土地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梁山七器”出土以后,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也成了外国人垂涎的目标。在其后的时间里,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这些国宝重器频繁易主,命运多舛,如今已是天各一方。目前只有大保鼎尚存国内,藏于天津博物馆。其他六件,清末民初先后流失海外,大保簋现藏于美国费里尔美术馆,大保卣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小臣艅犀尊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其余三件下落不明。
大保鼎出土后先后被济宁钟氏、南海李山农、日照丁跋臣等人收藏。1917年,清光绪年进士,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在清史馆总编纂柯凤孙的介绍下，将太保鼎连同西周太师鼎、小克鼎、克钟一并收入自己的弢斋中，惊喜之余，特作《得鼎歌》。在这首七言诗中，徐世昌畅述得鼎过程，颂赞鼎之美好，将它与世人皆知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表达自己的珍爱之情。1958年, 徐世昌的孙媳妇张秉慧把珍藏40多年的大保鼎捐献给了天津文化局,受到了国家的表彰。后来,天津文化局又将宝鼎交给了天津博物馆。由于太保鼎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被《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收录，并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古代艺术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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