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學術會長
學刊主編虞萬里教授
作者简介：
虞万里，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学术会长、学刊主编。历任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副主任，上海社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虞万里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文献学家、经学家、词典编纂家，曾经长期从事《汉语大词典》《辞海》等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在儒家经学文献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谓著作等身。
中華漢姓斷代統計與考辨序
文/虞萬里
我對姓氏的興趣，並非始於“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的識記，而是基於我研究古音時的求索。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撰寫《從古方音看歌支關係及其演變》一文，這篇“少作”的研究方法和對古音之認識，我至今未“悔”，其中記憶猶新的是：分析《說文》形聲字聲符和形符產生的地域性，姓氏與地名讀音的特殊性。有鑒於姓氏和地名漢字，無論單音還是多音，它往往以當時當地的讀音保留、延續，沒有或者很少會隨不同方音和歷史音變而改變，此類姓氏、地名的讀音是研究古音和古方音珍貴語料，極當重視。因《演變》一文之宗旨與重心不在於此，故僅簡述與舉例而已。自此之後，我一直想分別就姓氏和地名作專門的古音研究，於是開始關注姓氏和地名語源問題，不斷收集這方面的書籍和資料。就姓氏而言，當初只有叢書集成初編中《古今姓氏書辯證》《姓解》《姓觿》等幾種，接著買到《元和姓纂四校記》《元和姓纂》《姓氏尋源》《周代姓氏二分及其起源試探》等。那時正訂閱多種考古雜誌，所以凡銅器銘文、漢印姓氏及先秦複姓之研究文章也頗關注。不僅關注姓氏，且關注移民，對歷史上由北向南的移民潮也納入資料收集範圍，對王獻唐提出的插花式民族地理也融入姓氏古方音研究視野。只因當時社會呼籲《漢大》一年出版二卷，工作壓力極重，有時晚上也要帶稿件回去處理，無法潛心學術筆耕。直到調入歷史研究所後，稍有時間從事研究。曾於2006年寫過一篇《〈廣韻〉姓氏來源與郡望音讀研究》，限於時間，專就《廣韻》文、吻、問、物四韻中姓氏爲例，作其讀音所蘊含的古音與方音之追溯，算是一篇試作。雖只是一篇文章，還是得到了同行的認可，我自己既有很大的收穫，也加深了認識，拓展了視野。期間我曾一度考慮到過繼、改姓等因素，但這些因素未必會影響姓氏讀音。期待有一二年的時間可以完成這個素願。後來又因徐鐵生先生之請，藉爲其姓氏辭典作序之機，我探索了古姓氏起源以及姓氏在周代之政治作用和措施，尤其是從政治聯姻角度對“同姓不婚”作出新解，對歷代姓氏書所載姓氏數量也作出初步統計。
由於有這樣的興趣與思路歷程，所以當袁義達、杜若甫《中國姓氏大辭典》出版，因杜是人類學、遺傳學專家，且《辭典》中有當代人口抽樣統計，故立即購置閱讀，該書雖有新的成果，但其僅收一萬多姓氏，似乎略嫌不足。因爲有這種不足感，當我供職辭書出版社，遇徐鐵生先生説他已收錄了二萬多姓氏，立即興奮地與他交談並願意簽約出版。鐵生先生的詞典在編纂與出版過程中，經歷了曲折與離奇。曲折的經歷最后以順利出版成爲新聞熱點而收場，離奇的是期間竟有兩位同時在編纂姓氏詞典的張先生與我聯繫，兩位先生與鐵生先生都是理工出生而熱衷於姓氏研究。其中一位希望將自己的資料詞條與鐵生先生合併共撰，我也試圖牽合協調而未成，另一位即是本書作者張冶先生。
張冶先生與我是同時代人，他畢業於華北電力大學熱工自動化專業。雖是工科出生，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都在二十歲上下，求知慾極強，趁著時代的潮流，都喜歡漢譯名著。我記得新版漢譯名著較早面世的是黑格爾《美學》、休謨《人性論》、叔本華《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西田幾多郞《善的研究》等。有著求知狂熱的我，總是全買“通吃”，卻實在是名副其實的囫圇吞棗。他或許是專業緣故，在大學期間對控制論、信息論等很感興趣，也寫過多篇論文，參加過學術會議，得到老輩學者青睞，論文也發表在《潛科學》雜志上。憑著這個經歷，當時的《自然辯證法》雜志社希望他去那兒工作，結果陰差陽錯，到了河北電力局，一幹就是二十五年。他管電力技術，又搞產品營銷，於是就出版了《哪根稻草壓垮了駱駝—市場行銷的方法論問題》。而其業餘，又對姓氏發生興趣，於是就有了這本《中華漢姓斷代統計及其考辨》。我想，“無所不能”大概就指他這種類型的人。
多年前拜讀作者承示之書稿，知其用力頗勤，然未必有鐵生先生之規模。我因爲對考古與石刻、簡牘都有興趣，在接受鐵生先生書稿時，也曾複印羅振玉《璽印姓氏徵》給他。他也努力收集璽印、石刻姓氏，但璽印和石刻近數十年層出不窮，收不勝收。考慮到金石、簡牘、璽印所載是最切合時代的真實姓氏，所以建議張冶先生作專門收集研究，以期在鐵生先生書外獨樹一幟。但以金石、簡牘，特別是璽印姓氏爲材料，收集不易，價格不菲，須付出很大精力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必須仔細比勘，深入考證，才能獲得真實姓氏。應該說我是給他出了個難題。不想他不僅入“套”，還一一解“套”。先是遍走各大圖書館，不計成本，廣泛收集金石資料，又隻身前往臺灣收集姓氏舊書，訪問專業人士。更值得敬佩的是，經深入研究，甄錄了大批有根有據的金石、簡牘姓氏，同時糾正了很多資料匯編和姓氏詞典中的誤録誤判，這不能不說是對姓氏學的一個貢獻。
翻閲這部書稿，我最深的印象是，結構嚴謹，脈絡清晰，徵引豐富，考證精确。經作者匯總金石、簡牘、璽印、刻工等資料，甄別統計各時代姓氏數量：戰國1025，漢代1432，魏晉六朝985，唐代968，宋代1028，元代853，明代1118，清代1279。姑且無論這些姓氏數量與各朝代實際姓氏數有多少差異，凡研究姓氏的人都應該明白，在歷朝世世相襲、代代相傳的浩瀚姓氏中，梳理出各朝各代的實際姓氏數量，是多麽不易的一件事，何況作者還在不斷增補，相信會越來越接近實際姓氏數。作者從歷朝姓氏或承或變，或增或減的異同中，總結出這樣一種觀點：中国部分大姓一直是各朝代的主流和基礎，其他所有衍生以及演變的姓氏都是围绕着这些大姓而展开，在這些大姓基础上衍生與演變出各种异体。這種觀念是編纂一般姓氏詞典所無法形成的，因而也是難能可貴的。立足於此而言，本書不只是一部歷代姓氏詞典，而是一部在姓氏詞典之上的姓氏學研究專著。儘管是匯集、總結了近一個世紀學術界金石、簡牘、璽印、刻工的考證成果，但也確爲姓氏學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之路，是今後姓氏學研究的一個方向。
我與張冶先生未曾謀面，因談論鐵生先生的姓氏詞典而結緣，又因我的建議，促成他這部學術專著。承他不棄，多次邀我聊贅一言於書前，以志因緣。說來也巧，第一次下邀，我適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客座，當時家庭、學校、學術雜事紛至沓來，窮於應付，只能説等出版前再說。經過三年的打磨，這部專著字數增加幾近二倍，學術水準又上了一個臺階。及其再次下邀，我適又在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客座，深感他精進不已，有志竟成，乃就思考起草。及至回滬，有出版社要出版我以前所寫有關姓氏與避諱起源的文字，迫使我對姓氏的起源再作深入的思考。在我以前認爲姓隱而氏顯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氏的久遠和姓的狹隘與難以捉摸，姓的作用被置於顯要地位是周初的政治策略。就在此時，又收到張冶先生短信，說他最近在河北趙州柏林禪寺獲睹《大金沃州柏林禪寺三千邑衆碑》上兩千多人的題名，可補充宋金時期的姓氏，並告書將於明年年初出版。我爲其高興之餘，忽覺這是一道限時令，於是將這段因緣續寫完成，以志我對作者求索精神的景仰。
因張冶先生此書，又使我想到另外兩部與我有一點關係且亦懷有一絲歉意的姓氏專書。一是柯昌濟的《姓氏源考》，供職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時，曾去拜訪柯老後裔，得知有此書，原擬等傳統中國研究中心經費有積餘後可出版此書，終因人事多變未果。一是我收到張亞初先生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後曾多次與之聯繫，得知他有《商周姓氏叢考》一稿，亦爲之奔走謀刊而最終未果。上世紀末要出版學術著作還真不易。好在二書都已面世，前者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上，後者由中華書局出版，稍可釋我歉仄之懷。但柯、張二書都是未成之初稿，且撰作時間很早，有些姓氏的確定不無可商，徵引文獻亦有補證餘地。而本書則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再研究的學術專著，姓與氏的確認應該更可靠。我相信，這樣一本姓氏專著，不僅姓氏學專家需要，考古學、古文字學和先秦史、斷代史研究者也需要，即使一般姓氏愛好者，也可從中獲得姓氏之外的歷史、考古、金石、簡牘與古文字等知識，應該是一本受衆很廣的姓氏著作。
2019年10月8日於榆枋齋
责任编辑：王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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