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导演的《追龙》，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很多人都想知道，认真起来的王晶，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篇王晶纪念父亲王天林的文章，也是王晶仅有披露自己人生和创作观念的文章。
这篇文章真实、质朴，能给我们还原一个认真的王晶！
给敬爱的父亲
文/王晶
敬爱的父亲在十一月十六日晚上逝世。
他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奋斗目标，跪在遗体面前，回忆像翻江倒海一样地涌向心头。
我很爱他，不止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他上半生实在太坎坷，受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重担，挺过了太多的委屈。为了家庭，为了五个子女，他一一扛了过来。我小时候，他总不在家，妈妈永远去了打牌，他的房间在只有几岁大的我眼中，是一个圣殿，放满了书籍、剧本。我的童年从未有一天在街上度过，我总是小怪物一般赖在他房间看他的书和剧本。不管看得全懂、半懂，还是不懂；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是在感受父亲在房间留下的气息和味道，我太渴望见到他了，我九岁看完了《水浒传》，十岁看完《西游记》，十一岁开始看完金庸和开始看卫斯理，天天看三份日报，后来自己分析，我当时全是想吸引他的注意和令他在朋友面前能自豪。经常在他的朋友面前表演背诵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和是什么星。
因二次大战辍学
他在五十年代末期直至七十年代初期在国泰公司拍戏，拍出过他的经典作品《野玫瑰之恋》和《家有喜事》；但六十年代中，陆运涛逝世，令国泰一直被邵氏压住打，情况就像TVB与亚视。所以他一直有点郁郁不得志。其实，我认为他的实力绝不在曾经叱咤一时的罗维之下，灵活度及文化可能稍逊于楚原，但功底更厚。要记住，他连中一都没有念完，就因二次大战而辍学了。
那段日子，我认为他是因为家庭的重担，而失去了在外面闯一闯的勇气；他要养的人，除了我和妈妈、四个妺妺、上海来的祖母之外；还有他叔父王鹏翼一家四口的重担，也落在他肩上，加上两个佣人，童年开饭时一家有十四五个人在吃。后来阿姨也来了，担子更重。
母亲堕入骗局
妈妈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全力在享受作为“名导演太太”的权利，天天出去打麻将，去澳门赌钱，我后来对赌博颇有研究，才发觉她是一个拙劣的病态赌徒。在我十二岁那一年，母亲堕入骗局，欠下一屁股的债，父亲原谅了她，但百上加斤下，生活开始困难。
我只记得在中学六年里，我从不敢跟同学去玩一些奢侈玩意如打保龄，顶多是去看电影；而在我十五岁左右，国泰停止拍片，父亲开始了在外面闯荡，但他人脉不广，只能跑跑台湾及替嘉禾补拍一些一塌糊涂的片子，所以收入锐降，生活更加困难，我记得家里有一天，加起来只有七块钱。妹妹们年纪小不知道，但我已隐约在家人闲聊中知道，父亲为了支撑一家人，到处举贷，不知受了多少人的白眼与冷言冷语。而他在拍的片子，许多题材他都拍得不情不愿，因为他导演风格还是偏向文艺的，一些太俗套的片，并非他的创作方向，但生活逼人，他只好妥协。也许他当时并未发现自己的儿子很早熟，早已知道家里的困难局面，直到十八岁，我们父子俩才第一次交心。
他实在吃了太多苦
当时我考完了会考，跟他去当一个小场记。就是我曾经提过，由向华强主演，袁和平武术指导的一部叫《狭路》的功夫片，中间有两星期在澳门拍摄，我和父亲共处一室，晚上的时间，他便向我第一次讲出心里话，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讲心事，相信他是觉得我长大了，可以分享他的内心世界。
我轻轻的跨进那一道门，但里面的苦涩、凄怆、孤独与委曲令我颤抖起来。我知道父亲一直不快乐，想不到他是不快乐到这个令人发疯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为他哭了。正如我现在跪在他老人家遗体前一样，哭得像个无助的小女孩。
他实在吃了太多苦。
成为副导演王
十二岁单身从上海来香港，念了半年书，日本人就占领香港，他一个人挑了叔父家所有行李，陪婶母和仍是小孩的堂弟妹，步行去广西桂阳找叔父王鹏翼，在广西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戏院售票员也就是那一段时间。
回港由黑房学徒到场记，到副导演，他是努力到无人可及，成了副导演王，替名导演们导了每部片的百分之九十，仍只拿可耻的薪水。但就在那段日子，他开始恋爱。
他遇上一对姊妹花，都是小演员，天天在片场混。他心仪的，其实是妹妹，但很快就知道，妹妹有未婚夫，虽然彼此有点意思，但在五十年代初，这样就是不可能了。但姊姊是个热情的女孩，也很喜欢父亲，他们就谈起了恋爱，不久就因为有了我而匆匆结婚。婚后陆续生下我和四个女儿。但妹妹不久和未婚夫因故分开，那就是我的阿姨。她一辈子没有结婚，晚年也和我们同住，我每一次见到她看我父亲的眼神，我都有点难过。
“仔，奖是命”
婚后的生活也一直苦闷，他全力以赴的《野玫瑰之恋》当时人人看好必夺亚洲影展最佳导演，但据他所知，都是被见不得光的金钱内幕剥夺。几年后，却颁给一部他漫不经心地拍的《家有喜家》来作补偿。他一直对我说：“仔，奖是命，你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怎样都没有。”
我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对奖项看得极之淡泊，就是被他这句话影响的。
他是个胆小而谨慎的男人，那么多年来，不可能没有飞来艳福，但他一直不敢接受。只是抽抽烟，喝点啤酒，打打小牌，最大的坏习惯其实是吃安眠药，这坏习惯缠绕他半生，到去世前，仍常念着要我们给他吃安眠药，让他睡得更快，他不知道，他的体质早已承受不起那么重的药力了。
这种困局一直到澳门回来后才解决了。他得到一个进TVB工作的机会，工资不多但稳定，他去广播道之初，天天坐巴士，徒步走上去，不敢多花一块钱。 TVB当时文件全用英文，机器上也全是英文，他第一天on panel战战兢兢，四周看过来的目光，在他眼中全是“看你怎么死”的神情。但他克服过来了，目光由轻蔑渐变为佩服，其中有些再变成妒恨，他的才能，在 TVB终于有所发挥，一年后，收入虽仍不多，但声名是重新建立了。
我跟父亲都崩溃了
当时我已进大学，大一后也进了TVB，家境有较好的倾向，但妈妈故态复萌，两年后闯了个更大的祸，中了个一模一样的骗局；这一次，我跟父亲都崩溃了。我哭了一个晚上，向自己发誓，这辈子，我不要再这样哭了。
这也直接令我的人生态度成形。我决定走不空谈只务实的路，我不能再让家人受我跟父亲一样的苦。所以三十年来我只拍商业片，但我敢说，我给了我家人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父子合力把家庭重整，以后的事，熟悉我们父子的人都知道了。父亲依然敬业乐业，后辈得他帮助的不计其数。这几天在微博上，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也尽力令他老人家晚年过得舒适一些，来希望弥补他年青时所失去的，但很多东西并非物质可以弥补。
父亲的徒弟杜琪峰和林岭东很疼他，在晚年带给他不少快慰的时光，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他们两位。
也要感谢所有爱护我父亲的亲友们。
他的笑容，他的庞大身躯，将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我现在就像在看一部电影的完美结局，父亲在夕阳中转身跨步，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后一个淡淡的Fade Out。打出“再会”二字。
再会了，我敬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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