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商市街25号的半地下室里，萧红在饥饿与严寒中等待天亮。
此时，她还不知道，她崎岖的命运，将像一粒滚石，随着时代的洪流而跌宕翻滚。
哈尔滨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小驿站，在此后的10年中，因为战争、爱情、病患、写作等原因，她先后辗转了青岛、上海、东京、北京、武汉、临汾、西安、香港等地。
时局动荡，抗日的战火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炮声隆隆。在烟尘四处弥散的道路上，这个女人急奔忙走，同时，她的爱情也因其他女人的插足而动摇。
萧军彻底移情他人后，这个一直在追寻理想的女人，也不得不满怀苦涩地，审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她写下这两句诗时，内心已无苦楚，有的只是麻木。
<一>
贫穷会改变人。就好像盐会改变菜的味道与形状。
在与友人的聚会上，萧红几乎因饥饿丢掉尊严。
1932年底，萧红迎来穷苦的生命里一个小转机。
《国际协报》发了一份“新年征文”，萧军与友人都鼓励萧红投稿。
萧红几次犹豫后，终于提笔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
此时不满22岁的萧红，已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经历了至亲去世、离家出走、怀孕后被抛弃以及失去孩子的悲伤。
她的文章天然地囊括了生与死的内核，文字悲怆。
这篇文章问世后，受到编辑与读者的好评，这些好评鼓励了萧红，之后她相继又写了《弃儿》《看风筝》等作品，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并收到微薄的稿费，1000字1元。
这个阶段是萧红创作的高峰期，她根据自身经历写了很多作品，其中有不少书写张氏家族的内容，甚至揭露长辈的隐私，这些文章激起了所有张家长辈的怒火。
父亲张廷举说她“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祖籍，并严禁张家子弟与他来往。
在张家的家谱中，萧红母亲的名下只写着“生三子”。
这些，对“离经叛道”的萧红来说，早已不在乎了。
1933年10月，秋天，22岁的萧红迎来人生中第一次大丰收。
她与萧军从朋友手里筹集150元，自费出版了二人合著的小说集《跋涉》，书一出，轰动整个东北。评论家高呼，二萧是“黑暗现实中的两颗闪闪明星”。
萧红，也由此被誉为“东北第一女作家”。
不过丰收的果实很快又被剥夺了，日伪统治者认为该书未经当局审查批准，内容有反满抗日倾向，大肆查禁、没收。甚至有谣传，说日本宪兵队要逮捕二人。
二萧陷入极大的恐惧中，因为此前，伪满当局已经在四处抓人，一本书，一个剧团，都可能成为抓人的由头。
那段时间，萧红常在夜间惊醒，白天也紧张兮兮，每次回家都要先拐进街角小铺，假装买东西，然后偷偷观察是否被盯梢。
之后，在中共地下党朋友的劝说与安排中，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
要走时，萧红很不舍，过往的日子常在饥寒交迫中熬过，如今有了米，有了面，人却要走了。
<二>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条古语用在萧红身上最贴切。
1934年6月14日，萧红萧军躲过日伪反复的盘查，出走青岛。漂泊的萧红却在此迎来人生的第二次转机。
一位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出人意料地给萧军回了一封信，二萧无比狂喜，萧红也因此人迅速走上文学的巅峰。
这位赏识二萧（尤其是萧红）的贵人就是——鲁迅。
初到青岛，二萧的朋友舒群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分别进报社工作。他们在报社认识了两个新朋友，孙乐文与张梅林，正是这两位朋友鼓励他们与鲁迅通信。
萧军抱着试试的心态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没想到鲁迅很快回信了，不但回答了萧军在信中提出的关于小说题材选择的问题，还同意看看萧军萧红的作品。
二萧兴奋之余，立即将作品用挂号信寄去上海。
此时，萧军所在的《青岛晨报》出事了，一位记者被警方已“夸大事实”的罪名拒捕，报社经理出走，报社瘫痪。
身为中共地下党的苏群夫妇此前也被国民党逮捕，同为地下党员孙乐文劝二萧尽快离开青岛，他自己也随即转移。
<三>
萧红的一生，就像坐进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列车里，走一站，停一站，摇摇晃晃，没有目的，没有方向。
被风云变幻的时代形势推着向前走，却没有下车的车门与台阶。
二萧的下一站是，上海。
经过几番书信沟通，二萧终于与鲁迅先生约定了见面时间。
1934年11月30日，下午2时，二萧在上海北四川路大街顶头处的内山书店，见到了刚刚病愈的中国文坛巨擘——鲁迅先生。
先生身穿黑瘦的短长衫，藏青色窄裤腿的西裤，黑色橡胶底的网球鞋，形容瘦弱憔悴，两条浓眉奋力遮起浮肿的眼睛，脸颊深现，颧骨突出，脸色像初秋的落叶一般，仓青里透着枯黄与灰白。
萧军向鲁迅介绍了他们在哈尔滨、青岛的遭遇，又大概介绍了东北被日本侵占后的现状。鲁迅也简要地介绍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对左翼团体的压迫与屠戮以及左翼内部的不团结现象，等等。
萧军军人气概上来，向鲁迅倡议说，每个作家准备一支枪一把刀，跟敌人死磕。
鲁迅默默一笑，抽口烟道：“上海的作家，只会用笔，不会用枪。”
分别时，鲁迅给了二萧一个信封，里面装着20元钱。
为让二萧尽快进入上海文坛，鲁迅以为胡风的孩子做满月为由，组织饭局，邀请二萧参加，同时也邀请了茅盾、聂绀弩夫妇、叶紫等人。
二萧受到邀请信，激动地热泪盈眶。
两颗寒夜里漂泊的灵魂，感受到一种无比强大的温暖。
在鲁迅的强力推荐下，萧红与萧军的作品先后发表在上海的各家刊物上，稿费也从在哈尔滨时的1000字1元，提升到1000字3元。这对当时的青年作家已经十分可观了。
基于30年代上海的社会情况，普通作者想要发稿其实是挺困难的，刊物必须要了解作者的政治背景，才敢接受其投稿。
刊物在接受类似鲁迅这种名家的推荐稿时，也有一些潜规则，往往名家要搭上自己的一篇稿子，还个“人情”，才能使推荐稿顺利登上版面，这也是各刊物拉名家稿的一种途径。
在推荐二萧稿件的过程中，鲁迅也很有可能搭上过自己的稿件“人情”。
得益于鲁迅的指导与帮助，萧红与萧军分别在这一时期出版足以奠定其在文坛地位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鲁迅甚至亲自为两本书做校对。他常向朋友推荐这两本书，并认为萧红“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四>
1936年7月18日，东京，这是萧红离开故土后，漂泊的第三站。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站下车的，只她一人。
陌生的街巷与稀落的木屐声，催发着异乡人的孤独。
只有远处散发着异味的黑河，与上海的相像。
这次来日本是朋友黄源建议的。
这次不为逃避抓捕，逃避的是情变。
回望萧红漂泊的每一站，都与逃避相关。
离家为逃避封建大家庭，离哈尔滨为逃避日伪，离青岛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离上海为逃避感情。
事实上，早在1932年二萧刚搬进商市街的半地下室时，萧军就被雇主家的三小姐迷恋，之后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上海的中学生陈涓。
萧军与陈涓的暧昧令萧红即悲伤又惶恐，当时的萧军是她脆弱生命里的唯一希望。
虽然陈涓为证明清白，与自己的男友离开了哈尔滨，但萧红的心，经过这次小地震，上面充满缝隙。
在上海，萧军再次遇到陈涓，并偷偷约其吃饭、喝酒，还在临别时吻她的额角。
敏感的萧红已经察觉到萧军的异样。她将自己的痛苦写进诗中，那首诗名叫《苦杯》，“昨晚他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这只情感的苦杯，伴随了萧红一生。走不尽的飘零路，喝不完的苦胆水。
在东京，胃痛、头痛与寂寞一起搅拌进萧红的苦杯中，身体的不适与情感的落寞，像酒与酒杯不能分离。
萧红仍眷恋萧军，时常给他写信，诉说自己的病痛与烦恼，萧军也给她回信，还寄了小手帕。
在语言不通异国，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萧红靠写作打发时间，治愈情绪。日子过得寂寞却平和，萧红身体渐渐恢复，心情也开朗起来。
然而，仅3个月后，便从上海传来令萧红悲痛欲绝的消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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