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城记》,一本讲北京城市变迁的小书。
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但一直很喜欢北京人的精神特质,事实上把北京人扔到人群里一定很容易辨认出来:论贵族气质,胡同里的老大爷气场都可以完爆南海龙王。这大概是百年皇城岁月留下的吧。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有意思,相对封闭是对外人而言,进入社区的若是陌生人很容易被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但北京人又足够包容,就是那种你爱瞅就瞅,我照样晒我的太阳过我的日子的感觉,三三两两对面碰到打声招呼,小院里飘着人情味。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围绕1700万平米的古建筑展开了著名的争论,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为代表的工业化方案相互碰撞,最后带有”小资情结“的梁思成被打翻在地,眼睁睁看着城墙被彻底拆除,长安街建起密集的部委大楼。苏联给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首都,没有体现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城市里工人太少,因此北京要大力发展工业,而不是像梁思成建议的那样保留旧城原貌,功能区分散至城外。
事实上,绕过几十年的大圈,北京政府现在回头采用了梁思成的方案,但北京已经是2300万人的北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没承载如此密集的功能,生存环境恶劣至极。
北京的价值,就在于城墙和天际线啊,墙没了,高楼挡住了古建筑,千篇一律的水泥高楼有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即使是修建摩天大楼,也应该适当地分布,而不是盲目无计划地到处播撒。
炮局胡同是北京幸存下来的胡同之一,之前我去过磁器口,这里比磁器口更干净一点,空气里飘着铜锅煮羊肉的味道。北京每年有600条胡同消失,索性炮局胡同不在其中。
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路上的行人匆匆归家做饭。
大妈牵着狗溜溜达达地出来散步,不忍打破安静的光环。
街边的水果店,环卫工人站在店门口开玩笑:”马姐,都是街坊,为啥不卖给我呢?“
这个爷爷在整理废品,笑着抬起头问我有事吗,我说就是好奇,他让我过来亲自把一个废纸壳放到水里沾湿,告诉我每天要处理几十斤。
老北京胡同的卫生都一般,这个大院里堆满了杂物,还有处处可见的摩拜和ofo。
这辆自行车不知道倒在那里多久了。
胡同里的孩子们是幸福的,阳光下门楣边,笑意盎然。
在小店坐下吃饭,有骂骂咧咧的大爷看着电视:”操,朴槿惠被撸下来啦?“还有人在问朋友:”整俩小菜,再整两盅小酒,成不?“
胡同里的人虽说坐拥房产,但表面上都看不出来,这是真正的大隐隐于市吧,毕竟房价不能变现,很多人的生活看起来也是很一般,但心里有底,所以幸福感依然超高。
北京人我最喜欢张一山和大张伟,说话风格很有趣,是天生的段子手和乐天派,说起话来像崩豆似的,脾气也是疾如风火,又不显得高高在上。
胡同越来越少了,真正的北京人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在这里呆了三年,越来越喜欢这座城市,是自由灵魂可以随意安放的地方。
真的很遗憾梁思成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在文革中写过一段交代材料:
“我窃据了都委会要职不久,就伙同右派分子陈占祥抛出那个以反对改建北京旧城为目的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妄图在复兴门、阜成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把旧北京城区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 它刚刚出笼就被革命群众彻底粉碎了。 于是,我就退一步把住审图这一关,蛮横专断地要送审单位在新建筑上加盖大屋顶。 同时,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写文章,作报告,讲'中国建筑’,顽固地鼓吹:1.建筑是艺术;2.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有'民族形式’;3.古代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必须尽可能照原样保存下来。 1953、54两年间,在我的宣扬推销下,'大屋顶’的妖雾已弥漫全国各地,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对各地的豪华建筑提出严厉批评。 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指示对大屋顶进行批判了。”
憾矣,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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