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城记》，一本讲北京城市变迁的小书。
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但一直很喜欢北京人的精神特质，事实上把北京人扔到人群里一定很容易辨认出来：论贵族气质，胡同里的老大爷气场都可以完爆南海龙王。这大概是百年皇城岁月留下的吧。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有意思，相对封闭是对外人而言，进入社区的若是陌生人很容易被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但北京人又足够包容，就是那种你爱瞅就瞅，我照样晒我的太阳过我的日子的感觉，三三两两对面碰到打声招呼，小院里飘着人情味。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围绕1700万平米的古建筑展开了著名的争论，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为代表的工业化方案相互碰撞，最后带有”小资情结“的梁思成被打翻在地，眼睁睁看着城墙被彻底拆除，长安街建起密集的部委大楼。苏联给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首都，没有体现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城市里工人太少，因此北京要大力发展工业，而不是像梁思成建议的那样保留旧城原貌，功能区分散至城外。
事实上，绕过几十年的大圈，北京政府现在回头采用了梁思成的方案，但北京已经是2300万人的北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没承载如此密集的功能，生存环境恶劣至极。
北京的价值，就在于城墙和天际线啊，墙没了，高楼挡住了古建筑，千篇一律的水泥高楼有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即使是修建摩天大楼，也应该适当地分布，而不是盲目无计划地到处播撒。
炮局胡同是北京幸存下来的胡同之一，之前我去过磁器口，这里比磁器口更干净一点，空气里飘着铜锅煮羊肉的味道。北京每年有600条胡同消失，索性炮局胡同不在其中。
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路上的行人匆匆归家做饭。
大妈牵着狗溜溜达达地出来散步，不忍打破安静的光环。
街边的水果店，环卫工人站在店门口开玩笑：”马姐，都是街坊，为啥不卖给我呢？“
这个爷爷在整理废品，笑着抬起头问我有事吗，我说就是好奇，他让我过来亲自把一个废纸壳放到水里沾湿，告诉我每天要处理几十斤。
老北京胡同的卫生都一般，这个大院里堆满了杂物，还有处处可见的摩拜和ofo。
这辆自行车不知道倒在那里多久了。
胡同里的孩子们是幸福的，阳光下门楣边，笑意盎然。
在小店坐下吃饭，有骂骂咧咧的大爷看着电视：”操，朴槿惠被撸下来啦？“还有人在问朋友：”整俩小菜，再整两盅小酒，成不？“
胡同里的人虽说坐拥房产，但表面上都看不出来，这是真正的大隐隐于市吧，毕竟房价不能变现，很多人的生活看起来也是很一般，但心里有底，所以幸福感依然超高。
北京人我最喜欢张一山和大张伟，说话风格很有趣，是天生的段子手和乐天派，说起话来像崩豆似的，脾气也是疾如风火，又不显得高高在上。
胡同越来越少了，真正的北京人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在这里呆了三年，越来越喜欢这座城市，是自由灵魂可以随意安放的地方。
真的很遗憾梁思成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在文革中写过一段交代材料：
“我窃据了都委会要职不久，就伙同右派分子陈占祥抛出那个以反对改建北京旧城为目的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妄图在复兴门、阜成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把旧北京城区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 它刚刚出笼就被革命群众彻底粉碎了。 于是，我就退一步把住审图这一关，蛮横专断地要送审单位在新建筑上加盖大屋顶。 同时，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写文章，作报告，讲'中国建筑’，顽固地鼓吹：1.建筑是艺术；2.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有'民族形式’；3.古代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必须尽可能照原样保存下来。 1953、54两年间，在我的宣扬推销下，'大屋顶’的妖雾已弥漫全国各地，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对各地的豪华建筑提出严厉批评。 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指示对大屋顶进行批判了。”
憾矣，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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