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中的深圳

 

 

   李亚轩，独立学者，曾执教于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著有《人类史纲》、《国际金融通论》、《极域：区域经济学的重构》等专著。《陨落中的深圳》一文是亚轩先生应《经济周刊》特约撰文。

 

深圳特区，曾经造就了中国乃至世界本世纪初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神话般的奇迹。

深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在此设立宝安县制， 1980年8月26日，中央政府在小平主导下在深圳正式设置经济特区，成为中国面向全世界打开的第一扇改革开放的窗口。

1700多年来，深圳（原宝安县）伴随一个个走马灯式的王朝更迭似乎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设置特区之前的深圳依然是一块毗邻香港的由星星点点的渔村组成的荒漠盐碱区。改革开放36年后的今天，深圳已跻身于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之列，2015年深圳GDP总量17500亿元、人口1077万，仅次于广州，人均GDP居一线城市之首。深圳，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地区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模板。

但是，当我们深度多维研究这个创造东方奇迹的都市时，发现辉煌背后何其脆弱苍白，与我们期予的深圳有着多么强烈而鲜明的反差。

 

一、虚“强”：襁褓中的巨人

1.财政襁褓中的巨人

中国现有财政体制下，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城市，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直辖市等省域经济体一样，在财政税收政策上享有直接与中央分成而不承担向省级财政纳缴财税的权利，其财政收入除了上缴中央财政外，“剩下的都归自己”。但对地级市、副省级城市（主要省会城市）来说，除了上缴中央财政外，还要上缴省级财政。

以广州为例，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产生100元财税收入，大概有75元贡献给中央和省内，自己只留下25元。2011年，当年来源于广州地区的财政总收入397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79.47亿元。这一年广州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还不及财政总收入的1/4。

2015年，广州市向中央和广东省地方提供了近5300亿元的财政贡献。当年广东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364.76亿元，连续25年居全国首位。广东省连续25年财政收入高居中国之首地位主要是来自广州市贡献。

伴随制造业的持续下行，东莞、佛山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近乎于捉襟见肘，但对于广东省的财政贡献仅次于广州。而同年深圳向广东省的财政贡献依然为零。

如果按照深圳2015年GDP总量（17500 亿元）计算，广州市用3年上缴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资金就可以再造一个深圳。

所以，中国扭曲财政体制下缔造了深圳这颗璀璨而炫目的明星。

2.金融襁褓中的巨人

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体系中居重要地位。1991年4月，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深交所和上交所一起成为中国两家独有的证劵交易结构，享有中国无可替代的的金融垄断资源。

深圳2015年金融业总资产达到8.6万亿元，增加值达到2542.8亿元，占GDP比重为14.5%，成为深圳GDP结构贡献度较大的产业。

所以，中国扭曲金融体制下的深圳享有垄断金融资源，成为深圳GDP贡献的核心产业或支柱产业。

3.政策襁褓中的巨人

深圳在设立特区初的前二十年需要大量“输血”，城市基础工程、城市营商环境、城市运营基础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央和广东省其间给予深圳倾斜性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扶持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进入21世纪后的深圳已是一个步入20周岁的壮年，应该是一个负责任城市，而不应该是继续躺在广东省襁褓的壮汉。然而，这十六年来，深圳没有给哺育他前20年成长和成就的广东省人民任何回报。

                    

二、虚“大”：主导产业不断被膨胀的泡沫吞噬

 

深圳面临土地稀缺的困窘，国土面积只有1997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普通县城的规模。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相比，深圳只有上海的1/3,、广州的1/4、北京的1/8。

用地矛盾日益严峻，已经成为深圳发展的瓶颈，土地扩容似乎已成必然之选。

所以，深圳近二十年来通过“填海造地”扩充大量土地面积，但是仍赶不上产业的发展速度，土地紧缺的局面并没有有效缓解。

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圳一方面凸显土地资源稀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有效设计对接产业规划的土地出让政策，致使深圳房价在2015年暴涨6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过高的地价和房价大大挫伤深圳的竞争力，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抽血效应”。

过高的房价限制高端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流入和稳定，导致深圳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炒作投机商、房地产服务商的乐园；过高地价和房价，推动现有优良的企业集群运营成本持续高企，造成城市和产业竞争力严重缺失。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明确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他表示，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深圳作为主导产业支柱的华为将移动终端制造基地迁往东莞松山湖后，深圳又一重磅的主导产业支柱的中兴通讯也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迁移工作从今年7月开始，10月投产。

华为和中兴通讯，都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在多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中，为中国企业在强手如林的通讯制造领域赢得了喝彩。华为和中兴相继撤离，与之配套的上万家中小企业和成熟的整个新兴产业链相应在深圳分崩离析、进而消失，这对深圳战略定位、业已形成的战略产业、高科技主导产业造成重创。

或许华为和中兴会表达总部留深而仅仅生产基地撤离的诉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即令如此，恰恰说明深圳已步入城市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不断放大的房地产泡沫是造成这一畸形状态的关键推手。

 

三、虚“新”：创新精神和创新企业被蚕食

 

深圳特区初立时期的前二十年内，一批批放弃分配的大学生、放弃晋升的公务员、放弃安置的军转士官、放弃稳定薪资的国企干部和技工怀抱着一颗创业的梦想和放飞的激情，来到了这个日新月异的崭新都市。深圳成为拼搏和创新的沃土。“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精神吸引了大批怀揣梦想的优秀人才。

于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壤上，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效率”、 “深圳标准”、 “深圳模式”；涌现出一批批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创新型企业 ，如华为、腾讯、万科、招商、平安、大疆、顺丰、光启、美盈森、固高等等。

深圳，一度成为年轻和创新城市的代名词，一度成为城市奇迹和神话的代名词，从土地到资本，从配套到市场，一应俱全。

好景不长，深圳地方政府近十多年来政策设计和治理操作越来越短视，越来越缺乏战略前瞻，集中表现在“引国挤民”和人才政策缺失两大致命问题。

 

“引国挤民”：深圳经济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驱动成长起来的，华为、腾讯、万科、平安、顺丰等优秀的明星企业皆属民营企业，是完全市场化竞争的产物，但地方政府近十年来引进大批毫无市场竞争力、充满惰性和官僚行政色彩更加浓郁的央企落户深圳，为这个本还年轻的创新之都开始笼罩着未老先衰的暮气，甚至灾难。

因为这些垄断央企除在前海、后海、深圳中心区拿下一块块最好的土地资源进行房地产开发外，几乎没做任何有意义、进步的事情，这些央企给深圳没有带来任何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反而因为这些央企在深圳搞房地产，将深圳的地价、房价搞得奇高无比，使得深圳房市迅速泡沫化。可以说，深圳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房市高泡沫，背后少不了垄断央企这一重要因素。

本已奇缺的土地资源被央企和“特殊照顾”的房企瓜分开发，战略新兴产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的生存和成长空间日益萎缩。

 

人才政策缺失：深圳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一直疏于弥补高等教育这一短板，这是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致命的缺陷。深圳目前仅有一个先天不足的深圳大学和引进的几个杂牌高校基地，深圳常态建设和运营所需大量人才必须通过外部引进解决，而深圳引进人才的主要管道是各大企业。深圳房价越来越企高膨胀、人才生存成本持续高涨，对外地人才和大学生的吸引力也将大大下降。这对于深圳整个人才生态是致命的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