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平行展
昂洞慈善医院专题
特约撰稿人 / 罗雨翔 Yuxiang Luo
曾工作于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城市规划院
现就读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
策划人 / 魏天天 Tintin Wei
曾工作于OMA，SHoP Architects
现就读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
Peer Review
蔡康鑫，张倩倩，钱睿
2014 年 4 月 29 日
“ 中国第一家慈善卫生院在昂洞乡正式开幕了 ”
昂洞基层慈善医院，坐落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是由香港慈善机构 '沃土发展社'（ Institutefor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委托 '城村架构'（ Rural UrbanFramework ）进行设计建造的。城村架构（ RUF ）所构想的昂洞基层慈善医院的设计和发展，不仅仅是医疗慈善业的创新之举，也显示出了建筑实践以及制度建设的课题，在区域发展的公共效益问题上所遇到的难点和机遇。
林君翰 X Joshua Bolchover
“ Joshua Bolchover 与林君翰于香港大学创办了城村架构 ( RUF )。他们致力成立一个协作式的设计及研究所。作为一个非牟利性的机构，城村架构希望为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设计服务。目前，他们已经在中国内陆不同的农村地区参与超过 15 个建筑项目。这些项目里，包括了学校、社区中心、卫生院、农村住宅、桥和渐进式规划策略等等。基于对各村落项目的积极参与，城村架构希望创造有影响力的建筑，以改变决策者对设计学校、社区设施及其他公共建筑的态度和手法。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探求农村发展的新模式，让农村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及其空间的演变都能够抵抗势不可挡的城镇化过程。”
（此处文字来源：rufwork.org )
他们为什么选择做慈善医院？
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中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1.8%。这些贫困人口中，有90%居住在农村。在众多的致贫因素中，由于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不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中国农村尤为突出。为此，中央政府于2002年起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
但近些年由于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往往与业绩挂钩，滥检查、滥开药、滥治疗的现象使得农村居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医疗负担。很多公益组织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向患者资助医疗费、联系并对接医疗机构。但这些针对需求方的医疗公益覆盖规模仍十分有限。且面临着增加对补助的依赖性、恶化这严峻形式等风险。由于医疗在中国是公共品，所以要想深入解决农村地区医疗乱象的问题，从供给端着手的公益医疗创新就成为了必须。
针对农村医疗问题，沃土发展社决定在湖南的重点扶持县——保靖县进行试点，以改建昂洞卫生院的方式，将其转型为昂洞基层慈善医院，向村民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诊断和治疗，同时推广疾病预防工作。
为了从供给端探索农村医疗的新模式， 沃土发展社首先从资金和管理上进行了创新。针对项目管理，昂洞基层慈善医院成立了委员会，由香港医疗服务专家和管理专家，及内陆具公信力的医学界人员组成，负责指导医院的组织、行政、财政和人员管理等工作。资金方面，该项目的支出除了新楼建设以外，主要用于工资补贴和专业培训。项目总投资 450 万元，当地政府投资 270 万元，其他资金来源为沃土发展社为该项目筹得的 180 万元善款。昂洞基层慈善医院的建造，是一个包括政府、机构、设计师等多方合作的过程。
林君翰在接受采访时说：
“沃土发展社有意改变中国农村医疗的格局，
以及改善农村的整体发展，
但却不知道其具体形式有哪些可能性。
建筑师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设计，
为其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形式。”
昂洞模式是新颖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难点。由于慈善医疗不能通过赚取利润来完成“自我造血”，如果没有政府或慈善机构的持续投入，项目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除了运营之外，项目的设计本身也需要解决一系列新的问题：相比向困难民众发放补贴，昂洞基层慈善医院是直接面向公众的，涉及空间的营造和体验——其“公共性”意味着，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虽然众多利益交汇于此，公共效益需要得到保障。
他们的空间实践！
这一次，城村架构（RUF）带来的昂洞基层慈善医院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诊所，而成为了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用城村架构（ RUF ）的话来说，医院成为了村集体的“公共机构”（ruralinstitution）。在设计过程中，城村架构（ RUF ）发现，新大楼的垂直交通既可以由电梯解决，也可以由坡道解决；两者的造价差不多，但坡道却可以提供额外的社会价值——在新的大楼里，坡道除了为所有楼层提供无障碍交通之外，还围合出了一个别致的中庭；中庭加强了医院的采光，同时也提供了人们歇息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周围的村民也常来坡道上锻炼，这种空间的创新让村中各个群体汇集于此，使得这座慈善医院成为了真正属于村民集体的公共空间。材料使用包括再用砖和定制的混凝土镂空砌块。其中的再用砖是由当地政府协助提供。
除了空间形态本身的创新之外，城村架构（RUF）还特别强调设计过程的创新。沃土发展社想从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入手改变农村医疗现状，意味着新医疗机构的建设过程，需要出资方、管理方、服务者和使用者的密切协作——建筑师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又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林君翰说：“建筑师实践的能力其实非常简单。政府、慈善机构、村集体和医生的各种意愿，往往都在其各自的话语体系中间接周旋；建筑师则可以通过设计一个空间实体，将抽象的利益关系具象化了。” 换句话说，多方合作的难题，在塑造空间的过程中，变得可操作了。像医院这样的公共项目需要多方参与，然而合作的机制却是多种多样、需要不断探索的——传统社会的合作方式是基于信任，现代社会的合作方式是基于契约，城村架构（RUF）则通过实践而提出：空间能否成为一种合作的新方式呢？
区域发展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课题，涉及空间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建设。中国农村以及低收入人群生活环境的改造，正吸引着众多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地产商以及建筑师的参与。
首先，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说，“社会型建筑”或“建筑的社会责任”是当下的热词之一；智利籍建筑师 Alejandro Aravena 是“社会型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是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随着他于同年获得了业内最高荣誉普利茨克奖，那些关注社会问题、并相信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建筑师们，似乎看到了更加光明的前进方向。
城村架构（RUF）的建筑师说，他们希望以建筑的形式，影响公共建筑的发展方式和决策者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乡村在社会、经济和空间层面的转变。但建筑设计是否真正可以作为“杠杆”来撬动社会的新格局，其实取决于建筑是否清楚它在区域发展这条庞大的“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建成环境和其他学科和行业之间的关系。
现代经济社会的组织基础是“分工”。通过分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得以显现，从而提高整体效率。在区域发展这个“产业”里，建筑师、政府、慈善机构等组织都有各自的分工，并依照各自的逻辑行事。资本的逻辑、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空间的逻辑往往并不相同——正如城村架构（RUF）所说的，这些不同的逻辑需要协调与合作。可是，有协调，就会有博弈；有博弈，就会有这些不同逻辑背后的利益冲突和层次关系。
传统的建造行业通常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受到资本和政治的支配——空间因此成为了积累财富的商品或行使权力的工具；广大使用者也由于没有直接贡献权力或金钱，因而缺少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手段。换句话说，清晰分工带来的是效率的发展，而不一定是社会的发展。“社会型建筑”尝试着打破这种格局，在其现有的生态地位中，通过加强自身的能动性、代表公众利益，来促进社会效益；就像城村架构（RUF）的建筑师所说的，他们试图把建筑的重点从最终方案的形态转移到设计的过程中来。空间具有极强的公共性——金钱可以被隐藏，空间却不能做到完全地排他；基于空间的这种公共性，建筑师可以将空间的营造视为一个非线性的、多方参与、彼此反馈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下，以往产业链中的“受支配者”得到了发声的机会，项目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受到资本和政治的支配。通过合作，传统的“分工”变得渐渐模糊——多方参与的空间营造，使社会效益从一个被动因素，变成了项目一开始就必须考虑的因子。换言之，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自下而上、共同决策的设计机制，体现了建筑实践的社会性。昂洞基层慈善医院的建设，也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
可是，这种强调过程、以空间为抓点、注重社会效益的合作模式，是否能成为乡村发展的可靠模型呢？这种创新模式究竟是“管住”了资本，还是选择性地忽视了资本？昂洞模式的延续和推广值得学习和深思。纵向来看，如果资金链断了，原先架构起来的合作关系能否继续？政府、医生、村民能否让这个医疗机构按照其初衷继续运营下去？楼房以及公共空间又能否在维系自身的同时、维持这些通过新空间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关系呢？横向来看，在非重点扶持地区，政府是否会有参与慈善医疗的积极性？昂洞基层慈善医院的建设和运营模式能否复制到全国的各个地区？
说到底，农村医疗也好，区域发展也好，其创新模式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中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新的“关系”，即新的合作机制；高质量的公共空间以及其他公共品的提供，既需要信任也需要负责制——其质量和“配比”与社会转型和制度建设高度相关。冷静的建筑实践者应该认识到，空间建设不能取代资本、制度、以及社会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好的空间即便脱离于资本，也可能会生发出神奇的社会摩擦力，这也许就是建筑和空间的神奇之处。那么，如果说深层次、大规模的改革是缓慢的，创新型的空间营造过程究竟能否对于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如果能，又将如何寻找可靠的模型和推广的机会？这需要实践者抱着严谨的态度，理解自身的位置，进行扎实的实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