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巴黎，19世纪的首都》——走近本雅明的拱廊街研究计划
1925年，著名的“歌剧院拱廊街”被拆毁，这件事刺激了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其由此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巴黎的乡下人》。1927年，本雅明受这本小说到触动，萌生了拱廊街研究计划。这项研究进行了十三年，尽管没有完成，但留下了丰富的材料。本期推荐12级本科生南塬飞雪的读书报告《读<巴黎，19世纪的首都>——走近本雅明的拱廊街研究计划》作者: [德]瓦尔特·本雅明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刘北成
出版年: 2006-5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其罕见的才华和悲剧的人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本雅明曾在弗莱堡、慕尼黑、柏林和伯尔尼研究哲学。1919年以“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一文获得伯尔尼大学博士学位，但未能顺利取得大学教授资格。本雅明的生平和思想变动不拘，文风亦不像一般理性主义者般循规蹈矩。在阿伦特、阿多诺或是桑塔格的笔下，各自呈现给公众的似乎是他矛盾的多侧面。拱廊街计划是本雅明以巴黎拱廊为中心展开的批判性文化研究。拱廊街是覆盖了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的前身。拱廊集先进的建筑成就和繁荣的商业展示于一身，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巴黎最重要的景观之一。
1925年，著名的“歌剧院拱廊街”被拆毁，这件事刺激了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其由此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巴黎的乡下人》。1927年，本雅明受这本小说到触动，萌生了拱廊街研究计划。这项研究进行了十三年，尽管没有完成，但留下了丰富的材料。有关这项研究的成稿只有两篇提纲和两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两篇提纲是两份申请资助的研究计划，除删去了“达盖尔与全景画”一章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改动。本雅明欲将提纲中的“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一章扩展为一部专著，他称其为浓缩的拱廊街研究。而实际上他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但由于社会研究所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本雅明被迫做出修改，并于1939年发表新论文《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后者在结构及叙述上较之前者有较大的差别。本雅明称拱廊街研究是他后期“全部斗争和全部思想的舞台”。他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的写作目的中表述道：意欲揭示“当今生存条件下人的心理机制的特有作用方式”。拱廊街不仅是集聚着奢侈品的商贸中心，且是艺术以装潢之形式被用以服务于商人的场所。在本雅明看来，拱廊街就是一座城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世界。拱廊本身就可被看做是现代社会的奇观，在此处，大量的灯光与幻境使人迷惑，带给当代人以全然不同的感官体验。本雅明指出，拱廊街出现的第一个条件是纺织品贸易的繁荣，第二个条件是钢铁开始应用于建筑。19世纪的城市已具有现代社会特征，流动且陌生的人群充斥着街道。本雅明引用齐美尔所言：有视觉而无听觉的人比有听觉而无视觉的人遭遇的麻烦要多得多。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偏重于眼睛的活动，而不是耳朵的活动。主要原因在于公共交通手段——人们不可能面对面看着，几十分钟甚至几个钟头都不说一句话。拱廊街的出现使得游逛成为了一件重要的事。闲逛者是这部作品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闲逛者和街头随意的人群是不同的，他们身上带有某种疏离现实社会的气质，置身于拱廊之中却用陌生、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在本雅明的笔下，闲逛者被刻画成为侦探式的角色，“旁观者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微服私访的君主。……这使他获得了许多好处，其游手好闲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对于闲逛者来说，街道成为其居所，他在店铺林立的拱廊街，就像公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样自在。闲逛者与拱廊街似是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百货商店利用‘闲逛’来销售商品，它同时也是闲逛者的最后一个逗留之处”。本雅明选取波德莱尔及其作品作为拱廊街研究的开端，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看来，波德莱尔注视着这座城市的目光，与其所言的闲逛者的目光恰是重合的。闲逛者是中立的游离者，他们一脚站在大都会的门槛，另一脚站在中产阶级的门槛，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街头源源不绝的人群正为闲逛者提供了可能的避难所，在人群的遮掩下，城市变得更加光怪陆离、难以捉摸。闲逛者既扮演着市场守望者的角色，同时也是人群的探索者。本雅明将闲逛者与人群皆视为拱廊街的要素。作为闲逛者的文人，正如波德莱尔，其所要面对的现实是冰冷的。他“在林荫大道上融入他所生活的社会的……在那里建立与同行、社交界的关系网，而且他十分依赖这些关系网带来的结果，就像妓女依赖她们的乔装打扮”。“波德莱尔将这种文人，首先是他本人，比做妓女，用自我剖白来换取冰冷的金钱。”本雅明将文人与妓女看作是某种隐喻式的形象，他们将自身作为商品向外兜售，同时也是这种商品的贩卖者。波德莱尔终其一生，在文学市场上一直处于糟糕的地位。他一阵见血地指出当下文人的真实境况：“他们好像是一个闲逛者走进市场，说是到处看看，实际上是寻找买主”。闲逛者这种悠闲的行走方式本身，被视为一种饱含政治意味的行动。1840年前后，闲逛者喜欢跟着乌龟的速度散步。这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如果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社会进步就不得不来适应这种节奏。但遗憾的是，这种态度没有流行开来，以勤奋为要旨的社会精神愈发占据上风。本雅明认为，人群是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剂，闲逛者就是被遗弃在人群中的人，他们所陷入的处境一如商品陶醉于周围潮水般涌动的顾客中。本雅明为我们理解19世纪的巴黎留下了诸多线索。在他眼中，世界博览会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它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大放异彩，同时也让其使用价值退居幕后。世界博览会给在消费上遭到排斥的大众灌输商品的交换价值观念。“这些民众们在游乐园里兴高采烈地坐过山车、旋转车——纯粹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态度，由此导致了工业宣传和政治宣传所指望的那种听任摆布的状态。”奥斯曼（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因主持了1853年至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的拆迁改建工程使得飘忽不定的城市居民不断增多，房租上涨把无产阶级赶到了郊区，红色地带由此形成。同时，这也使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城市开始寻求标准化的管理——对大城市住宅进行编号，车马进出公关场所需要登记，信件投递需要统计和盖邮戳，很快整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要登记在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广泛的控制网络把资产阶级的生活越来越紧地网罗起来。由于人们会在大城市的人群中不留痕迹地消失，针对这种情况，当局致力于发展多重登记网络。在波德莱尔看来，这种努力和罪犯的活动一样具有侵犯性。在第二帝国末期，马卡特风格大行其道：住所被视作适合人的一个小盒子，被包裹起来，将人及其附属物统统嵌入其中，用它保护他的痕迹，就像大自然保护着花岗岩里动物残骸。这在一方面，使被保存物品的实际价值或情感价值受到强调，另一方面，使它们得以避开非主人的亵渎目光，隐私的价值在这里获得肯定。生活居所与工作场所之间不可避免地对立起来，人们不得不在私人空间内寻求属于个人的幻境。波德莱尔设想，有些读者在阅读抒情诗时会遇到一些困难：意志力和注意力弱化；感官愉悦获得追捧；常常染上能够扼杀兴趣和消解愿意接受的“忧郁”。读者的经验结构发生了变化，正好像今天的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阅读方式所作出的解读。从诗作《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本雅明认识到，使大都市人着迷的东西并不是那来自第一瞥的爱，而是在那最后一瞥中产生的爱。令人着迷的瞬间恰是永别的时刻。因而这首十四行诗提供了一种惊颤形象，一种具有灾难性的形象。大都市为人带来一系列快速的惊颤体验，行人的举止仿佛他们已经适应了自动化机器那样只能机械地进行表达。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对惊颤的反应。波德莱尔称这种人为“一个装备着意识的万花筒”。同时，复制技术引发的推断性意愿记忆的不断就绪缩减了想象力的活动空间。现代主义轰动所具有的代价便是光韵在惊颤体验中的消失。在解读波德莱尔所言的现代主义时，本雅明提到了与其极具亲和性的梅里翁，在他的作品中，古典古代与现代主义也是相互渗透的，“尽管它们直接取材于生活，但是它们表现的是一种逝去的生活，某种已经死亡或将要死亡的事物”。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渴望像船只一样享有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特权。在某种特有的状态，伟大与懒散也会聚集在某个人身上，这个状态支配了波德莱尔一生，他把它译解出来，称之为“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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