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了相同的结构性位置，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题，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两次转换，第一次是从政权建设转向民主转型，第二次则是从民主转型转向国家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虽然是由国内政治冲突直接导致的，但是根源却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以及由它为第三世界国家确定的两个核心任务之间的相契与紧张关系，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就不只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而且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集中反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上。
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政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现代世界体系本身的动态过程与变动趋势，这些都将在世界政治层面表现出来。不言而喻，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复杂、内容广泛、线索多样的综合体，然而国家实力决定的国际结构以及国际结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则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所在，所以本文聚焦于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四个方面，分析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主题的转换对世界政治产生的影响。下面首先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政权建设转向民主转型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随后集中探讨当国家治理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主题后，世界政治面临的挑战以及呈现出来的发展趋势。
民主转型对政权建设的取代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陷入紧张甚至对抗所导致的，可以说民主转型是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战略性行动，因此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受到了政治主题转换的影响。民主转型将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归咎于政治秩序的类型，进而认为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即政治体制必须重新设计。在西方核心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开始普遍相信“自由民主体制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①]只要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转向了自由民主体制，那么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就能够得到重建，经济发展也将摆脱目前的困境从而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但是事实上，民主转型未能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期望变成现实，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并未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形成。民主转型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弱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治国理政的能力，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民主转型在制度形式上似乎推进了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它扩大了普通国民政治参与的机会、提高了政治精英的竞争程度，也更加符合西方核心国家兜售的价值观念。虽然自由民主体制能够从西方核心国家移植过来，但是支持自由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却只能由本国自己生长出来。[②]在缺乏相应社会基础支持的前提下，民主转型引发了社会冲突、培养了恶性政治竞争，甚至招来了阶级冲突和政治对抗，因此民主转型没有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
其实，即使是在那些民主转型得到了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政治精英也没有实现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性的目的，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在做出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决策时，既要取悦于群情激愤的涌上街头积极表达利益诉求的选民，又要讨好西方核心国家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资本主体。[③]处在民众和西方核心国家双重政治压力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更多的时候呈现出政局在左翼—右翼之间转换、经济与社会政策变动不居的状态，因此虽然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时期能够重新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它们很难集中关键性的发展资源、凝聚政治共识、有效控制社会分歧、推行发展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从而为本国打下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有鉴于此，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新兴民主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先后陷入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民主转型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但是它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因此民主转型给西方核心国家带来了重大的利益。第三世界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殖民地摆脱西方核心国家的殖民统治，开始以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种重大的政治变迁是不符合西方核心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方核心国家在面对殖民地独立运动时采取相互支持和共同反对的态度。这种局面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才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方面是因为亚非各国联合起来强烈谴责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核心国家认识到政治独立并不能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它们仍然能够通过不平等交换机制剥削和支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核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就有可能发生动摇，西方核心国家的利益将遭到严重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30年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核心国家的隐忧。虽然西方核心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年的经济黄金期，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却不容小觑，工业生产的国际分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并且显著的转移”，西方核心国家的工业力量衰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举成为了新兴工业国家。[④]如果得到了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以一个统一的集团同西方核心国家进行博弈，要求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实现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平等化，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它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并且获益良多的优势地位将可能失去。
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奉行不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价值、实行不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背景，那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及联合起来同西方核心国家斗争的可能性，就如同“幽灵”一般开始笼罩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精英心头。对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精英来说，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办法无过于利用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制造障碍，从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激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冲突，并且引诱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放弃过去的政治秩序，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即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转型以建立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如亨廷顿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家采用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手段进行推动。[⑤]
民主转型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如同汹涌的浪潮一般席卷亚非拉地区，并且取代政权建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西方核心国家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深层次的和难以估量的。民主转型将承载着西方核心国家的利益和价值的政治体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被打断了，政治体制上的异质性也被极大的改变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强化，以核心—边缘等级结构为支撑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得到了巩固。
民主转型以对第三世界和西方核心国家的实力消长产生的重要影响，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民主转型对于第三世界和西方核心国家有着明显不同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第三世界国家实力的增长空间，因此第三世界重新被限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被支配和受剥削的劣势地位上。另一方面，它保持了西方核心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接受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同自由民主体制相配套的经济政策，不仅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西方核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机制也没有发生改变，故而西方核心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巨额生产剩余。换言之，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借助民主转型实现了合法化，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第三世界的贫穷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⑥]
国际结构从根本上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国家之间实力的巨大差异奠定了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基础。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指出，国家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当国家实力与利益格局相互匹配时，国际结构才可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基础。[⑦]当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实力还不足以同西方核心国家相抗衡时，西方核心国家就具有充分使用自己的国家实力来巩固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空间，从而维持国际结构的稳定，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是西方核心国家维持国际结构的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核心国家刻意要通过民主转型破坏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遭遇困境只是民主转型导致的客观后果，但是第三世界接纳了自由民主体制将促使这些国家承认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所界定的利益格局。由此可见，民主转型其实充当了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实现巩固的手段。
民主转型通过给苏联东欧国家制造政治竞争压力，从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第三世界是以介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它希望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并且寻求第三世界的团结。[⑧]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介位置赋予这些国家自主选择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因此政治体制方面的多样性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显著特征，在此情况下第三世界既是两大阵营相互争夺的中间地带，又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政治体制上转向自由民主体制时，资本主义阵营在中间地带的争夺上取得了优势，于是介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被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同时苏联东欧国家面临着自由民主体制的兴盛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变化给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埋下了伏笔，美欧资本主义阵营在苏东剧变之后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对世界霸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霸权就是指一个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权，乔万尼·阿瑞吉将霸权归结为领导各国追求共同利益和领导各国走上相同发展道路两个内容。阿瑞吉指出：“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但是起支配作用的国家也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扮演着领导角色，它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⑨]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并且在这样的政治竞争压力下，苏联东欧国家最终也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因而美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政治条件，于是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现，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第三世界国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属于霸权的第二个层次，即西方核心国家促使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共同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霸权实际上是“违反自身意愿的领导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如果美国的世界霸权不能证明它代表着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那么美国的世界霸权就会陷入权力竞争的状态从而受到损害。[⑩]事实也是如此，当实现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能收获自由民主体制允诺的果实时，自由民主体制并不能在第三世界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自动制造政治共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逐渐激烈起来，美国世界霸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这种情形就如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世界霸权虽然维持了下来但适用范围缩小了，并且它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没有其支持者所设想的那样保持了一贯的友善，支持者的利益时常处在美国世界霸权捍卫的共同利益的界限之外。[11]
同样必须注意到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国际空间，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则成为推动美国霸权衰落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第三世界国家为了重建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而转向自由民主体制，但是自由民主体制并没有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政治秩序，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经济政策、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这些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错失了美国世界霸权开创的新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充分的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借助世界市场吸收了巨额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大幅度提升。由此可见，民主转型既为美国世界霸权确立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制造了动力。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世界政治层面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民主转型转换成国家治理，而且证明西方核心国家也存在一系列严重的治理难题，因此可以说全球经济危机将国家治理推到了世界各国面前，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主题。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已经并且将继续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家治理直接指向造成治理困局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问题本身，从而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置于同样的政治维度进行考量。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所指向的一系列难题难以通过等级性国际结构得到解决，因而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结构。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民主转型转向国家治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时代，这个时代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刻变革为主要内容。如果说民主转型是现代世界体系实现巩固的一种过程，那么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是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力源。下文将在具体考察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世界政治的总体影响，即世界政治的转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意味着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难以为继，因此现代世界体系自然要伴随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变动而发生变迁，而现代世界体系的变迁自然也要反映到作为其政治上层建筑的世界政治上来。世界政治的转型就是指一种更加平等、包容和互惠的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并且用以重新界定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观念与国际规则也伴随着新的国际结构的孕育过程而不断涌现出来。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实际，它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不可能因为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轻易得到解决；而且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摆脱西方核心国家立足自由民主体制的正当性所施加给它们的政治压力，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长期以来困扰本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难题。国家治理主题表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体制，每个国家也都会面临构建联盟、控制国内冲突、解读全球格局以及实施发展项目等各种各样的任务”。[12]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从改善国家治理的维度来思考和推行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战略性行动。进而言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西方核心国家时重新获得了政治自主性，它们能够更多地根据本国实际来确立和推行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政策，而不再屈从于西方核心国家为它们提供的备选方案。在政治自主性觉醒的前提下，致力于国家治理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再单纯是西方核心国家眼中的国际难题的滋生地，也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全球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组织主体和中心环节。[13]
国家治理同样为第三世界国家重塑相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自主性奠定了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于整合治理资源，实现各种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使治理主体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而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得到解决的前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狭义地理解成为国家渗透和控制社会，而应该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与合作，为国家政权创造一个规模“足够支撑有效的政治秩序的社会联盟”。[14]与此同时，国家政权不能受制于这个社会联盟，相反它必须具备独立于社会联盟的自主性以便推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将此种类型的国家—社会关系称作“嵌入的自主”。[15]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是对政权建设与民主转型的优化升级，它要求根据本国政治与社会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和合作，从而增强本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从深层次上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建立在两个相互强化的条件之上：一方面，西方核心国家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并不存在严重的国家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是上述状况的基本保障，因此两个条件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政治优势成为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性资源，在美国的主导下它们结成了一个规模有限、联系紧密的国家集团，同时它们以自由民主体制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有意识地选择重要的国家，并且同这些国家结成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关系。[16]但是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表明，西方核心国家不仅也存在一系列治理难题，而且它们甚至是一些全球性治理难题的制造者。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当西方核心国家也被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时，就说明自由民主体制与良好的国家治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也就不复存在了。
同样重要的事实在于，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打断了西方核心国家实现政治优势不断扩张的过程。西方核心国家不仅认为自由民主体制享有政治优越性，而且认为应该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国，从而不断扩张它们的政治优势。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民主转型道路的背景下，西方核心国家认为将自由民主体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真正能够接纳和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前提，而现行的由西方核心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则是实现第三世界国家良好治理乃至全球良好治理的关键。[17]巴里·布赞（Barry Buzan）甚至指出了西方核心国家扩张政治优势的实质，这就是应该遵循从核心到边缘的路径，处在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旧的身份，完全接受西方核心国家提供的政治规范。[18]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宣告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建立在并不足信的基础之上，第三世界国家并不能通过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能实现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重建，各国都应该直接面对国家治理的难题，而不是盲目的输出或者拥抱自由民主体制。
既然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觉醒的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那么由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再认为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是别无选择的结果，甚至西方核心国家也开始怀疑它们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换言之，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出现了松动和变革的迹象。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那么甚至可以说国际结构已经明显由核心支配边缘的状态向着多极化状态发展，表现在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观念力量的多极化等三个层面的复合进程上。[19]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综合实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正在发展成为多极化国际结构中的一极或者几极，与此同时，西方核心国家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综合实力严重受损，直到今日也未能明显改变衰落的趋势。国家实力对比的改变使西方核心国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甚至坚持认为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将不可避免的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致最终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重塑国际结构的问题。[20]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则认为中国崛起是客观事实，这很可能导致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结构的终结，但是只要西方核心国家能够抢先制定国际规则并将中国纳入进来，那么西方核心国家的地位将能够实现延续。[21]
因为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培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推动了等级性国际结构走向松动和变革，所以美国的世界霸权也开始走向衰落。理查德·拉克曼认为：“美国霸权已无法维持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再是全球金融资本的避风港。目前的情况若没有本质的变革，金融恐慌和美元崩溃的局面必然会发生。不管这是否会变成现实，或者当主要工业大国联合起来刺激全球其他地区的需求，重新监管国际资本流动，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美国未来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都会下降。”[22]任何世界霸权都必须建立在霸权维护的共同利益所能涵盖的联盟国家和国内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美国通过保护核心国家集团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了世界霸权的社会基础。[23]但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恶化损害了政治平等，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已经将工人阶级抛出了社会基础之外，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家治理陷入难以改进的危机局面。[24]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国家实力，而且暴露出美国为了私利不惜牺牲盟国利益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美国面临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激烈竞争，因此美国难以继续有效地维护盟国的利益。要言之，美国世界霸权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只是对世界政治重要方面——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等级性国际结构、世界霸权——产生具体的影响，而且推动着世界政治在整体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提供了世界政治转型的动力源。而且，相对于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重要影响来说，它对世界政治转型所形成的推动作用是更为关键和深远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背后，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内容，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创造出构建新型国际结构的新质因素。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转型并非世界中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也不是指大国地位的更替以及核心国家集团成员的调整，而是指一种新的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
国际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是不争的共识，但是对于国际结构变化的方向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伊肯伯里作为西方核心国家的代言人，他相信渡过了经济危机劫难的西方核心国家，能够重整旗鼓、收回让步，使得“历史站在西方国家那一边”，国际结构的变化充其量不过是将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大国纳入核心国家集团，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25]然而伊肯伯里漠视了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和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重要影响，正是这种重要影响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关系。西方核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等级性的中心—边缘关系，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则预示着一种“半中心化”的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摆脱边缘地位，向着中心地带的方向移动，从而呈现出一种“半中心化”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方核心国家开始失去中心位置，向着边缘地带的方向移动，从而体现出一种“半中心化”的趋势，可以说“半中心化”的关系就是指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向着平等性的国际结构转变的中间状态。
其实，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自主性同等级性的国际结构的“半中心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集中体现在不仅摆脱了西方核心国家提供的政治方案的束缚，从而能够从容地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政策；而且形成了有关国际事务的新观念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新主张，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西方核心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核心国家在综合实力消长方面的显著变化，以及世界力量中心越来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失去中心位置、步入“半中心化”就具备了现实基础。世界力量中心的多极化是国际结构“半中心化”的关键，因此，多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重构就成为“半中心化”的关系的基本内容。“半中心化”意味着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单元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调整，也就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或者说运动中的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了世界政治转型的基本标志。
国际体系性质的决定因素是构成国际体系的行为单元之间关系的类型，而不是这些行为单元自身的特性，不同的关系类型决定了国际体系在统治形式、治理模式、秩序规则等方面的显著差别。[26]秦亚青认为，运动中的关系也就是过程，在社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运动中的关系是行为主体的身份建构的核心所在，国际社会也是以关系为本位的，所以关系是理解国际结构体系的基本维度。[27]由于国家治理主题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同时也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的基础，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不再屈从于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也不再盲目接受等级性国际结构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共同利益等方面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新兴国家，纷纷以实际行动争取在世界政治中，享有相对于西方核心国家而言的平等地位、合理责任、发展机会、核心利益。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所发生的改变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有关世界政治的国际观念和国际机制的新主张，这些国际观念和国际机制方面的新主张，不仅同西方核心国家秉持的主张截然不同从而同其形成了竞争，而且代表着国际结构的发展方向。
任何试图对世界政治发挥影响的国家都必须形成一定的国际观念，国际观念的核心在于怎样有效地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它主要包括对国际结构性质的判断、对自身同国际社会关系的定位、对自身进行国际交往方式的选择，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所持有“同国际社会交往的世界观”。[28]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有关世界政治的国际观念可以集中表述为，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在一起，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开展合作以建立平等、包容、共享、互惠的国际结构，进而建立符合共同价值的世界秩序。第三世界提出的新国际观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落脚点的，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的那样，当国际结构的变动与人类命运面临的艰巨挑战相遇时，它既要求对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进行限制和改革，又要求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全球层面形成新的观念。[29]当然，新的观念是对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进行反思的产物，它必然要同西方世界的观念发生竞争，但这恰是第三世界崛起的表现。[30]
国际机制的新主张就是指世界各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维护共同利益、强化全球合作、促进国家参与的行动框架与交往规则。国家治理主题背后实际上潜伏着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以及全球治理困局，因此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仅要求国家成为治理的关键行动者，而且要求国家之间要开展深层次的合作以应对全球治理的严峻挑战。当前全球治理的基本问题在于：一方面现行的国际机制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面对的集体行动问题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然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既不完备又少得可怜。”[31]另一方面，现行的国际机制由西方核心国家主导设计完成，严重地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利益，所以现行国际机制实践上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威胁人类命运的全球性挑战日益紧迫的情况下。由此可见，新的国际机制必须填补现行国际机制的缺陷，在改革旧的国际机制和创设新的国际机制的基础上，使全球治理不再“被动地应对所谓的全球问题，而要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32]要言之，新的国际机制同样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
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意味着由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内在转换，世界政治也正在发生转型。虽然在形式上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并没有解体，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提出了新国际观念和新国际机制主张，这些主张日渐成熟，并且同西方世界的旧主张形成了激烈竞争。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围绕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国际观念和国际规则的新主张，实际上就是构成新型国际结构的新因素，并且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新主张符合应对全球治理严峻挑战的需求，而且符合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现实以及历史趋势，因此新型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如果要进行全球治理，那么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国家间的合作和跨国网络，而非等级结构的世界政府”。[33]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则指出，未来的国际结构不仅是多个力量中心共存，甚至每一个力量中心也不可能集中所有的力量，更可能的情况是力量分散以致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国际结构。[34]确定无疑之处在于，无论国际结构的未来形态如何，其基本性质应该是平等的而非等级性的、增进世界共同利益的而非捍卫西方核心国家利益的、广泛协商的而非支配性的，这正是世界政治转型的基本内涵。
总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的成长、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冲击了等级性国际结构、推动了美国世界霸权走向衰落。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也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关于国际观念与国际机制的新主张得以出现并且日益成熟。因此，新型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世界政治也在发生深刻转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是世界政治转型的动力源泉，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围绕着国家治理进行的全面竞争将在根本上制约着世界政治的转型过程，进而言之，第三世界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取得国家治理水平上的竞争优势，将最终决定新型国际结构的具体形态和世界政治转型的节奏。
六 结论：找回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三世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民族独立而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集合体，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着相同的结构性位置，一方面决定了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是它们的核心任务，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共同的政治主题。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之间既存在契合性又存在紧张乃至对抗关系，两者之间的契合性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最早的共同政治主题即政权建设，但是两者之间的紧张乃至对抗关系则激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激烈的政治冲突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努力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从而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这些尝试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发生两次转换。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的转换从根本上讲是由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决定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主题的每一次转换都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必然要反映到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而存在的世界政治层面上来，也就是说政治主题转换将对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民主转型确立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并且开启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扩张的过程，所以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的转换在总体上起到了巩固等级性国际结构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而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因此从民主转型到国家治理的转换则为新型国际结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转型。显而易见，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相比于民主转型主题的形成而言，对国际结构的发展轨迹和世界政治的前进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正当第三世界崛起的迹象愈发明显之际，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开始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却开始流行一种第三世界消亡或者至少不再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性的主张。这种主张的核心内容包括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第三世界是介入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之间的不结盟力量，但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第三世界在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中已经不具备存在下去的政治基础。就经济方面而言，第三世界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强国，已经摆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位置，所以第三世界不再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实体而存在。[35]经过本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做出的分析，充分说明第三世界绝非是过时、不重要的概念，相反第三世界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它的存在解释了国际结构的性质以及揭露了国际结构自我维持的核心机制。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处在边缘位置的国家集合体，经济上落后自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属性，但是第三世界的内在规定性却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这就是被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的地位，正如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Peter Wallace Preston)所言，“从根本上说，第三世界的问题就是有关主导与依附的权力关系问题”。[36]第三世界是一个同西方核心国家相对称的政治范畴，它的边缘位置其实就是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中被支配的地位，因此第三世界本身就是对当今国际结构的等级性质的最好证明。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剥削，也就是要保证第三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剩余的绝大部分顺利进入西方核心国家，从而不断地巩固西方核心国家的经济优势和支配地位。进而论之，剥削是等级性国际结构自我维持的核心机制，而第三世界恰是西方核心国家的剥削对象。
由于剥削这种自我维持机制的存在，第三世界国家虽然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摆脱等级性国际结构中的边缘位置，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始终同等级性国际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等级性国际结构继续存在，第三世界就不会消失，同样只要第三世界存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也不会消失。社会科学理论敏锐的发现了第三世界内部由于发展差异所呈现的分化趋势，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创造的“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发展型国家”“新兴工业国家”等概念以代替第三世界的概念。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但是南北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差异仍然在事实上是最为重要的。[37]而且，这些从经济发展角度创造的概念并没有理解被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的非西方世界的本质内涵，所以并不是能够取代第三世界的有效分析概念。
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为理解国际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第三世界解释了国际结构的等级性质以及潜伏在背后的剥削机制，因此揭露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的非正当性。既然等级性国际结构并不具有正当性，那么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特别是当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质疑等级性国际结构的情况下。等级性国际结构是由西方核心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存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支配和剥削关系组成的，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西方核心国家乐于维护等级性国际结构，最多接受扩大核心国家集团的成员从而纳入第三世界的新兴大国的改革方案，因此推动等级性国际结构转变的力量以及决定等级性国际结构转变方向的力量，都只可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中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使得第三世界追求一种平等性质的国际结构，所以第三世界提供了一种等级性国际结构的替代方案。
既然第三世界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和理解国际结构转变的学理基础，那么第三世界对于我们生活时代的现实意义就更加值得关注。
首先，第三世界是保障等级性国际结构以和平方式实现转型的基本力量。国内外很多学者相信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核心国家形成的挑战，最终难以避免战争解决问题的政治悲剧。[38]此种认识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将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过程仅仅看成世界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说是新兴世界大国与守成世界大国争夺国际结构支配权的过程，因而完全忽视了第三世界在国际结构转变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将第三世界纳入理解国际结构转变过程的分析框架，那么国际结构的和平转型而非通过战争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在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和平转型进程中，第三世界从三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一，第三世界为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过程确定了目标，这就是能够增进共同利益和保障国家核心利益的平等性质的国际结构，因此限定了新兴世界大国在国际结构转变过程中的行动范围。其二，新兴大国诚然是等级性国际结构转变的重要推动者，但是新兴大国本身就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是作为第三世界的利益代表参与到国际结构转变过程中去的，如果新兴大国不能代表第三世界的利益，那么国际结构的转变就会偏离方向从而失去正当性。其三，第三世界追求的平等性质的国际结构不仅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且要增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它始终将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从而成为命运共同体作为落脚点，这就为西方核心国家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三世界约束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战略选择。要言之，第三世界在国际结构转变过程中改变了世界大国竞争的争霸性质，充当了促使国际结构转型过程超越权力斗争层面的主要力量。
其次，第三世界的现实意义也体现在它揭示了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并且也是世界各国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第三世界宛如能够充分展现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以来世界各国交往日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复杂历史过程的化石。[39]不仅第三世界国家是相互依赖的，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也是相互依赖的。更为重要方面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才能改变等级性国际结构，世界各国也只有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克服全球性治理危机的严峻挑战。在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变、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同时出现时，世界各国只有凝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拥有未来，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格局下的境遇本身就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经验，在今天同样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力量。
最后，第三世界的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上。国家治理意味着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各国的治理难题，从而实现增进公共利益和改善公民福利的目的。第三世界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不仅造福于世界上长期遭受贫穷和苦难折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几十亿人民，而且通过遏制全球性治理难题的滋生和泛滥，从而提高了全球公共福利和造福于世界人民，因此国家治理将第三世界带进了一个新时代。[40]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是全球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它们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规则的创设来推进全球性治理难题的解决，从而为不断改进全球治理水平做出贡献。在国家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政治主题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将围绕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而进行竞争，正是这样的国家间竞争能够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因此世界各国国家治理水平和全球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具备了关键条件。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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