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恩硕∣文）
当人们完全了解到1842年到1856年间中国与英国及其它列强在有关通商、传教、文化习俗等方面所发生的摩擦与冲突，也就不难理解1842年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并不是和平的真正保障，而是14年以后的另一场战争的开端。
条约签订了，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它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条约时代，现在它指望条约的执行能够为它的国内工业品寻求到规模最大的消费群体了，然而清帝却并没有认真执行条约条款的打算。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兵临城下逼迫清帝签订条约的举动只是权宜之计，事实上，清帝一直试图通过一系列现在看来颇具阿Q精神的行动来收回他在条约中失去的威严。
对于晚清帝国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所造成的损害难以用准确的数字或数据来作总的统计，而且晚清政府实际上也从中受过益，但是当我们从俄国人从晚清政府手中夺取大片土地的一系列数据统计中即可感受到晚清王朝外患的日益严重程度。
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进入广州城，尽管他们也承认进城与否与他们的商业权益之间并无实质联系，而广州城的士绅、市民则下定决心要阻止这些蛮夷进城。尽管这种反入城行动在现在看来除了能够用盲目的爱国主义排外情绪之类的字眼来解释之外并没有实际意义，但现在，广州的大员们不得不慎重地顾及到民众的排外情绪。当英国人入城的要求再次被拒绝之后，恼羞成怒的英国公使德庇时于1847年4月再次占领了广州城，但是不久徐广缙接替了耆英，徐广缙吸取他的前任耆英一再激起民愤的教训不失时宜地选择了利用士绅、市民的反英情绪来组织乡勇搞自卫活动。英国人这次退却了，但决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由于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不过这件事却助长了清帝剿夷的决心并且使得清帝认为只要动员全民众志成城就一定会打败侵略者。
中国的特殊地缘位置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中持久地与邻国保持和谐的状态，即便是在历代王朝强盛的时候，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于它的骚扰活动也不会因此而绝迹，而在王朝衰落时，周边部落政权的骚扰便会如雨后春笋般再次发生。晚清帝国所面临的地缘形势危机是，从东北部至西北部沙俄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趁机侵占帝国的边疆领土，在西部俄国与英国对于中亚的争夺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了新疆、西藏地区的安全，在西南英属印度、法属安南都可以此为跳板侵吞中国，在东南的漫长海岸线附近日本试图将朝鲜半岛至台湾岛一线据为己有并以此作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基石，在东北沙俄与日本为争夺控制权而争斗不休，而列强的炮舰和随时可能越洋而来的侵略军又时刻威胁到帝国的海上安全。以斗争求和平或许是最佳的途径，然而中国已经习惯于传统时代周边各国对它的归顺与朝贡，并且当时的清朝也很难通过斗争来谋取它所期待中的和平局面。
“就前线指挥官来说，如果从时间上加以考察，立即发现他们在与大接战前后的观点也明显不同。一般来说，在接战之前，前线将帅与后方官员的看法并无明显差异，只是在接战之后，他们才有了新的变化。”⑤
林则徐曾经有过一个雄心勃勃但很不切合实际的庞大的造船计划，他“打算建造100艘类似英国战舰的大船，50艘中小船，1000门大炮，招募6000名水兵，组建一支与英军‘追奔逐北’的强大水师。”⑥而像英国那样的海上霸主在当时的战列舰数量也只是100多艘，林则徐的造船计划如果真的得以实施，那么无疑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至少能够在数量上与英国并驾齐驱的海洋大国，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当时的财富总量与英国之间作对比时，中国完全拥有建造这一庞大海军舰队的财力，但是人们很难期待当时的清朝政府能够像工业革命后的英国那样拥有并维持着支持如此庞大海军的工业体系与社会制度形式，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典型的陆权国家，由陆权向海权战略观念转变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这种状况甚至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我们不能苛求林则徐为什么没能从中国的兵学词典中推导出像后来的海权论者马汉所提出的战列舰应当在公海作战并以消灭敌方舰队为目标的经典论述，但是像法国那样的欧陆强国正是在长期的海军避战与防守方针的指导下屡次败于英国人之手并最终丧失了争洋霸海的机遇，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还在对于海权的初次接触与幼年的探讨阶段中就期待立即掌握成熟的海权理论并以此而建立强大的海洋力量。如果中国当时的陆军足够强大就像17-18世纪法国强大的陆军能够抵消英国强大的海军优势的话，林则徐以守为战的海防策略或许能够凑效，但是当时的中国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
注解：
①《清史编年》第八卷道光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茅建海：《苦命天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③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第11版第12页。
④同③。
⑤、⑥同①，第3页，第9页。
（曹恩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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