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恩硕∣文）
事实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体系是如此发达,以致于当时的人们无论看到什么西式的器件发明,都能够立即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记载或者民间传说中找到可以将之归类于中国文明体系的蛛丝马迹。保守派作为则正好利用这种蛛丝马迹来作为论据以便显示中国文明博大精深、无需变革即足以应对各种新出现的问题，变革者则总是倾向于从古典经文中找出变通之类的权威语句以便支持他们变革的想法。李鸿章引用《易经》中“生生不息，事事可通”的经典表述来为他主张在考试制度中新增技术科提供依据。在维新派核心人物康有为所著的《孔子改制考》中更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直接将孔子主张恢复周礼的主张归结为变革本身，以此来印证维新变革是符合于圣人经典教义的。这种做法的实践者颇具讽刺意味地体现在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太平军身上，当太平天国起义于1851年爆发后不久，他们很快攻占了岳州并在岳州意外地发现了一批200多年前明朝将领吴三桂所秘密储备下来的大批军火器械其中包括一批红衣大炮，太平军就用这些火器装备自身并惊喜地发现这些200年前的红衣大炮居然仍旧可以用来帮助他们攻城掠地、一路打到南京城。
变革派与同一时期保守的洋务运动官员们的主张差异在于前者坚持进行彻底的变法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移植入清朝而后者则秉承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旨，而变革派与温和的改良派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是推行激进的变革措施还是循序渐进的变革进程，但二者的最终目的却相同即变清朝君主专制下体为日本、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下体。现实性的问题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老生常谈的中体西用说没有继续存在的充足理由了，而维新派的激进变革遭受到了残酷的封杀命运。但是，循序渐进式的制度改革主张则更像是一种介于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某种妥协思想的产物，并且持此主张的人如严复从未真正提出过可供操作的渐进式改革程序。
变法派领导人物康有为对于自己借助于变革活动而获取的准教主身份以及期待由此而被授予要职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他本人对于变法活动现实操作性的关注，维新派中不乏以变革为理想的有志之士，然而却没有一种来自于内部阵营的有力的声音将变法派从激情四溢的状态导向实务性的变革进程中来。
是维新派所首先关注的却是在首先视角中唯一合法的但并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帝，尽管人们对于变法期间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具体划分太过简单化，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维新派的选择使他们深深地卷入了帝国最高权力变革的旋涡中，并使得变法纲领不得不附属于其中的一个权力主体并成为其进行权力变动的意识形态旗帜。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厌恶缘自于这样的事实即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变法步骤无疑是在一步步将权力汇集于皇帝周围。
维新派在将自己打扮成为社会思想启蒙者的同时又跃跃欲试想要实际操纵改革进程，而他们本身则既无必备的权力支撑同时也根本无经验可以利用。当康有为在向清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之时，他期待光绪帝能够凭借他被世人所认为应当具有的贤明与威权来像日本人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样乾纲独断地推行变法，但是康有为却忽视或故意略去日本明治天皇在明治维新开始时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童这一事实，而俄罗斯彼得大帝则在在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最高统治权的情形下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的失望与整个维新派所面临的失望困境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俄国彼得大帝的变法已经距离当时的清朝太过遥远，因而近在咫尺并且在甲午战争中其成效得以验证的日本明治维新则成为了维新派所提供给光绪帝乃至国人的一个鲜活的样板。
维新派要在中国推行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变法目标，那么他们就应该采取实务性的现实主义态度云借助于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因为维新派自称掌握了西方制度文明的强国秘诀和深受西方社会开明习俗的影响，那么他们就更不应该纠缠于是由皇帝还是太后来推行变法。此处重点探讨维新变法朝廷的过程及失败的原则而不是对它的社会思想启蒙意义作出评价，是为了契合于本篇论述晚清帝国生存战略的主题，然而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扼杀却彻底葬送了晚清的生存战略。
如果说1898年的维新变法活动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的话，那么1905年的宪政改革就更像是闹剧出演之前的浓妆粉墨，然而即便是这样，宪政的假面具也很快就被国人所揭穿了，对于这场改革之前的闹剧，德国的汉学家康拉德·赛茨评论道：“可惜改革来得太晚了，它不仅再也无力拯救清王朝，而且只能加速它的垮台。”
（曹恩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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