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恩硕∣文）
假设那种二元论式的策略方式真能够有效地促使清朝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那就说明这种策略方式能够发生实效，但是，清朝的督抚大员们面面俱到、全面论述的潜在动机首先是使自己的话语听起来完整圆满和富有哲理而不是讲求实际效用，而那些从传统的经典兵法与历史著述中摘录出来的完美理论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众击寡”之类的信条从未真正发挥过实效。
中国人的评价态度总是倾向于某一个极端或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间派总是被当作是奉行中庸之道的群体，他们在颂扬一个人的善行时总是将他描绘为一种天衣无缝的圣人形象，而在抨击一个人的恶时又总是将他描述为一种十恶不赦、顽劣难驯的形象。
中国人习惯于二元论式的思维定式容易使他们对于问题的思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由一种折中方案转向另一种折中方案，在谈论到阴时必定要提到阳以便符合阴阳互补的道理，在说到战时总是要同时论及守以便战守兼备。最为典型的要数那些深受《孙子兵法》影响的军事将领们总是喜欢用一正一奇、正奇相合的言语来表达他们的作战谋略，而从不去考虑在正面作战能够迅速赢得胜利的情形下以奇制胜的做法是否显得多余。假设帝国主办海军建设的督抚大员们能够大胆地将海军建设成为海上进攻型的作战舰队或是专门用以防卫的轻型巡逻舰队，他们本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与财力建成足够强大的进攻型或防御型海上力量，但是，正是那种二元论式的中庸式折中方案使得他们将原本有限的资源与财力同时投入到一种含混式的海军建设策略之中，结果是令人谤笑皆非的-防守不足进攻也不行。
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防御力量在不到一小时之内就被法军给摧毁了，而在甲午战争中最为强大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的表现则令人大失所望，针对这种海军战略目标二元论式的含混特征，甲午战争之后再次受到清廷邀请为帝国重建海军服务的英国海军退役准将琅威理强烈地建议中国人应当首先搞清楚重建海军的目的究竟是以防守为主还是只用作为向日本复仇。在琅威理看来，中国人应当明确目标、一以贯之而不应当徘徊于几种目标之间，清朝海军建设政策的目标性冲突体现在既要立足于防守同时又期待在战争中能够使用舰队与敌舰进行决战。
清廷对于海军建设的这种二元式政策目标特征同样存在于对于陆军的军事改革中，那些主张建立新式军队的大臣们必须同时顾及清帝有关维持旧有八旗军与绿营兵生计与传统军事意义的旨意，结果陆军的改革又陷入类似于海军建设的那种二元含混式的困境之中，时而停顿时而妥协、朝令夕改谨小慎微。在部分大员提出裁减长江水师以便为购置大型战船节省经费时，反对者则坚持强调说水师作用不可偏废，清帝的折中方案是江防与海防并重，结果无论是江防还是海防都归于失败。
尽管清廷在与列强的交往中体现出懦弱与无奈的特征，并且北京的满人政府将对于臣民特别是汉人的防范甚于外国侵略者，但是对于领导清军镇压叛军的新兴官僚而言，叛军虽然是他们的死敌，然而却只是暂时性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而他们对于西方列强的防范才是持续而深刻的并且占据主导位置的。
在民族主义思维范式还是个陌生事物的时代，战争无论是对内的或者对外的都只是宫廷官僚集团和军队的事情，只有在战争深彻地刺痛或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状态时，他们才有可能会凭借自己分散而又普遍的力量力图影响和改变战争状态。
或许我们从此处也可以看出来晚清帝国的近代化纲领始终没有能够上升为长期稳定国策的机制原由：在洋务派决心实施他们的复兴战略并为此而积极进行由表及里的变革实践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整体显然只是在将前者的复兴战略当成是一种新形式的补丁，帝国的体制本能地时刻警惕和防范着不让变革的光彩外衣改变他们内里的秉性特质。
甚至于我们用拆东墙补西墙一类的说法来描述晚清政府处理它的内外政策及自强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不恰当的，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慈禧太后在北洋海军建设过程中挪用海防急需且为数甚少的海防专款来修建颐和园时，也只能惋惜当一个船长拆掉甲板的目的不是为了借以修补船底的漏洞而只是为了给自己临时制造逃生小艇的时候这艘大船沉落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而正是这种挪用经费的盲目举动降低并彻底破坏了晚清帝国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
那些从1860-1901年间的历史状况中断言晚清帝国必然崩溃的说法摆脱不了历史宿命论的嫌疑，但是如果说1901年之后的清帝国必然灭亡则是不容置疑的论断，以1911年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直接结束了清王朝的命运，但是这并不属于晚清帝国生存战略的论述范围，而选择同样不属于晚清帝国生存战略研究范围之内的清末宪政进行论述则只是为了对于晚清帝国生存中国特色的评价提供一种佐证。
儒家教义中有限的求变思想“为确信中国的新生像食品中的发酵剂发生效力一样，不会涨破盛装的器皿，就会取得成功提供了某些依据。”⑧晚清政府中那些讲求实效的最为能干的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现他们自身成为了最高统治者与国家复兴、自强任务之间的调停人而不是复兴、自强政策的彻底执行者。我们从同治年间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事件中就能对此有所了解。驻北京的外国使节们要求并有些固执地坚持一定要觐见中国皇帝呈递国书，而清明官员们则同样要求并很固执地坚持外国使节在觐见时必须要遵循中国传统历史上朝贡国使臣觐见天朝皇帝的跪拜礼节，夹在其中的我们称之为能干官员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绞尽脑汁地在皇帝、保守的官僚集团与固执的外国使节之间寻求一种妥善的折中方案，而纠缠于这类并无实质性用途的礼节活动之中又显然妨碍了他们在更具实质性用途的变革与自强政策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曹恩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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