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早期便接棒郑庄齐桓称霸中原，并且在称霸地域与持续时间上远超郑齐，是因为晋国最早诛逐公室、任用卿族。套用孔夫子的观念，晋国是最早进行系统性“礼坏乐崩”的诸侯国，使得晋国较早减轻了公族内耗的包袱，调动了中层经理们（卿族）的积极性。
协助周平王东迁的晋文侯死后，其弟曲沃成师家族经过三代人（桓庄武）的努力，以事实上的晋国分裂为代价，最终完成“曲沃代翼”。曲沃代翼中对晋文侯嫡系的攻伐清算，以及紧随其后的晋献公对本支桓庄公族的杀戮、骊姬之乱中对群公子的打击（诅无畜群公子），最终使得晋国从春秋初期便以百年之力持续消灭了晋室近亲公族的力量。
晋文公乃至晋献公以来，三军所用卿族便多为西周晋国时便分宗的远支亲戚或与晋国无关的外姓：
1.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祁皆为西周时期晋国宗室的分支，到了春秋时期，已属毫无君位继承权可言的远支疏属。
2.姬毕魏氏、姬姓贾氏、姬荀中行氏、姬荀知氏，皆为曾经与晋一同获封国甚至先周姬姓古国的后裔，更是与晋国宗室亲缘较远。
3.嬴姓赵氏、刘姓士氏（范氏）则完全是与姬姓都没关系的外姓。
晋国从此便没有了像郑齐鲁宋卫那样的消耗在有君位继承权的宗室公族，卿族势力虽然也会盘踞在政权顶层并造成祸患，但仍需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卿族的上位。加上“文武不分、将卿一体”的军政体制，以及与戎狄杂处带来的“车兵步兵并用”的军队编制及战力，使得晋国得以在明君英主（献文襄景悼）和上卿“贤相”的主持下“断断续续”地长期称霸，抗衡雄楚。
山西博物院藏晋侯鸟尊
当齐鲁郑卫宋被宗法封建色彩浓厚的宗室贵族纷争所扰乱时，晋国已然采用宗法封建色彩稍淡的远亲家族或外姓家族来共理军政。卿族并无继承晋君地位的宗法可能，这就使得晋国君权能够比深陷宗法“仁义”的中原诸国要集中得多。如果说春秋时期中原诸国的君臣仍旧是上位封君与下位封君之间的关系，那么晋国君臣则比中原诸国君臣要更接近后世的君主与官僚。这种人事体制方面的“去宗法去封建”官僚化进程，先后为晋楚赢得了春秋霸权、为战国群雄赢得了一时人才、为秦国赢得了一统，这是东周时期的历史趋势，晋国有些巧合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然而晋国一时的人事制度优势是不彻底的，既有宗法封建的余韵、又存战国官僚的先声，这就使得晋国君主只能因此取得一时的先发优势，而无法把霸业利益长久把握在君主手中。晋献公时期定下的“群公子外放诸国”规矩，既杜绝了诸子争位导致的政治动乱，也使得中军将能够利用无晋宗公族制约的执政地位掌握军政权势，并利用封建采邑制积累实力，明君尚能利用卿族之间的斗争维持晋室，庸主便只能坐看执政不断削弱晋室地位。
晋灵公给赵盾摆的鸿门宴、赵穿弑杀晋灵公、晋景公首肯的下宫之难、三郤之乱、栾氏之乱都是晋君与诸卿矛盾激化的典型事件。赵盾更是利用扶持晋成公的威势，促使晋成公颁布法令，以诸卿嫡子为（新）公族、诸卿其他子嗣为余子、公行，使得诸卿家族获得了远超传统大夫级封君的荣誉地位，为卿族势力的盘踞提供了制度保障。春秋中后期开始，诸卿不断利用新君年幼或君主昏庸的时机，代表晋君主持与他国诸侯或同样代表他国诸侯的他国大夫会盟，进一步透支晋国的外交威望，以晋肥私。
山西博物院藏赵简子墓出土匏壶
可以说，从晋灵公以来，晋君往往只能取得一时的权力斗争胜利，却无法取得长久的制度设计胜利。每次制度设计的变革都朝着有利于卿族的方向发展，本身便说明了晋君利用卿族加强集权是一把双刃剑，能长久防范公室内部的争位保持晋政稳定，却无法防范（甚至促进了）卿族势力的上位。晋国最早开始系统性礼坏乐崩，也便需要承担进一步礼坏乐崩的恶果，直到周初贵族全数下台，换上能够适应新时代秩序的新贵族。
除过晋国军政制度中卿权过重，只能依赖诸卿内斗来维持后期晋君权威的体制弊病外。晋国的珠状盆地、表里山河的山川地貌也更有利于卿家的割据，互有采邑飞地的局面也限制了任何一家的独大，单凭一家势力很难吃掉其余卿族。所以，较早分化的权力分配、犬牙交错的采邑分布、碎片化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晋国必由一分多，而不是齐国式的以一代一。
东周末年的三晋要地与战国七雄
总之，晋国的军政霸业，本身便是依靠诸卿起家的，其军政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卿辅政的不断影响，最终被诸卿削弱分割殆尽，是东周时代的必然之势。晋国靠着这个体制兴起，是超越春秋初期的整个时代的先进体制。但周末乱世的加速发展，又使得晋国不彻底的体制被需要更彻底体制的时代所反超。晋国以西周初封之族而近战国之世，春秋初年再有先发优势的制度也会积弊丛生。当晋国主君无法通过春秋初年的那种血洗公室的手法革新以应对西周末年的乱局，便只能通过六卿分晋、四卿分晋、三家分晋的逐渐彻底瓦解来为新生政权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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