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灭亡后，宦官的发展随着汉代外戚群体的崛起而相应崛起，整个汉朝宦官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几股势力争权夺势。在外戚专权中曾谈到，西汉初年，国家实行无为而治，对于丞相的权利刚开始是没有设立限制，随着丞相权利的不断发展，影响到了皇权的集中，皇帝逐渐意识到要将相权分割，于是设立尚书台这一官职体系。尚书台便成了百官之本，逐渐取代了丞相官职，而尚书台的人员任职，除了外戚就是宦官。尚书台宦官与皇帝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的关系，他们历来被皇帝利用，以达到限制其余群体的目的。
但是汉初毕竟是汉初，国家政治体系不完善，国家对于宦官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层层设限，这时宦官的发展是在夹缝里萌芽。汉初国家围绕在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中，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将国家权力交到丞相手中，不得不提及汉初布衣丞相为此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贡献力非常显明，权力的天平逐渐偏到了相权的一方，刘氏也本是布衣出身，对于权力的把控力度十分强势，大肆剪除异姓诸侯后，焦点转移到了丞相身上，君权和相权逐渐走到了对立面，这种既互相依附又各怀心思的争斗，政治局面逐渐复杂化，宦官借助这复杂局势吸取养分，开始成长壮大起来。
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
——《汉书·惠帝纪》
汉书史料最早关于宦官的记载中，是皇帝将自己的饮食健康，生活作息安排给了宦官手中，由于直接掌握着皇帝的日常饮食，关系着皇帝的 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所以此部分宦官受到格外的重视。除了照顾皇帝的起居饮食，宦官逐渐在其他各种领域活跃起来，开始插手政治事务，在吕后专政期间，宦官张释卿借用在后宫长期接触吕后的契机，为吕后巩固权利而出谋划策，得到了吕后的重视。
故《汉书·高后纪》中记载：“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这是自秦以来对宦官进行得最大一次封赏。这种分封受爵在政治上意味着宦官群体已经摆脱了奴隶性质的地位，跻身于庞大的政治群体当中，成为了高层官僚体系中的佼佼者。
以上两点政治背景，是宦官群体崛起重要的起点。
非常庆幸的一点是在治国发展的汉初，宦官发展受到来自复杂局面中的各种限制，故这种权利的斗争暂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这些因素来源于以下方面：
其一：最开始在君权和相权关系还较为平缓之时，皇帝虽然想亲信宦官，在丞相还未受到打压的时候，其权力的制约仍旧限制了宦官的发展。
其二：此时朝内还有九卿的官僚体系，以及外戚 的重重干涉，限制，也使得宦官的发展受到限制。
前面说的宦官张释卿虽得到吕后封赏，但也仅仅为一时之气，尚未有成风之势。又如《汉书·爰盎传》记载：
“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宦官趟谈因为多次受到皇上宠幸，时常暗害袁盎，袁盎感到忧虑。袁盎的侄儿袁种担任侍从骑士，手持符节在皇帝左右护卫。袁种劝袁盎说：“您在朝廷上羞辱他，今后再说您的坏话，皇上也就不会相信他了。”汉文帝外出，赵谈陪同乘车，袁盎拜伏在车前说：“我听说陪同天子乘坐六尺高大车厢的，都是国内的英雄豪杰，如今汉朝即使缺少人才，您为什么惟独与形体残毁的人同坐一辆车呢?”皇上于是笑起来，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了车。
由此可见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层层限制，在思想上也不受待见。
到了汉武帝时期，我们在外戚崛起中谈过此时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强化个人专制，限制丞相的权利，除了起用外戚群体，也把手伸到了宦官群体当中。首先是调整少府管辖的的宦官机构，精分了宦官工作种类，故此扩大了编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书谒者'官职的设立，中书谒者又称“中书令”，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宫内文库档案，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其主官称中书令。（普及：武帝时期司马迁中年以后，掌天官学识过人等原因，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恰好司马迁也是宦官。）武帝之前只有“中谒者”一官职，并没有“中书谒者”，而后又将”中书谒者“更名为'中书谒者令”，标志着宦官干政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中书谒者令”的增设，在宦官原本的机构体系也随着需求进一步扩大，如“永巷”为“掖庭”，设立八丞，宦官增置七丞。这些令丞官位的增设，宦人由奴仆的地位上升至宫内主管官员；至此以后，宦官在宫内逐渐行尚书之职，权力进一步扩大，进而参于朝政谋议，出纳诏命，退而为皇帝亲随，侍从游乐。
经过这一时期宦官插手政事的合法化，宦官专权登上历史舞台，便是早晚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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