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余年前,一批年轻的德国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些传教士自称“斗士”,将自己从事的传教工作视为至高无上的事业。到了中国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未知的命运,他们有的病死,有的被杀,有的则在华多年,从事传教、教育、医疗事业。
留了一把大胡子的薛田资(1869—1928年),来华时不过20多岁,却有着与他年龄不相吻合的老成。薛田资和在华的德国传教士一样,来自于德国南部的乡村地区。从19世纪开始,天主教放弃了以往从具有一定文化背景的中产阶级中招募神职人员的做法,开始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招募传教士。教会学校不收学费,对贫穷的农村家庭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些被招收的孩童,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教育的重点不再是教授丰富的世俗知识和神学知识,而是强调严格遵守宗教律令,频繁参与教会祈祷,以培养无畏的献身精神。(以上两段引自袁灿兴——《传教士薛田资的山东历险》)
这就是薛田资的出身和来华的背景。
1894年,薛田资随赫赫有名的天主教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到达济宁,然后被分配到巨野县张家庄教堂。不得不说薛田资是一个满怀理想,并且极其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青年人。他写过四本书,分别是《福约瑟传》、《在华二十五年》、《韩理伽略传》和《在孔夫子故乡》,相对于他的文学成就,其在开拓天主教区和开拓德国租借地方面更是居功甚伟。
借助于巨野教案,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很快在山东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德国以此为借口占据了胶州湾;又借助于日照教案(史称沂州教案),天主教得以顺利地在日照、兰山、郯城等处建筑教堂。这便是薛田资的丰功伟绩。
薛田资是天主教圣言会的第三代传教士,除了开派祖师杨森教士以外,若从为天主教圣言会在华所做出的贡献而论,第一是安治泰,第二是福若瑟(即福约瑟),第三便要数薛田资了。但是,教里教外在谈到天主教圣言会时往往只提前三人,而很少提及到薛田资的。虽然在现有的资料里找不到薛田资被人们遗忘的理由,但是从目前薛田资的译作里可以探寻到些许蛛丝马迹。
首先,薛田资并不像他本人所标榜的那样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斗士”。《在孔夫子故乡》里有一段记述“巨野教案”经过的文字,他写到:
我还没有睡熟,窗前就响起了枪声。强盗来了!我顿时跳到门边。门没有上栓,枪声接着枪声,一声可怕的叫喊划破了夜空,就像所有的恶鬼都从地狱里放出来一样,我的小屋子被外面的火把照的通明。“杀,杀!”那一群人叫喊着,邻屋窗子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接连不断的砸门声,终于传来了胜利的叫喊,接着又是一阵可怕的嘈杂声,我发现,我的门前站了两个岗哨。我手中只有一根小铁棍,是我想在必要的时候自卫用的。我丝毫没有想到来者要杀人,总以为是一次抢劫,这时候一群人从邻屋里出来,来找我这个“长胡子神父”,我的屋子连着圣器室,圣器室敞开着,我见那伙人咒骂着穿过教堂,误以为我已经跑了。又过了一会儿,教堂里变得死一样的寂静,这时候,教徒们已经集合起来,去对付凶手了。
薛田资的这段记述和案发当天其向知县许廷瑞做出的口供不符。
知县许廷瑞的勘验报告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据县属获麟保张家庄地保姚云章禀报,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十月初七日夜三更时候,教堂内被贼抗开大门二门进院行劫……讯地保姚云章、邻佑人赵振邦赵秀荣、教士薛田资供称,十月初七日夜三更时候,教堂内被贼抗开大门二门进院行劫……”。不难看出,地保姚云章在报案时的供述和后来的口供是一致的,薛田资写信阐明的经过和口供也是一致的,另外还有邻佑人赵振邦和赵秀荣的供词。知县许廷瑞综合几人所述写出勘验报告,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贼人是“抗开大门二门进院行劫”的。而薛田资此时正在大门旁守门人的一间小屋里休息,贼人进院,薛田资应该最先发现,但是为何他后来在书中写到是在窗前响起了枪声时才知道强盗来了呢?
那么枪声是什么时候响起的呢?根据十一月初八日恭亲王奕的奏折,先是惠二哑巴和雷协身爬墙进院开启大门放进众凶徒,然后惠二哑巴用刀撬拨屋门未开,此时能韩二人惊觉由窗孔开放洋枪。
据此判断,对于强盗进院,薛田资要么没有发现,要么发现了没敢吱声。
试想,十一个携刀带棍的人悉悉索索进院(薛田资后来却说有三十多个人,据我推测与现实情况不符,第一是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第二是打家窃舍的勾当不宜太多人,第三是院子太小也站不下三十多个人),在守门人房间休息的薛田资能听不到一点动静?据推测来看,应该是听到了动静,但是却因恐惧而息声。
薛田资在书中写到:“杀,杀!”那一群人叫喊着,邻屋窗子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接连不断的砸门声,终于传来了胜利的叫喊,接着又是一阵可怕的嘈杂声。后面又写到:我的门前站了两个岗哨。我手中只有一根小铁棍,是我想在必要的时候自卫用的。我丝毫没有想到来者要杀人,总以为是一次抢劫。
这一段的叙述显然自相矛盾,前面听到又是枪声又是“杀,杀”声,而薛田资却丝毫没有想到来者要杀人?更可笑的是,当教堂内变得死一样的寂静,当教徒们集合起来去对付凶手时,而薛田资则“听见邻屋传来一声可怜的喘鸣声”,才“不顾一切危险地跑出来”试图帮他的同胞一把。(参考《在孔夫子故乡》之《张家庄的惨杀和它的抵偿》)
当我看到这一段时,心里禁不住地骂了一声“虚伪”。薛田资写下这一段的目的显然是试图为自己的懦弱寻求心灵开脱,为凶案发生时他没有跳出来进行抵抗和阻止,甚至没有高喊一声以给亲爱的同胞传递危险讯号而开脱。假设在两名贼人刚刚翻墙进院时,薛田资能不顾危险地手拿铁棍冲出去,并且高声惊贼,即便贼不即退而与薛田资厮打起来,那么韩能二人在听到动静后再持手枪出屋相帮,贼势必无可逃遁,即使抓不到翻墙入院之人而被其逃脱,至少韩理二人也不会被残忍地杀害身亡。
后面他又写到:这时候凶手又回来了,声言要扒我的皮。
这段描述更是可笑,大凡杀了人后谁不赶紧逃命,从这伙贼人行劫之前就有三个同伙因为害怕提前退出(据十一月初八日恭亲王奏折)可以看出,行劫的这伙人即不全是玩命之徒又属于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有胆子再折回来?更何况此时教徒们已经集合起来对付凶手,即使有一两个穷凶极恶之徒也绝对不敢再行折返。根据知县许廷瑞的禀报,实际情况是凶手“劫得钱票衣物携脏向东北逃逸,园丁同邻佑人等追赶无踪”。而薛田资之所以虚构这一节,一是意图证明这伙凶徒来教堂行凶之目的在于他,二是为自己没能勇敢站出来与歹徒作斗争找一个心理上可以安慰自己的理由。
很明显,在撰写“巨野教案”当日案发经过时,薛田资撒了谎,撒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某些真实情况。据我多方查找资料,薛田资意图要掩盖的情况便是:在案发当时,甚至早在众贼人刚刚陆续进院时,薛田资一看情况不妙,随即窜到与守门人房间相连的圣器室,继而逃之夭夭。
这一推测的依据来自于《外交报》第172期上刊载的《德人占据胶州湾纪略》中的一段话:“……匪徒麕居数时,至侵晓呼哨而去。匪即去,教堂佣雇华人若干,与肖某(即薛某,系译音有别)等恶归……”虽然我没能查到“恶归”二字是何意,但是从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薛田资等人是待匪徒呼哨而去之后才折返教堂的。
如果说孤证不足为据,那么再援引两个记录:
德公使海靖十月二十六日照会:……一名薛田资,亦经贼匪寻觅,幸而逃脱,未经被害……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国闻报》之《山东教案九志》:……并起获德国教士被劫之行李衣服多件,业由初七夜同时被劫未经遇害在逃之教士一人,将所获行李衣服等件,面同认取,的系原物……
根据以上证据及薛田资本人《在孔夫子故乡》中前后矛盾的叙述进行分析,基本上能坐实薛田资当时不顾教友安危兀自逃遁的推测。从而亦可证明,薛田资是一个虚伪怯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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