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2）
各位老师，大家好！这里是格致教育工作坊，欢迎大家的到来。穿越时空，共读《人类简史》，感受思想的盛宴，让我们一起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谈科学革命。昨天我们说到了“科学教”，科学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宗教。我们现代的科学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教条，但是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收集各种观察结果，并用数学的工具加以整理。
从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开始，我们就开始觉得需要寻找取得全新的知识。因此主流的现代研究方法都会预设旧的知识有不足或者有错误。那么这时候的重点不是研究旧的知识体系，而是强调新的观测和实验。光凭观测和实验还不够，为了了解宇宙，我们必须整理各种观察实验结果，归纳成完整的理论。这时候，数学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
我们现代科学家都执迷于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世间的一切法则。从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开始，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你看，牛顿那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做《关于数学哲学的原理》。从牛顿之后，很多学者开始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整理成简单的公式，但是却发现这些领域用数学公式表达实在太复杂，不可能照葫芦画瓢。为了处理现实中更为复杂的层面，数学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分支：统计学。这个统计学，发展出来以后就不得了。
在1744年的时候，苏格兰的两位神职人员用概率和统计的计算方法预测了他们国家一个抚恤基金20年后的总资本为——我不得不慢一点说这个数字——58347英镑。你想啊，一个预测20年之后它能够预测到个位数。事后证明，他们的计算准确率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20年以后，到了1765年，这个基金的总资本为58346英镑。只比之前的预测少了1英镑！这可是比所有宗教先知的预言都要精准得太多了。
这两位苏格兰神职人员所用的概率计算，后来不仅成了精算学的基础，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重要概念。接着，再来谈一个人，就是那位差点儿当了英国圣公会牧师的达尔文，他又把人口统计学当做演化论的基础。请注意，这里不用“进化论”，“进化论”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时候，是有情感倾向的，好像进化都是正确的，其实进化不叫进化，叫演化，物种演变。中国古代有个学者叫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其实更加准确。达尔文就把这样一个概率计算当作演化论的一个基础，虽然没有公式能够预测生物可能发生怎么样的演化，但遗传学家还是能够利用概率计算，了解生物发生突变的可能性。这样的概率模型渐渐成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到了我们的今天，修辞学乏人问津，逻辑学只剩哲学在继续捧场，神学也只剩神学院大力支持。你想，这个修辞、逻辑、神学士古希腊学习系统的支柱性学科，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兴趣或是被强迫学习着数学。走向精确科学的趋势势不可挡，而所谓的“精确”，正是因为有了数学这个工具。就算是像语言学或心理学这种传统上属于人文领域的学科，现在也越来越依赖数学，并试图让自己看来很有精确科学的样子。
比如像尤瓦尔·赫拉利，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在这个大学里面有个心理系，心理系中有一项必修课叫做“心理学研究统计与方法概论”，要学一年。到了第二年，心理系学生还得学习“心理学统计研究方法”。你想，如果我们跟孔子说：如果想要了解人、要治愈人的疾病，你必须要先学习统计学。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孔子一定会说：儒生不可教也！你跟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去说：你们要想了解人的心灵、要普施万众，你必须要先学习统计学。他们一定是瞪大了眼睛啊！
尤瓦尔·赫拉利还告诉我们，数学其实又是一门对人类来说很头疼的学科。对人脑来说，这种数学语言很难掌握，而且结果常常与一般常识互相矛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说：重物从高处落下来，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可是，用数学的方法来推演的话，它们是同时落地啊。在当今全球70亿人口中，有多少人真的了解量子力学、细胞生物学或宏观统计学？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两期量子力学，可是，真懂了吗？我自己只是懂个皮毛啊。尽管如此，因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太多太多的新能力，也就让人类拥有了崇高的地位。虽然总统或者说将军、三军统帅可能自己不懂核物理，但他们对于核弹能做什么、有什么样的威力，可是了如指掌。
知识就是力量，真正考验的就是知识的实用性。能让我们做出新东西来的，就是知识。你看，这是不是对知识有了侠义的理解。
科技与战争就是最典型的相互推动的共生关系。今日的战争，其实都是科学的产物，但是科学发展又是由军事所资助和引导的。
我们举个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战况已经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壕沟战，。有一部电影叫做《战马》，战马倒在了哪里？倒在了两军交战的中间。其实，在一战的时候，交战双方都寄望科学家能够打破僵局、拯救自己的国家。于是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响应了号召，在实验室里发明、创造，推出了大量令人咋舌的新武器，比如飞机、坦克、潜艇，还有更加好的机枪、大炮，更加厉害的炸弹，更有甚者——毒气。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毒气、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公敌了。我们都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是，这些武器哪来的呢？就是科学家从实验室里面发明出来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科学的重要性更是一日千里。1944年底，德军节节败退，但是却顽强抵抗决不投降。给予德国军民以希望的，就是因为他们还相信德国科学家可以研发出奇迹般的武器，力挽狂澜。
虽然德国人确实在研发火箭和喷气式飞机，但是美国更加快，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已经将原子弹研发成功。大家可以想象，假如德国人抢先于美国或者英国把原子弹先研发出来，德国人会不会把它投注于战场呢？肯定会的。1945年8月，德国已经投降，不过呢日本却还在与美国死磕、负隅顽抗。如果美军要入侵日本本土，日本人已经扬言：要玉碎抵抗。什么叫玉碎抵抗，玉碎啊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必然有超过百万的美国士兵丧命。美国人一算这个帐，好了，于是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这款新型炸弹——原子弹。结果两枚原子弹在日本引爆之后，战争就此结束。
从坦克、毒气到原子弹，我们想不到的是，这种对于军事科技的迷恋其实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在古希腊的时候，或者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军事上的事情跟科学家没有关系的。在十九世纪之前，军事上的主要变革都在于组织，而不在于科技。在不同文明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科技差距有时候影响重大。但是即便如此，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要刻意制造或扩大这种差距。大多数的帝国之所以兴起，并不是因为有了形同巫术般的科技。
古罗马帝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科技上来说，古罗马并不比迦太基或者马其顿帝国更有优势。罗马的强大之处在于古罗马人有高效率的组织、铁一般的纪律和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所有的武器大致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来一个穿越，把古罗马的军队穿越到500年后的君士坦丁在位的期间，如果两军对垒的话，古罗马的胜率依然会非常高。但是再想象一下，如果把康熙大帝的军队带到现代和我们的解放军一较高下的话，那又会如何呢？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啊。你想，在八国联军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清军，带领将近20万的士兵，跟八国联军进行交战，结果是连人家毛也没有碰到一根，全军覆没。可是，这八国联军一共死了多少呢？一共20多个人，这20多个人，自己不小心搞伤的是18个，另外6个，4个印度人，2个英国人。他们不是说是被你清兵打伤的，而是因为炮弹的爆炸使得拉炮弹的马匹受惊了，结果他们从马上摔下了，轮子把他们撵伤了，最后不治而亡。
无论是在古罗马或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多数的将领和哲学家都不认为研发新武器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包括了火药的。火药的发明其实是一场意外，原本的目的是想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但火药这种全新化合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用途只是鞭炮而已。就算是蒙古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也没有哪个宋朝皇帝急着建立起中世纪的曼哈顿计划，发明某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来拯救宋朝。火炮是到什么时候发明的呢？一直要到火药发明600年后的15世纪，大炮才成了亚非大陆上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大家有没有想过，从一开始，火药就有了能够攻城略地的潜能，但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让火药付诸于军事用途？因为，很简单，火药刚发明的时候，不论是皇帝、文人还是商人、或者说士兵，都没想到新的军事科技能够救国或是致富。
第一个让火炮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就是当炮兵出生的拿破仑。就算到18世纪，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对新武器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只认为大炮有用。一直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登场，科学、制造业和军事科技才发生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从此整个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你想，机枪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发明出来了，可是正是运用就到了一战战场上面。一战战场被称之为什么？绞肉机啊！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科技时代。许多人相信，包括我自己也相信，有了科技就能解答所有问题。只要让科学家和科技研发人员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然而，科学活动并不是处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而是也像其他的文化活动一样，受到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影响。
很简单嘛，科学活动可都是要花钱的，如果生物学家想研究人类免疫系统，就需要实验室、试管、化学药品和电子显微镜，更别提还需要实验室助理、水电工人和清洁工人，这些可都是要花钱的。再来想，如果经济学家想搞清金融市场状况，就得购买计算机、建立庞大的数据库，还需要开发复杂的数据处理程序。这一切都需要经费。
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在过去500年间取得奇迹般的成果，很大程度归功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私人捐助者愿意为此投入数十亿、百亿的经费。这数十亿美元对于绘制世界地图、宇宙星图，以及将整个动物界编目的贡献，其实远超过哥伦布、伽利略和达尔文个人。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拿出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政府和企业流进实验室和大学？其实在学术界，许多人还天真地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纯粹的科学学术。他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基于利他的心态，于是提供经费给他们从事任何他们有兴趣的研究。但是，关于科研经费的现实绝非如此。
科学研究、科学家之所以能得到经费，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例如在16世纪，国王和银行业者或者说国王和银行家对于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地理探勘的人可以说是挥金如土，要多少给多少。可是，假如有个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科学家，去向国王或者银行家申请经费，对不起，一毛不拔。原因就在于，国王和银行家认为新的地理知识能够让他们征服新的土地、成立贸易帝国，能够让他们收获很多很多的利益，可是，儿童心理学研究，他们看不到什么收益啊！
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苏对战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也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核物理，而不是水下考古。根据两国当政者推测，研究核物理有助于发展核武器，而水下考古对于赢得战争大概没什么帮助。科学家本身并不一定会察觉到各种控制金钱流动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许多科学家确实只是纯粹为了求知而研究。然而，真正控制科学发展进度表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科学家。
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两难情境：有两位生物学家，拥有同样的专业技能，都想申请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甲科学家想研究一种会感染奶牛乳房、造成产奶量降低的疾病。乙科学家想研究的则是奶牛被迫与后代分开时是否会造成忧郁。假设经费有限，不可能两者都补助，那么哪位科学家该得到这笔经费？
这个问题没有出于科学的答案，因为这两个科学研究同等重要，那么给出答案的是什么呢？是政治、经济和宗教。很显然甲科学家更容易得到经费。这并不是因为研究奶牛乳房疾病比研究奶牛心理在科学上更有趣，而是乳业品从业者会从这个研究中获得利益。因此，在它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会远大于关心后者的动物保护团体。所以，科学研究开始和经济联手。
总之，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科学的进度，并且意识形态还能够决定如何使用和使用哪些研究成果。如果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样做出核弹，怎样登上月球，光研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就还不够。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当时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相关力量的合成，看看这些力量如何形塑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将它们推往哪些特定的方向。
其中，有两股力量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帝国主义，这是政治制度，政治的力量；第二、资本主义，就是经济的力量。在过去500年间，科学、帝国和资本之间的回馈、循环、往复，无疑正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要引擎。
好啦，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还是继续聊“科学革命”，让我们一起自我迭代，好好学习！
讲座时间：2017年7月22日
文字编辑：曾宝俊詹林芳陈双
录音整理：唐丽华
今日推送：宋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