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区别于西方文化，主要在于它的传统视野始终集中于世事人生、伦理政治，有一条以人本价值为内容的主线；而西方文化的思路，则是主要偏重于探求知识、科学及其应用，有一条真理主义的主线。因此要考察理解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还须从价值和价值观念的角度入手。 最能显示中华文化原本面貌的经典文献，应该说是《周易》。它算是最早的中国哲学全书。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易经》所说的“易”。“易”即“变”。《周易》所言，皆是国人在生活实践中体会到的，关于如何依靠“通变”来追求善治、平安、幸福的经验和道理。它表达了一套以（国）人为主体，以人的生存发展和平安幸福为目标的价值学说。这套学说认为，人世间的事，有变才能通，国家人民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要通变。当然变中有所不变，变也是为了保持主体的地位及其根本目标的不变。为此，《周易》提供了两条最重要的价值原理和原则：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的“天”主阳主刚，“地”主阴主柔（容）；“君子”已往多被过度宗法等级化为仅指君主圣人等大人物，如今则可以解释为“一切高尚而成功的人士”。总之，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主张要依天地之道，始终把“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作为根本的目标和的尺度，用以实施一切变与不变，做到刚柔并济，阴阳和谐，兴旺发达。 作为中国原创的、最早也最权威的价值哲学，《周易》所代表的上述思路和取向，显示了中华文化传统的特有风格。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确是在不断变化中，保持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不变精神。这种不变精神的担当者，就是世代接续着的，最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整个中华民族。 拿文化的第一形式----语言和文字来说，中华民族的语言历来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作为其统一公共形式的汉语，则从甲骨文的字体和发音开始，经历了从象形到形意兼备，从篆隶体到行楷体，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等一系列演化，才形成了现代汉语，且变化仍未结束。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动力，都是来自人的现实生活，都是为了与国人的生活和追求相适应； 再拿汉语的文学形式来说，从远古神话传说、《诗经》中的民谣，到后来接替兴起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辞、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文学探索，总是在创新着一种又一种形式，引领一代又一代风骚，并没有一个终结。所有这些变化的动力，同样也都是来自人的生活，都是为了与国人的生活和追求相适应。 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是如此，其他如建筑、服饰、饮食、医药等日常生活，到生产、科技、军事、政治等社会领域，也无不如此。凡诸为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事务，我们国人最终都能以“为仁由己”、“和而不同”的姿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在这些自我改变的过程中，固然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甚至充满了凶险和动荡，也曾陷入过长时间的僵化和停滞，但最终总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既从实际出发赢得自己的生长空间，也从实际出发延续自己的文化。这一切所显示出的，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无穷力量和宏伟气概。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精神纲领，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长壮大的文化基因、遗传密码。它使中华民族具有了宽广、从容、务实而机敏的胸襟气质，也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无数在变中求不变的经验、技巧和具体成果，包括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诸子百家学说、治政经验、礼仪风俗，到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和器物，中华各族先人传下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但必须看到，它们毕竟多属时政、规范和技术层面的成果，都是变化演进过程中的具体收获，因此有一定历史阶段性的特征，并非终极不变的样式。唯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精神本身，才是中华民族特有且不可替代的文化真身。失去了这个真身，中华民族就不再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无限生机和丰富多彩也将不再。因此，我们无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还是振兴中华文化，在探索开发它的资源时，都不应舍本逐末，只求形式的繁荣而忽视了实质的生机。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不能“只要果实而伤害果树”。 例如，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来不怕改变自己，而是处变不惊，对内对外都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兼容并蓄以成就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化，才呈现出“中（华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大源流交融汇合的新面貌。无论其中有多少得失曲折，仍有哪些未尽通达之处，事实都在于，“中西马融合”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被动变主动地面向世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正常状态，也是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进入新时代的应有表现。只有如实承认并理解了这种现实，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追求与国情相一致的文化目标，进入一种健康、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和探索情境。因为，我们的经验和目标，是要使它们融合得更好。 相反，如果无视或拒绝这一现实，而是按照某种“文化血统纯正”的主张，斤斤计较于分辨什么是“中”的、什么是“西”的、什么是“马”的，将其分而化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加以弃取，就势必陷入“盲人摸象”和“愈是病情诊断不明，愈是乱开药方”的误区。因为，这种主张就像伊索寓言所讽刺的：隔离开所有江河，我将喝干大海！----以溪流之清彻的尺度来评判大海的雄浑，其实是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中国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文化研究中心 专注中国法治进程，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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