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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贵族(二):宋襄公篇
    宋襄公,名兹甫,出生年月不详, 宋国第二十任国君。在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曾号令诸侯,试图克己复礼,成就霸业,却遭失败。虽然如此,《孟子》、《史记》仍将其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提到宋襄公,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想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批评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此一时彼一时,宋襄公作为以殷商遗民为主体的宋国的国君,充当的是殷商遗民的精神领袖,其一生践行的,是春秋后期就已经比较稀少的,守规矩、讲诚信、行仁义、敢担当的贵族精神。

    宋襄公祖先创建的殷商,《诗经》中《商颂》有一首《玄鸟》这样描绘,那个有着甲骨文和后母戊方鼎的传奇王朝的来由: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殷商六百年天下,终于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殷商灭亡,成周崛起。周朝的掌权者比较宽厚,不像后世君主,非要让前朝君王死于非命。他们给了殷商后裔一条生路。

    那就是周成王分封天下时的恩威并济:命殷纣王的哥哥微子,启承继殷祀,在诸侯列强环伺、无险可守的平原中心地带建立宋国,并授予宋国“公侯伯子男”的一等爵位的“公”国爵位。从此,殷商遗民的老老少少在周天子的统治下,保持着殷商文化的传统,在周文化的主旋律中,保持殷商的独特文化,代代相传。

    到第二十代君主宋襄公继承王位以后,不但模范遵行周天子制定的礼仪规则,行仁义之事,而且自觉站在道德高地,不惜以弱势对抗强权。他说过:“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可见周天子对殷商遗民网开一面的恩情,到了宋襄公这一代仍然感恩牢记在心,言行自觉维护仁义道德,以礼待天下人、绝不乘人之危。

    我们先从三个小故事,了解宋襄公的人生历程。

    1.让国之美

    公元前652年 ,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他在父亲面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他诚恳地劝说父亲:'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

    宋桓公将兹甫的话讲给目夷听,目夷也是谨遵仁义之人,听后不肯接受太子之位,他感慨地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  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 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

    为了躲避弟弟兹甫的让贤,目夷干脆逃到了卫国。

    2.东宫图治

    公元前651年春,宋桓公去世,兹甫即位,即宋襄公。宋襄公封弟弟目夷为相,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

    当时诸侯中的“老大”齐桓公约各路诸侯到葵丘相会结盟。在葵丘之会上,宋襄公接受了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准把灾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等等。

    葵丘之会上,一代霸主齐桓公对宋襄公一见如故,初次见面竟然委托宋襄公照顾太子昭(即后来的齐孝公)。

    3.平定齐乱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重病,齐国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冬十月七日,齐桓公饿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

    齐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救。尽管当时宋国十分弱小,但因齐桓公曾委托他照顾太子,受人之托、一诺千金!宋襄公决心全力帮助太子昭回齐国即位。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通知各路诸侯,共同护送公子昭回齐国去接替君位。由于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没有理睬宋国的通知,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了一些人马。尽管如此,宋襄公还是义无反顾地率领四国军队向齐国进发。齐国的贵族闻讯,把公子无亏等人杀了,在国都临淄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是为齐孝公。 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

    话说殷商灭亡后,殷商遗民多在齐、宋、卫、鲁这些国家。殷商遗民在周朝沦为下层人,宋襄公作为宋国国君,又是殷商王族后代,理所当然肩负着传承弘扬殷商文化的使命。

    一次会盟,宋襄公下令把姗姗来迟的鄫国国君投到睢河祭祀天神。很多人以为这是为了让它国臣服,欺软怕硬,其实宋襄公应是另有考虑。那个鄫国是夏朝后裔所建,夏朝被商朝所灭;商朝灭亡后,甑国又归属周朝。鄫国是夏朝遗民,与商朝是世仇。宋襄公那次“杀鸡骇猴”,不过是为了唤醒殷商遗民的民族意识,让殷商的遗民看到他弘扬传统维护周礼的决心。

    泓之战前,宋国大司马固向宋襄公进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可见宋襄公不仅仅是为了争霸,更是为了复兴殷商。用现代话说,宋襄公的行为更多是为了民族复兴。

    聪明的大司马固看出了宋襄公的理想执着。只是斗转星移,天命早已不再护佑殷商王族,“复兴”二字,又从何谈起?

    宋襄公明知时势如此,却不肯放弃。也许身为殷商后裔的他,有着自己的责任与无奈。面对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的强敌,明知装备、战力不如楚军,宋襄公仍然决定,背水一战!

    于是公元前638年冬11月,春秋史上著名的“泓水之战”打响了。

    宋军虽不如楚军强大,但屯驻主力于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等待楚军送上门来。如果时机选择得当,或许能打个胜仗。

    当楚军渡河时,目夷请求传令攻击。宋襄公严厉拒绝:“君子不乘人之危,仁义之师不击半渡。”等到楚军全部过河,正在摆阵势的时候,目夷又请求击鼓进攻。宋襄公又说:“君子不鼓不成列,不能贪图眼前一利,丢掉万世仁义。”

    战场上的战机往往稍纵即逝!虽然最终宋军不畏强敌奋勇争先,宋襄公冲锋在前无所畏惧,宋军还是大败。宋襄公右腿中箭,回到母台行宫养伤。公元前637年夏,宋襄公因箭伤崩裂去世。

    宋襄公在位14年,估计去世时不到40岁。他的英年早逝,也让宋国的殷商复兴大业烟消云散。

    这里有必要谈谈宋襄公战场上遵守的、后人常常嘲笑的“规矩”。

    周王朝建立之初,分封的诸侯除宋之外,非亲即故都是兄弟朋友。身为周朝大司马的姜尚(姜子牙),为了减少、避免诸侯之间刀兵相见的伤害,编撰了一部规范、处理诸侯军事关系的《司马法》。作为诸侯战争交往的游戏规则。

    《司马法》认为,战争是政治不能达到目的时的权衡(不是暴力)手段,战争必须“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出兵打仗要讲究“师出有名”,注重仪式性和威慑性,而不能一言不合大开杀戒。除非杀人可以安定社会,“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

    作为春秋时兄弟国家之间的君子协定,《司马法》有以下主要内容:

    1.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2.逐奔不过百步(敌军逃跑超过百步就不要追击)

    3.君子不重伤(对伤兵不能二次伤害)

    4.不擒二毛(不抓年龄较大的兵)

    5.不以险隘(打仗不凭借险隘)

    6.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阵势不能发动攻击)

    7.打仗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

    8.排兵布阵后只许攻击一次,不能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算输

    ……

    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譬如失败逃跑战车陷入泥沼请敌方帮忙推出的故事,历史上都比比皆是。那个时候,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小人行径。

    尼采曾经说过,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种“自尊”,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真正的贵族,在立身处世中讲原则、重规矩,时时处处符合“礼”。

    宋襄公作为殷商贵族后裔,堂堂一国之君,言行举止流露的,就是与生俱来的贵族风度。遵守礼仪,尊重对手,是他深入骨髓的观念。打仗,他要赢得堂堂正正,赢得仁义高贵!最怕的,是破坏规矩,胜之不武,被天下人耻笑。

    泓水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襄公泓水之战完败的象征性意义在于,商周以来传承《司马法》以“成列而鼓”为基本特色的礼义之兵、仁义之师,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以“诡诈奇谲”的三十六计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渐渐全面崛起。

    同时宋襄公的身死名灭,还标志着宋襄公一类的“君子”越来越没有市场,而像孙武这类擅长欺诈伎俩的“小人”左右逢源、受人追捧。值得思考的是,宋襄公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则借着《孙子兵法》和赫赫战功,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扬名千秋,笑傲青史。

    从此,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发生质的改变,“成者王侯败者寇”,成了人们衡量价值的基本尺度。现实世界通行的观念演变成: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不择一切手段。春秋时优雅的骑士精神,面对面的决斗,逐渐演变成“三十六计”式的阴谋诡计。中国人忘却了“游戏要有规则、行为要有底线”,忘记了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襄公之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正人君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不能良性发育、健康发展的极大的不幸!

    为什么孔子说“春秋无义战”?  因为所谓“大义”的战争,在春秋宋襄公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记得老子《道德经》有一句名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年少时不知所云,读也读不懂。现在研究宋襄公的风云际遇,想想宋襄公之后,战场、商场、官场“三十六计”的盛行,这才理解了老子为什么要提出“绝圣弃智”的深刻缘由。

    河南省睢县的北湖,是当地唯一的淡水湖泊,因为古城塌陷形成。西面的半个湖有美丽的湖边公园,东边的半个湖有个小岛,小岛上静静躺着宋襄公的墓地。

    宋襄公墓又称襄陵。睢县古称襄邑,就是因有宋襄公的襄陵而得名。

    历史总是留给后人去评说。有人说宋襄公固执迂腐,不懂得与时俱进;有人则说宋襄公品德高尚,是位仁义君子。是的,宋襄公也许算不上一个出色的军事家,算不上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以今天眼光看起来他这个一国之君当得相当“窝囊”。但他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人性泯灭的乱世中,绝对是一个讲礼仪、守信义、品德高尚的谦谦君子。

    宋襄公短暂的一生固执地坚持“以德服人”,即位后积极追随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业。齐桓公去世以后,他连续发起“鹿上会盟”和“盂之盟”,试图坚持殷商文化,维护周王朝的礼仪信义。在“盂之盟”会上,宋襄公坦诚示人,只身赴会,不料一言不合竟遭楚成王绑架。后经各国诸侯劝和,宋襄公才脱离魔掌。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用生命和尊严来维护周王朝礼仪的,恰恰是它取而代之的殷商遗民的杰出代表----宋襄公。这是何等的讽刺。

    为了纪念宋襄公,睢县政府在北湖的湖心岛上为宋襄公修建了一座陵墓,而宋襄公原来行宫的陵墓早已不复存在。宋襄公陵墓前,常有不知何人摆放的鲜花,这或许是今人对宋襄公高贵品质的折服和追思吧。

    最后请允许笔者以睢县人赵永峰所做“七绝”诗结尾:

    不识丛林自然则,

    偏与强敌玩义战。

    身死霸灭天下笑,

    都将此恨付湖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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