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感觉【三】
按：读书，感受着名人著作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与震撼，让自己从文章中感受着名人的见解与情怀，让自己更能用心去看世界、去感悟生活，也开阔了自己的心境。沉稳的笔触，饱满的文思，让人感受了读书带给人想象的无限空间和无穷的别样情思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梁实秋对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起初感觉不怎么样，后来才较为深刻，《四宜轩杂记·四君子》的一段话就可证明。然而现在看来，
最近读翟墨的《郑板桥'怪’在哪里》（《中国书画报》
翟墨文中说郑板桥追求的不是“古人的笔墨情趣”，而是“抒写怀抱，寄托感情”，“他（郑板桥）本人一再叮嘱人们对他的画'莫当画图看’，而要研究它的’文里机闲，字里机关’”。在四君子中，郑板桥对竹和兰情有独钟。即以竹子为例，“他画的《风竹》，四竿虽然细瘦却透着坚韧的竹子被风吹得枝摇叶舞，但是，凭着竹枝的坚劲，也凭着竹后稳定的柱石，秋风纵然尖厉也无能为力。其画题诗曰：'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一股乐观的锐气跃然纸上。”“他的《墨竹图》一口气画了十一竿劲竹。右边三竿较粗的竹子用有力的枯笔扫出，竹节坚硬，没有一片竹叶；左边粗细不等交叉了八竿竹子，除两竿最细的竹子有几片稀疏的竹叶把画面连接起来以外，其余也没画一片枝叶。这些显然是饱经风霜之后更加苍劲的竹子向人们显示：'不过数片叶，满纸俱是节。万物要见根，非徒观半截。风雨不能摇，雪霜颇能涉。纸外更相寻，干云上天阙！’”这就是郑板桥心中的竹，笔下的竹，当然也是翟墨解读郑板桥的竹。
我相信，郑板桥在创作过程中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试想，他老人家在画一副墨竹，然后又题上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时候，内心能平静吗?他是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民本精神创作的，他创作时情感波澜如风起云涌。对此，翟墨是读懂了的，翟墨的文章也帮助我们领会和感受这些。
至此，我想起著名剧作家姜朝皋的《梦断婺江》和我对它的感悟。
姜朝皋的《梦断婺江》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在金华的活动为线索，反映太平天国后期的命运，揭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内讧”说，有“寡不敌众”说，有“无革命理论革命政党”说，甚至有彻底颠覆的所谓“邪教”说……但有没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呢？姜朝皋在创作谈中讲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纸勒令书，那是侍李世贤敦促对手投降的手谕。值得注意的是，李世贤的对手不是官兵，不是洋枪队，也不是地方团练，而是聚众抗粮、闹事的农民。这就是说，造反起家的太平军又被农民造了反，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从李世贤一封致忠王李秀成的信中便可明白无误地得到印证：‘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间土匪四起……’，这正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民心相背终于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恶果”，“由此可见，太平军的失败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创作过程中，我将戏的主题提炼成两句话：‘太平军造反为百姓，为什么百姓又反太平军？’并将这两句话编入唱词，由柳彦卿（女主角）唱出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失去“民心”，失去“人民的支持”，或者说“民心向背”，这就是姜朝皋从资料、文献、文物中解读出来的真实的太平军，而《梦断婺江》则是姜朝皋创作的以太平天国盛衰为题材独具个性的历史剧。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对《梦断婺江》的评语说：
太平天国后期，侍王李世贤攻占江南重镇金华，欲重振天国雄风，终因人心离散，未能挽狂澜于既倒，走上了一条悲壮的不归路。本剧以李世贤、柳彦卿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为主线，通过相识、相知、化敌为友，展示了主人公错综迷离的人生道路，演绎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该剧透过历史文化的背景折射出太平天国败亡的车鉴，以跌宕多姿的戏剧场面展现出多灾多难的社会人生。在戏曲领域中率先以独特的视觉对农民起义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新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味和美学价值。
我写了篇短文叫《浅谈艺术生命元素》，分析剧中两个细节：女主人公柳彦卿怀抱琵琶载歌载舞，和根崽娘两次唱“侍王四月十九到”的“颂歌”提着红灯笼过场，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即“艺术生命元素”。指出“所谓艺术生命元素不是别的，就是创作中有助于刻画人物、有助于表现主题、同时又具有美学品格的各种构成和手段。这些构成和手段虽然是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或者借鉴，然而一旦融入作品，就成为作品血肉的一部分。艺术生命元素决不是外加成分，不是广告，不是包装，不是串词。”“艺术生命元素不是纯技巧问题，它常常同艺术家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从《梦断婺江》中得到的启示和感悟。
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都是一种审美活动，前者是审美创造，表现为具有个性 的艺术形象；后者是审美感悟，它是从感性形象出发，而领悟出普遍性的道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都具有主观性、主体性，都有鲜明的“我”的记印。
这里单说艺术欣赏——主要指读文艺作品——正因为艺术欣赏有主观性、主体性，具有鲜明的“我”的记印，才会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汉姆莱特”说法。但是纵然是一百个汉姆莱特，也不能离开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这一个”，不能信马由缰；同时，更不能忘记艺术欣赏是审美，而不是阐释哲学讲义，也不是考古发掘和论证。说到这里，我想到孔子。孔子在文艺理论方面无疑是有建树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肯定诗歌有感奋、认识、团结、讽谏的社会功能，同时也肯定诗歌的感染力量，即诗歌的审美作用。然而一遇到具体的问题，他就糊涂了。《论语》中有一段子夏与孔子的对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说的是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这是《诗·卫风·硕人》中的一句，是说姑娘笑得很甜美，眼神风态流动，顾盼生辉，像白绢底子上绣花绚烂无比。孔子这么解释也就够了。可是他偏不如此他要“顾左右而言他”，启发子夏领会诗中的“微言大义”。于是我们看见这位夫子看似无心其实有意地自言自语：这画儿描在雪白的底子上好漂亮哟。子夏心有灵犀，立即作答：礼在（仁）后吧？孔子没想到子夏有这么好的悟性，感动莫名：启发我的就是你子夏呀！从此以后就可以和你谈论《诗经》啰。这哪里是谈诗，这分明是借题发挥，“突出政治”。如此这般，作品的诗情画意，浪漫情怀，及其他美感都荡然无存。在这里生命突奔、内心独语、情人夜话、灵魂高蹈，所有生命的感性形式一概化为乌有。至于汉代《毛诗序》说什么“《关雎》，后妃之德也”（赞美周文王妃太姒的美德），并胡诌什么“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就走得更远了。这种离开文本不着边际的解读，现在也时有所见。我文章开头提到翟墨的《郑板桥‘怪’在哪里》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该文中有一段关于郑板桥常把荆棘和兰花画在一起的议论：“然而，他忽而以荆棘喻‘小人’，忽而又以荆棘喻护卫国家的猛士，时褒时贬，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中‘拆天’与‘补天’的矛盾。”在郑板桥荆棘和兰花为题材的绘画中竟能“看出他思想中‘拆天’与‘补天’的矛盾”，即“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郑板桥的画不就成了“政治宣言”了吗？而且，这是郑板桥的思想吗？翟墨求之过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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