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座公园，是朱启钤创建的，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1913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1928年北伐成功后，当时第一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北平沦陷时期又恢复中央公园，1945年光复以后再度改为中山公园。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曾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他是民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和古建筑学家，同时，他也是个很具两面性的人。一方面，他曾是民国后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总长，1915年又成筹安会成员，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积极分子，洪宪称帝失败后曾被通缉；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非常强的民主和民生思想。他积极主张旧时的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是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要将城市的一部分山水园林化。他懂古建，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他创建的，梁思成、刘敦桢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而中山公园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下实现的第一个城市公园。

 

1913年，清帝退了位，作为皇家专用祭祀的社稷坛，已经没有什么人关心，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的太监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粪便随处可见。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对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说：“想把社稷坛改为公园，对民众开放”。袁世凯回话：“行，你干吧，但政府没有钱给你。”朱启钤说干就干。他自己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了公园董事会，对外发布募捐公告：称：“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至今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国民之游息，切望绅商与各界名流慷慨解囊”。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款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经过了近一年的施工改造，社稷坛终于以“中央公园”之名，在1914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等，仍然是今天的主要景点。

 

 

中央公园开放后，陆续按照朱启钤的设计，在它的西南部设计了水榭和唐花坞。周围的假山，前面的小湖，这都是社稷坛中原先没有的，它们出现在公园里，是朱启钤城市园林化的体现。例如唐花坞，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最能代表典型的民国建筑。此外，朱启钤也从其他地方搬迁了许多建筑到中山公园内。如圆明园被焚毁后，遗留下来的兰亭八柱，被整体搬迁至中山公园的西南部。他还把兵部街鸿胪寺里的习礼亭，也整体搬迁到中山公园靠中轴线西南一点的地方。后来，还从河北搬来了北宋的石狮，放在了坛门外，使公园更加庄重、庄严。公园的董事会建在公园的西庑，朱启钤还一度在北部的大殿中建立了公共图书阅览室，使公园增添了文化韵味。中山公园的每一处，无不渗透着朱老的心血。

 

园中的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种植的，朱启钤对它们一一造册，安排人员精心养护。园里原来没有山水亭榭，朱启钤在于园中东面建了来今雨轩。“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

 

 

来今雨轩，真是久负盛名。如果说，民国时期北京有什么地方，是各个领域的名人都曾留下过足迹的话，那么无疑要数来今雨轩了。民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次长等军界、政界的显赫人物；无数文化界、金融界、实业界的精英，只要来过北京的，几乎无不造访来今雨轩。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钱玄同、郁达夫、徐志摩，包括到中国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的罗素和印度的泰戈尔等名人，无一例外都到过来今雨轩。三十年代末的北平沦陷时期，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京味儿小说家叫“耿小的”（“耿小的”一米八五的个子，很高，秃头）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来今雨轩，是什么地方？那是'小国务院’。”真是经典的高度概括。在来今雨轩中，达官显贵们可以讨论国是，可以谈论艺术。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基本上是在来今雨轩写完的，鲁迅翻译《小约翰》也是在来今雨轩完成的。

 

为了便于公园与故宫交通，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历代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朱启钤于1964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由他倡导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公园----北京中山公园，开放至今已过百年。朱启钤的名字，将与这所名园永载史册。